蒙古白丽蘑蘑菇圈土壤真菌多样性

通过2011—2012年间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3个蒙古白丽蘑蘑菇圈样地的调查、采集和实验室研究,共分离得到蘑菇圈内、外可培养土壤真菌26属,其中圈上分离得到19属,圈外分离得到24属,圈上、圈外共有属17属。形态和分子鉴定确认特异性地存在于蘑菇圈上的土壤真菌有印度毛壳Chaetomium indicum Corda、花序棘壳孢Pyrenochaeta inflorescentiae Crous,Marinc.M.J.Wingf两种。7月1日到9月18日期间,蘑菇圈圈上与圈外土壤真菌数量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8月11日圈上的数量明显多于圈外。种类数目除了圈外在7月24日变化较大外,其余圈上和圈外均相对平稳。蘑菇圈外土壤真菌数量和种类随着土层加深呈减少趋势,但深度为7~14 cm的土层圈上土壤真菌数量大量增加,圈外的种类丰富于圈上。分析认为蘑菇圈抑制土壤真菌的种类,但对一些特定种类的生长有利,同时圆形闭合且活跃的蘑菇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壤真菌的发生。     

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对策

2018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 对9,302种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现状进行了评估。根据大型真菌的生物学特性, 此次评估还对IUCN红色名录评估等级标准体系进行了适当调整。本文总结了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部分物种的分类学地位存在争议, 缺少汉语学名; (2)大量物种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及动态变化等信息缺乏; (3) IUCN的部分评估标准在大型真菌中难以使用; (4)物种的受威胁因素不明确, 缺乏科学定量的分析。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建议: (1)加强真菌分类学研究, 按命名规范拟定物种的汉语学名; (2)加强大型真菌的资源调查, 对重要物种和多样性热点区域进行长期定点监测; (3)引入物种分布建模等定量分析方法, 完善IUCN的评估标准, 使之更适用于大型真菌的评估; (4)鼓励公众参与, 建立交流互动平台, 扩大红色名录工作的影响, 加强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     

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研究进展

大型真菌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但由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境丧失与破碎化, 以及资源过度利用等因素, 其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全面评估中国大型真菌的生存状况, 国家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于2016年启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的编制工作。经广泛和全面收集文献资料, 依据IUCN物种红色名录等级与标准, 结合大型真菌特点和国内研究现状, 制定了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方法和流程, 动员和组织了全国相关研究力量, 对9,302种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 中国大型真菌受威胁物种(包括疑似灭绝、极危、濒危、易危)共97个, 占被评估物种总数的1.04%; 近危101种, 占总数的1.09%; 无危2,764种, 占总数的29.71%; 数据不足6,340种, 占总数的68.16%。此次评估工作汇集了全国140多位专家的智慧, 是国内外迄今为止涉及物种数量最大、类群范围最宽、覆盖地域最广、参与人员最多的一次大型真菌生存状况评估, 对我国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荧光蛋白在双色蜡蘑中的构建与表达

菌根是真菌与植物之间形成的互惠互利的营养共生体,对生态环境有重大的意义。外生菌根真菌与植物互作机制以及真菌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都需要对菌根真菌进行遗传转化,本研究以外生菌根真菌模式生物双色蜡蘑(Laccaria bicolor)为研究对象,选择细胞核中的核小体蛋白H₂B基因为目的基因,以pCEBN为表达载体,融合红色荧光蛋白,最终构建在真菌中表达的双元载体,使用根瘤农杆菌介导转化法转化双色蜡蘑菌丝,随后利用PCR对真菌转化子进行验证后,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菌丝细胞核中的红色荧光,成功将融合荧光蛋白转化菌根真菌,为后续研究菌根真菌中基因的亚细胞定位提供了实验平台。结果表明,利用双元载体和农杆菌转化方法,建立了高效的双色蜡蘑转化体系(93.33%),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到菌丝细胞核中红色荧光信号,验证了融合荧光蛋白在双色蜡蘑中的成功表达。本研究成功地构建了菌根真菌中的核小体蛋白和红色荧光蛋白融合表达的真菌转化体系。     

