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仁昌与植物标本馆

经典植物分类学家与植物标本馆密不可分,标本馆所藏标本为其研究提供材料,而分类学家在野外标本采集则丰富标本馆馆藏。中国许多植物分类学家既做深入研究,又做艰辛之采集,秦仁昌便是其中一位,只是其蕨类植物研究名声过大,以致掩盖了他对标本馆的贡献。     

植物标本馆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植物学的基础分支学科是植物分类学,对这门分支学科的兴起,欧洲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前约300年,希腊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图斯将全部植物区分为乔木、灌木、半灌木和草本四大类,他同时认识     

标本馆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标本馆的起源和发展植物标本馆又称植物标本室,顾名思义是收藏植物标本的地方。这些标本通常是经过干燥后,小心装订在硬台纸板上,贴上有关的资料（包括记录采集时间、     

60年积淀,60年精彩——纪念西南大学植物标本馆60华诞

馆名变迁西南大学植物标本馆的前身为西南植物标本馆,由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教授向西南行政委员会申请,于1952年4月创建,馆址在重庆北碚夏坝,直属西南农学院。方文培教授于1951年4月从成都四川大学到北碚后,就立即筹建西南植物标本馆且任该馆馆     

标本馆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标本馆的起源和发展植物标本馆又称植物标本室,顾名思义是收藏植物标本的地方。这些标本通常是经过干燥后,小心装订在硬台纸板上,贴上有关的资料（包括记录采集时间、地点和采集人姓名的采集标签,以及由植物专家鉴定的定名签）。     

秦仁昌学派之我见

<正> 秦仁昌学派是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对其理解正在逐步深化。现在想围绕此问题浅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试谈植物分类学上的发育系统与学派的关系。我认为发育系统也可称为学说。按照学说的释义,就是学术上自成系统的见解或理论。在蕨类学的研究历史上出现过的系统或学说,大多有其相应的理论,但能发展成为学派者为数不多。按照学派的释义,就是一门学     

王文采先生与标本馆

正王文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虽然他已88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专业领域。几十年来,他以平静、平淡、平和而谦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把对植物分类学的热爱与生命融为一体,在植物学研究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2006年在庆祝王文采先生80岁寿辰之际,其弟子傅德志研究员着手主编《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下卷),书内把王先生作为第一作者的所有研究论文进行了集合整理,从而把王先生的研究路线、方法和成果展示给各地学者。该书于2011年     

高校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立与发展——以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为例

高校标本馆作为重要的科普和教学实践基地,是连接大学与社会的桥梁,在提升高校社会影响力和加快高校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高校标本馆普遍存在经费少和缺乏管理等问题。如何立足高校现状,有效解决标本采集和标本数字化过程中耗时耗力的难题,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植物标本馆,是高校标本馆建设关注的焦点之一。该文以河南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新馆建设为例,介绍了河南农业大学标本馆成立以来,充分发挥高校的人力资源优势,让学生通过实验课或野外实习积极参与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建设,基本实现了标本采集、制作、鉴定和数字化的同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效锻炼了学生能力,加深了学生对植物形态的认识,发挥了植物标本馆在教学、科学研究及科学普及中的积极作用,又极大地丰富了标本馆馆藏量,有效地促进了高校新型植物标本馆的发展。     

植物学知识的宝库——记发展中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在北京西郊风景秀丽、绿树成荫的香山脚下,有一幢拔地而起的高大建筑物,它那灰白的颜色、镶嵌着方格的外貌显得与众不同,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宛如一座绿色的丰碑,记载着我国几代植     

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现状与分析

模式标本是植物分类和命名的依据和凭证,也是植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重要基本资料。为提高模式标本的管理水平,促进其充分利用和互惠共享,该文对广西植物标本馆(IBK)馆藏模式标本的种类组成、采集地、采集年代及采集人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1)本馆完成信息数字化的模式标本共计4 645号,5 736份,隶属于170科619属2 128种(含种下等级),馆藏模式标本收集的优势科有樟科、苦苣苔科、茜草科、山茶科、兰科、荨麻科、百合科、猕猴桃科、大戟科、柿科和杜鹃花科等,优势属有秋海棠属、蜘蛛抱蛋属、马兜铃属、紫金牛属和冬青属等。(2)模式标本分别采自中国的20个省(区、市)以及其他2个国家,模式标本采集较多的省区有广西(48.19%)、海南(24.14%)和广东(11.63%)。(3)历年模式标本采集高峰期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模式标本命名高峰期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兴起,以及开展《中国植物志》编研等有关,模式标本的橱柜时间(标本采集到命名的时间间隔)平均为21年,橱柜时间最长为82年。该文还对模式标本的馆藏现状及数字化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美在这里凝固——动物标本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馆（以下简称“动物标本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是集动物系统与进化研究、动物标本收藏和动物科学知识普及三位一体的科研、收藏和科普基地,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收藏中心。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维管植物标本数据统计分析

