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片区野生动物及其环境源大肠杆菌流行病学及耐药性调查

To prevent Escherichia coli from causing epidemic disease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Guangyuan area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GAGPNP), located in Sichua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 coli from wild animals and their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wild animals in the area. A total of 124 fecal samples from wild animals, 49 water and 70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GAGPNP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2022. 16S rRNA, the K‒B method, high-throughput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and PCR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isolate and identify the E.coli, perform antibiotics sensitivity test, and for the detection of antibiotics resistance genes and virulence gen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86 strains of E. coli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isolation rate was 35.39%. The E.coli isolated from the GAGPNP had a high resistance rate to amoxicillin (52.33%) and a low resistance rate to streptomycin, gentamicin and other antibiotics (1.16% ‒ 9.30%), and were sensitive to ceftazidime, chloramphenicol, florfenicol and trimethoprim. A large number of antibiotics resistance genes were carried, including multiple antibiotics resistance genes (83.14%), sulfonamides (55.52%), and tetracyclines (48.52%), resistace genes with a high carrying rate, while the other antibiotics resistance genes were 26.16% ‒ 35.72%. E.coli isolates carried 1 ‒ 6 virulence gene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irp2 was the highest (91.86%), followed by ompA, ibeB, and tsh, with the detection rates of 55.81%, 69.77%, and 52.33%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FyuA, fimH, and PapA were lower (17.44%, 19.77% and 1.16% respectively). None of the 86 strains of E.coli detected 5 types of diarrhoeal E.coli. This study provides an scientific data reference for the prevalence of E.coli in wild animals in GAGPNP, and provides an ecolog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zoonosis.     

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的比较

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对自然旅游地的自然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子及影响方式,已经成为自然旅游地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相关研究薄弱。以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 National Park,NF)为例,根据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从两地居民的人口属性、旅游环保期望、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旅游环境伦理观与其自然保护态度关系的角度,进行定量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两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不同因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中外差异;(2)人口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居住年限、教育水平及旅游业参与情况对新森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但性别、旅游业参与情况却影响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女性及旅游业参与者更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3)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观的影响:旅游环保期望较高、持保护主义环境伦理观的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更有可能支持对新森林国家公园进行自然保护;(4)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不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的影响,但受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越消极,越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     

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周边林缘社区野生动物冲突与管理对策研究

对2002～2004年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周边林缘社区4个村与野生动物产生冲突进行调查分析,发现野生动物主要对农作物、林果和家畜家禽造成危害。其主要原因是狩猎活动减少、退耕还林后,野生动物数量逐年增多、活动范围扩大,林缘社区出现自然减员现象,传统防范难见成效。提出解决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和冲突的对策是实施移民、调整种植结构、建立生态旅游小区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发展特色经济。     

我国蛇类资源保护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蛇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极其宝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蛇类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平衡、发展生态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蛇类资源保护管理存在着宣传缺乏、执法力度不够、法制不健全、管理艰难、开展驯养繁殖的科技攻关的合力欠缺等主要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加强宣传,加大打击力度,完善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驯养繁殖的科技攻关,不断提高蛇类资源保护管理的水平。     

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评价与保护管理对策

对濒危野生动物而言,开展生境质量评价是完善就地保护措施、提高自然保护成效的基础。蜂桶寨自然保护区位于邛崃山系中段,是大熊猫模式标本的采集地。而此前有关该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境的选择上,生境适宜性评价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本文以海拔、坡度、植被类型、食物来源等4个生态因子为指标,通过构建景观连接度模型对保护区内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保护区内大熊猫不适宜生境面积、较适宜生境面积及最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23.26、133.67和33.46 k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57%、34%和9%。从空间分布来看,最适宜生境和较适宜生境在保护区内的分布较为破碎分散,大熊猫活动痕迹点更多地集中在生境适宜程度较高的区域。为加强该区大熊猫种群的科学保护,应控制敏感区域的人为活动,确保保护区内大熊猫个体在不同生境斑块之间迁移扩散。日常保护管理工作中应重点关注与黄水河自然保护区相连区域,并可适度扩大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范围。     

1980-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供给及水源涵养功能时空变化研究

为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供给及涵养功能评估,服务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估算,基于InVEST模型,利用1980—2016年期间共7期土地利数据,结合气象数据,土壤数据,地形数据等,评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供给及水源涵养量的时间变化特征与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1)1980—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年降水呈不显著增加趋势;潜在蒸散、实际蒸散显著增加。在此影响下,园区产水量及水源涵养量总体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在不同年代,园区水资源总量经历了骤降-好转-略微降低的变化过程。降水量与实际蒸散量对园区产水量及水源涵养量影响最为显著。2)园区产水量及水源涵养量空间分布趋势一致,呈由北向南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这种空间差异主要由降水差异及地表覆盖特征引起的蒸散差异引起。3)在极端降水条件下,园区产水量及水源涵养量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差异十分显著。长江源园区生态水源对降水变化的响应最为敏感。     