中国野生大型真菌受威胁程度评估、问题和对策

红色名录是制定科学、有效的物种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基础和依据。自2000年起, 中国菌物学者开始探索真菌红色名录的制定, 包括采用IUCN评估等级和标准对中国大型真菌受威胁状况进行初步评估, 但与国际上采用的IUCN标准并未完全接轨, 且评估的物种数量少, 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较为狭窄, 难以反映中国大型真菌的整体受威胁状况。我们组织全国140余位真菌专家, 采用IUCN评估等级和标准对我国已知的227科1,298属9,302种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状况进行了评估, 结果发现97种大型真菌处于受威胁状态, 并编制了首个国家范围的“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本文基于该评估结果, 并结合中国大型真菌保护现状,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建议从5个方面加强对大型真菌的保护: (1)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2)完善就地保护体系, 提升迁地保护能力; (3)深入开展野外调查, 构建监测网络; (4)加强大型真菌的科普教育, 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5)加大资金投入,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蕈菌基因组测序的进展

蕈菌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扮演重要角色,除了食用和药用价值以外很大的前景是应用于碳源回收和生物环境修复方面。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广泛应用,蕈菌的基因组测序得以实现,而蕈菌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将极大地促进蕈菌基础生物学研究,同时为珍稀物种的保育提供科学依据。在蕈菌基因组测序中,美国能源部所属的联合基因组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其"1 000 Fungal Genomes"项目。文中在概括介绍蕈菌全基因组测序的检索方法、测序技术和基因组测序类型基础上,通过文献调查和数据库检索收录了323种已完成或部分完成基因组测序的蕈菌(分属于70个科,其中有8个物种科级单位不确定),为大型食药用菌的遗传多样性的分析和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基于MaxEnt模型的蒙古白丽蘑适生区预测

蒙古白丽蘑Leucocalocybe mongolica是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但目前还没有气候变化对蒙古白丽蘑分布格局的影响研究。本研究基于蒙古白丽蘑分布数据,采用最大熵(maximumentropy)模型研究了当前和未来条件下蒙古白丽蘑的适生分布区以及影响蒙古白丽蘑分布格局的气候因子。蒙古白丽蘑适生区预测模型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值分别为0.997和0.998,模型预测结果极准确。最暖季度降水量、最冷季度降水量、温度季节性变化的标准差以及降水量变异系数是影响蒙古白丽蘑分布的主要气候因子,累计贡献率达75.2%。全球来看,当前蒙古白丽蘑的最佳适生区和高适生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蒙古国北部和中部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和蒙古国接壤的蒙古高原。在我国则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和新疆,内蒙古是蒙古白丽蘑资源分布的核心区域,且可分为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和南部的锡林郭勒草原区2个区域。在未来4种气候情景下,蒙古白丽蘑最佳适生区和高适生区向高纬度转移,形成我国分布面积下降而蒙古分布面积增加的格局。基于参考文献、实地调查分布点数据和筛选后的环境变...     

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方法和程序

在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过程中, 根据大型真菌与动植物在生物学特性上的差异, 对IUCN物种红色名录标准做了适当调整, 形成了“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等级与标准”, 即: (1)依据可见的分布地点和子实体数量来估计、推测或判断种群的波动以及种群成熟个体数量的变化; (2)以一定的时间段代替世代时长来计算种群的变化情况; (3)将“疑似灭绝”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估等级。评估基本数据来自于中国菌物名录数据库、真菌分类文献资料和专家咨询, 评估过程包括任务分工、数据收集、评估物种确定、建立评估表、初评、专家评审和编制红色名录等步骤, 最终完成《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的编制。     

中国7所高校校园大型真菌多样性研究进展

大型真菌是校园生态环境中重要的生物组分,优美的校园生态环境通常孕育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对我国7所高校校园大型真菌资源多样性研究进行了综述,校订了已报道文献中校园大型真菌的物种名录,对校园大型真菌资源的研究、保育、利用与科普等方面提出了展望,以期为校园大型真菌的生态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对IUCN红色名录等级中"Vulnerable"一词翻译的商榷

根据IUCN Red List Categories and Criteria(V3.1),作者认为把"Vulnerable"翻译成"渐危"和"易危"不十分准确,容易混淆和误导,建议把其翻译成"低危"。     