为充分利用植物标本信息,从植物标本与物种信息系统数据库中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维管植物标本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该馆馆藏标本统计时已录入696298号、716469份腊叶标本,分别隶属于354科5813属48707种(包含亚种、变种及变型),其中包括蕨类植物59科253属2105种(包含亚种、变种及变型)、裸子植物11科64属 557种(包含亚种、变种及变型)、被子植物284科5496属46045种(包含亚种、变种及变型)。标本分别采自中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以及其它107个国家或地区(98个国家,9个地区或岛屿);国内标本采自广东省的最多,国外标本采自美国的最多。其中模式标本6351号,隶属于194科938属4373种。还对标本馆今后的采集工作提出了建议。这些数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     

世界与中国植物标本馆概况简介

简介了《世界植物标本馆索引》的现状,并对《世界植物标本馆索引》中收录的中国信息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试论植物子平台和CVH的发展简史及其地位与作用

作为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主要的子平台和最早的共享网站,植物标本子平台及其共享网站“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的发展经历了试点期、发展期、验收考核期、整改服务期和创新发展期5个时期。植物子平台和CVH的建设组织100多家标本馆完成近800万份标本的数字化表达和实现网上共享。这一成果对我国分类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物信息的发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植物子平台和CVH也成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合作的重要项目和平台。参建标本馆数字化建设能力得到提升,基本实现了信息化现代化的管理。     

十年来世界植物标本馆发展概况

<正> 1981年至1990年十年间世界植物标本馆有了很大的发展,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标本数量的增加。从统计数字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标本增加的也越快。如瑞典自然博物馆十年间增加标本160万份,以年均增加16万份的速度发展,十年增加的数字等于我们北京植物研究所标本的全部。因此其规模也由原来的第8位跃居第4位。如果以一个国家总体来说,美国则发展的最快,标本馆系统也最发达,他们占据了几个第一:大     

生物标本馆的设计与工艺要求

生物标本是从事生物区系分类、形态解剖、系统进化以及其他生物学研究的基础材料,是物种多样性的具体体现。随着生物标本的积累,我国对生物标本储藏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着重探讨了有关生物标本馆的设计、标本贮藏的环境条件以及贮藏过程中潜在危害的防治问题。     

世界植物学与真菌学的信息中心——英国邱园标本馆

邱园标本馆位于英国伦敦市郊西南部,坐落于举世闻名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正门旁,旁边有泰晤士河流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标本馆和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     

中国植物采集先行者钟观光的采集考证

基于文献与标本的研究, 本文重新梳理和考证了中国植物采集先行者钟观光先生的采集历史。钟观光是我国第一个进行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的学者, 已知其最早的标本采自1912年(采集于北京), 最晚的是1933年(采集于浙江)。目前能够确定的钟观光采集的馆藏标本计10,228份, 其中大部分保存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PEY, 4,584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PE, 2,966份)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BNU, 2,032份), 共计9,582份, 约占钟观光馆藏标本总数的93.7%。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植物标本馆、爱丁堡植物园标本馆、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等亦存有少量钟观光采集的标本(16份)。     

秦仁昌系统(蕨类植物门)总览

<正> 在讲述秦仁昌系统之前,想先简略讲讲中国蕨类植物学研究历史的概况。 中国远在周秦时代,已有蕨、绵马羊齿等蕨类植物名称的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也收入一些蕨类植物,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1848)记载了三十多种蕨类植物,并绘图说明。但我国的蕨类植物真正的科学研究则始自林奈,在他的《植物种志》(1753)一书中,包括了中国的蕨类植物10种,这些植物系由瑞典商船上的牧师Peter Osbeck在澳门     

植物学家李良庆教授病逝

山东大学植物学系主任李良庆教授于1952年12月8日因心脏病逝世。李教授为国内藻类学家,致力于中国淡水藻类的研究二十几年,他的逝世是我国科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李教授历任前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并在北大、清华、师大、辅仁等大学兼任植物学教授,1947年夏,来青岛任山东大学植物系教授,自1951年起,兼任该系系主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