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服务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研究其水源涵养服务变化对区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数地方化修正的InVEST模型,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2000—2022年水源涵养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逐像元相关和残差趋势方法辨识对其产生影响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2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量显著上升,变化速率为1.01亿m³/a,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为91.66亿m³。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有助于水源涵养服务的提升,试点建立后(2016—2022年)水源涵养量增长速率高于试点建立前(2000—2016年)。地方化的Z参数可用于相似自然条件下的水源涵养研究。(2)水源涵养量空间上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位于东南部澜沧江源园区,低值集中于国家公园北部,草原是区域水源涵养量的主要贡献地类。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和高度重要区占比小,多为各河流发源地。(3)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服务与降水呈正相关、与蒸散发呈负相关,降水发挥着主导作用。2000—2022年间,气候要素对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有所下降。(4)气候变化是驱动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自2016年国家公园试点建立后,单一气候的积极影响区域占比从98.42%下降至82.44%。气候人类共同作用和单一人类活动的积极影响逐渐显现,说明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生态保护对水源涵养起到积极作用,但仍存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叠加引起的水源涵养能力下降现象。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2017年5-9月,采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共布设154个相机位点,累计12 096个相机日,共获得9 675张有效独立照片,鉴定23种野生兽类和50种野生鸟类物种,分别隶属5目10科和9目19科,另记录到家畜5种。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前五种野生动物依次为岩羊(Pseudois rnayaur)(18.23)、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rea)(15.98)、灰尾兔(Lepus oiostolus)(5.06)、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3.39)、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2.49)。中国特有物种有荒漠猫(Felis bieti)、白唇鹿(Ceryus albirostris)、西藏马鹿(Cervus wallich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红耳鼠兔(Ochotana erythrotis)、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和地山雀(Pseudopocdoces humilis)7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20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濒危、易危、近危的物种分别有1种、6种、3种、14种。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反映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现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对策 II.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威胁及其对策

湖北后河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三大关键地区之一的川东-湘鄂西关键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所处的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县长期以来以森工产业为其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长期的木材采伐和狩猎习俗曾对该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破坏。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使其生物多样性逐渐得到了有效保护,特别是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该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依然面临多种威胁,保护区自身科学研究力量的薄弱和保护区面积相对较小,限制着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进一步扩充保护区面积、引进科研力量并提升自身人员科研素质、协调并增强区内外社区共管是该区生物多样性得到进一步保护和恢复的当务之急。     

Threatened fishes of the world: <Emphasis Type="Italic">Trichomycterus chungaraensis</Emphasis> Arratia 1983 (Trichomycteridae)

Trichomycterus chungaraensis is an endemic and endangered fish from the south high Andean plateau; mainly due to its habitat total extension thus has been calculated to be 2,910 m² and inhabiting solely in Mal Paso stream, at the UNESCO Biosphere Reserve and Lauca National Park.     

三江源国家公园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为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兽类的分布现状,2015-2017年对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野生兽类共62种,分别隶属8目19科44属。园区内兽类呈现出物种多样性高,珍稀濒危物种多,特有种多的特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兽类物种多样性G-F指数为0.77,表明该区域物种多样性处于很高水平。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个物种受威胁（极危、濒危和易危）,比例为32.26%,远高于国家整体水平;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种29种,占46.77%。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古北界青藏区,在地理分布型上,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东洋界成分为辅,以古北界高山型成分最多,有25种,且资源量大,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兽类以适应高寒气候的特殊种类为主。3个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比较结果表明,长江源园区与澜沧江源园区为共同关系,黄河源园区与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为密切关系。近些年,三江源地区的兽类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得到国内外认可,本研究结合园区生物多样性和区系特点,根据保护现状,提出了今后的监测保护建议。     

生态系统游憩服务功能维度及其形成——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已有研究主要从规模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游憩服务,较少分析其结构。结合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与旅游体验理论,基于旅游者的生态体验提出生态系统游憩服务功能维度的理论模型,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案例区,采用问卷调查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验证假设。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游憩服务包括美感体验、游憩机会与适宜环境3个功能维度,其形成受到地形、地表覆被、独特景观、景观格局、植被、保护地空间类型、天气与海拔等要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由于生态要素条件、旅游者对生态要素与各功能维度的感知和态度存在区别,生态系统游憩服务结构呈现出功能和结构差异性。研究解析了生态系统游憩服务的功能维度,深化了生态系统游憩服务研究,有助于完善生态系统游憩服务理论,优化生态要素管理方式。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对策 Ⅱ.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威胁及其对策

湖北后河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三大关键地区之一的川东-湘鄂西关键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所处的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县长期以来以森工产业为其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长期的木材采伐和狩猎习俗曾对该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破坏。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使其生物多样性逐渐得到了有效保护,特别是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该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依然面临多种威胁,保护区自身科学研究力量的薄弱和保护区面积相对较小,限制着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进一步扩充保护区面积、引进科研力量并提升自身人员科研素质、协调并增强区内外社区共管是该区生物多样性得到进一步保护和恢复的当务之急。     

三江源国家公园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分析

该研究在2017年和2018年多次野外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种子植物进行统计并分析其植物区系的组成、性质及特点。结果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种子植物50科232属832种,以耐旱耐寒的多年生草本为主,木本植物较少,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的核心分布区。(2)该公园以长江源园区植物资源丰富度最高,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依次递减,其中,有244种种子植物在3个园区内均有分布。(3)在科的层次上,小科和中等科是构成该园区科的主体,而以禾本科为代表的12个大科和较大科共同构成了该园区种子植物的优势科。在属的层次上,单种属是构成该园区属的主体,中等属所含种子植物种数最多。(4)该区科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分布类型为主,除世界分布科外,该园区的科主要体现了温带性质的分布特点。(5)该区属的分布区类型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与欧亚大陆联系紧密,以北温带分布类型为主要组成成分。(6)该区种子植物的种可分为中国特有种和非中国特有种两大类,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与横断山脉密切联系,影响该区区系的形成。非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中亚成分和东亚成分为主,北温带成分、温带亚洲成分等的共同参与和影响下形成明显的温带性质。(7)该园区种子植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活型的多样性及科、属、种的温带性质的分布特点,充分体现了园区的种子植物区系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