中国木兰科植物爱威胁的状况及其保护措施

木兰科（Magnoliaceae)植物是原始的被子植物,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起源中心,在地史上木兰科植物有过广泛分布,木兰科植物有重要经济作用。近年来,由于各地森林遭受强度破坏和碎化,许多种类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本文主要探讨中国木兰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和区系性质,受威胁现状和保护措施,以及木兰科植物的开发利用等。     

中国非地衣型大型子囊菌受威胁现状评估及致危因素

2018年5月22日是第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子囊菌是真菌界物种数量最丰富的类群, 其中小型种类居多, 此次参评的我国非地衣型大型子囊菌(以下简称“大型子囊菌”)包括870种。评估结果表明, 我国大型子囊菌受威胁物种有24种, 其中疑似灭绝1种、极危6种、濒危3种、易危14种, 受威胁物种占评估大型子囊菌物种数的2.76%。此外, 无危的大型子囊菌189种, 占评估物种数的21.72%, 数据不足的616种, 占评估物种数的70.80%。本文对中国大型子囊菌红色名录评估的方法、过程和评估结果等进行了介绍, 对其受威胁现状、受威胁物种的区域分布、致危因素等进行了总结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建议。分类学研究是进行红色名录评估的基础,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真菌资源调查和分类学研究仍然需要引起重视并投入资金。建议分类学工作者、保护区管理人员、业余爱好者群体和生态学家合作并广泛参与大型真菌受威胁状况的评估。     

中国鸟类红色名录评估

中国有1,372种鸟类, 其中77种为中国特有。由于资源过度利用、栖息地丧失和片断化、环境污染等原因, 中国的鸟类多样性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全面评估当前中国野生鸟类的濒危状况, 国家环境保护部支持启动了“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的编制工作。依照IUCN的标准, 对中国鸟类的受胁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通过确定评估对象、数据收集、初评、初核、复审、定稿等步骤, 集国内27位鸟类学家的力量, 完成了本次评估。结果表明: 区域灭绝(RE)3种, 分别是白鹳(Ciconia ciconia)、镰翅鸡(Falcipennis falcipennis)和赤颈鹤(Grus antigone), 极危(CR)15种, 濒危(EN)51种, 易危(VU)80种, 近危(NT)190种; 无危(LC)876种, 数据缺乏(DD)157种。列为极危、濒危和易危等级的受胁鸟类合计146种, 占中国鸟类种数的10.6%。受威胁程度最高的科是鹈鹕科和犀鸟科, 这两个科100%的物种都属于受胁种。。77种特有鸟类中有29种(37.7%)属于受胁种。陆禽和猛禽是受胁最严重的生态类群, 分别有25.2%和23.2%的种类处于受胁状态。不同行政区域受胁鸟类差异较大。本工作对于我国鸟类保护和履行国际公约等工作均有重要意义。     

The role of macrofungi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bstract

The motiv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fungi are briefly outlined. The data and methods needed for successful use of fungi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re mentioned. A survey is given of the main habitats of threatened fungi in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including data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mycoflora, the causes of decrease and possibl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value of macrofungi as bio-indicators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discussed and demonstrated with three examples: the indicator value of wood-inhabiting fungi for undisturbed forest sites; of ectomycorrhizal fungi for air pollution stress in forests and of saprotrophic fungi for the duration of undisturbed grassland use. Lists of indicator species with different indicator values for air pollution stress and grassland use are provided.     

High focus on threatened species and habitats may underm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northern Baltic Sea

Conservation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commonly target threatened species and habitats. Nevertheless, macroecological research provides reasons why also common spec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e inves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focussing solely on legally protected species and habitats in a spatial conservation planning context using a comprehensive, benthic marine data set from the northern Baltic Sea. Using spatial prioritization and surrogacy analysis, we show that the common approach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where legally listed threatened species and habitats are the focus of conservation efforts, could lead to poor outcomes for common species (and therefore biodiversity as a whole), allowing them to decline in the future. If conservation efforts were aimed solely at threatened species, common species would experience a loss of 62% coverage. In contrast, if conservation plans were based only on common species, threatened species would suffer a loss of 1%. Threatened species are rare and their ecological niches distinct, making them poor surrogates for biodiversity. The best results are achieved by unified planning for all species and habitats. The minimal step towards acknowledging common species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would be the inclusion of the richness of common species, complemented by information on indicator species or species of high importance for ecosystem function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planning for rare and common species should be evaluated, to minimize losses to biod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