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东湖磷含量的变动及其分布

本文总结了武汉东湖水体中磷含量（均以PO4计算）的周年逐月季节和年际变动及其分布上的差异（1973－1985年）。按面积加权法计算总磷的平均含量为0．244毫克／升（1983－1985年）,总溶解磷和溶解活性磷的平均含量分别为0．121毫克／升和0．051毫克／升（1981－1984年）,总磷和总溶解磷周年中出现两次高峰含量,即春季（3－5月）和夏末秋初（8－9月）。低含量出现在水温最低的冬季（12－2月）,周年中溶解活性磷高峰含量出现在冬末春初（1－3月）,低含量多数出现在春天夏初（5－7月）。东湖水体中磷含量平面分布有明显的差异,而垂直分布表层和底层差异小,各种形态磷的组成中颗粒磷所占比较最大（1983－1984年平均值）,平均占总磷63．4％,溶解非活性磷所占比较最小,平均占总磷12．0％。     

武汉东湖石龙芮生长和种群生态研究

过对武汉东湖石龙芮种群的周年野外观测结果,将石龙芮生活史划分为幼苗期、拔节期、分枝期、花果期、衰亡期、休眠期。石龙芮种群态存活曲线是DeeveyⅢ型。同时,石龙芮种子颗粒小,数量大(可达8.728×105ind/m2)是一种典型的r-对策植物。在花果期,石龙芮的最大生物量(干重)可达596g/m2,其中各器官中以叶的贡献为最大,果实次之,但干湿比以果实为最高,达0.282。通过对石龙芮种群及其生长基质喜旱莲子草植毡层株高的测量,发现两者在时间生态位上相互弥补,从而避免了生长高峰的重叠,表现出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此外,石龙芮株高和生物量之间相关显著。       

普通小球藻生长与武汉东湖水体磷形态的相关研究

本文探讨了武汉东湖水体中总溶解磷（TSP）、溶解反应磷（SRP）、总反应磷（TRP）、溶解水解磷（SHP）和颗粒磷（PP）对普通小球藻生长的生物有效利用性。进行了普通小球藻生长量与各磷形态及总磷（TP）被利用浓度的一元相关分析,进一步讨论了这些一元相关方程的不足,并用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了普通小球藻生长量（N）与所测几种磷形态被利用浓度（CTSP,CSRP,CTRP,CSHP,CPP）的相关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评价湖泊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及预测藻的生长潜力。     

武汉东湖不同湖区底泥总磷含量及变化的研究

以武汉东湖为对象,研究了1998.03—1999.02期间不同营养水平湖区底泥中(0—5cm,5—10cm)总磷的含量及季节动态。6个站平均总磷含量为1.15mg/g,同80年代初相比,Ⅰ、Ⅱ站底泥中总磷含量分别增高1.42倍和1.03倍。受污水排放影响较重的0站磷含量高达2.78mg/g,而受污水排放影响较小的Ⅳ、Ⅴ站仅分别为0.52mg/g和0.50mg/g。东湖底泥中磷年平均含量与湖水中磷年平均浓度相关系数极高(r=0.997,n=5,p＜0.02)。通过对不同湖泊的底泥磷含量、水柱磷含量和外源负荷的比较和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水柱中磷含量较高,磷负荷较大的湖泊底泥中磷含量也高。可以预测,即使东湖的外源负荷得以控制,巨大的底泥磷内源负荷将会继续对东湖水质构成威胁。     

纤维素分解菌与无机磷细菌的相互作用

大多数土壤全磷含量较高 ,但由于其固定能力很强 ,不仅有效磷含量较低 ,而且施入的水溶性磷肥很快转化为无效形态。活化土壤中无效磷库 ,提高其有效性 ,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研究结果表明 ,土壤中存在许多具活化无效磷功能的微生物 ,尤其在根际土壤中解磷微生物的数量比非根际要多[8] ,这些微生物统称为解磷菌。增加土壤或根际解磷菌的数量 ,就能活化土壤中的无效磷 ,提高磷的利用率。但土壤中的解磷菌大多数是腐生性的 ,其生长繁殖需要碳源 ,而多数情况下 ,土壤碳源很少 ,且主要是农作物残体 ,其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     

烟草内生细菌种群动态研究

经过对 7个田间种植的烟草品种不同栽培时期、不同组织内生细菌种群动态研究表明 ,不同品种内生细菌种群有一定程度差异。同一品种中有的内生细菌为常住菌群 ,有的为暂居菌群 ,带菌量根中最高 ,茎次之 ,叶中最低。在整个生育期中 ,7个品种内生细菌数量表现出从种子到出苗期大幅增加 ,从出苗期到十字期又大幅度下降 ,随后从缓苗期到伸根期再一次急剧增加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通过对烟草这一重要经济作物内生细菌种群动态变化研究 ,可为烟草病虫害生物防治和促生增产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氧化塘中细菌种群组成动态

对武汉地区氧化塘中的细菌数量、细菌种类、种群组成、优势种及群落多样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从氧化塘中分离的细菌经鉴定属于12个属,主要有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棒杆菌属(corynebacterium)、无色杆菌属(Achromobacter)和微杆菌属(Microbacterium),其它菌属是芽孢杆菌属(Bacillus)、色杆菌属(Chromobacterium)、短杆菌属(Brevibacterium)、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微球菌属(Micrococcus)、黄杆菌属(Flavobacterium)、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和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在5个小塘中,细菌数量、种群组成和群落多样性指数都有不同,这与各塘的污染程度有关。由此,多样性指数可用于监测氧化塘的净化效果。     

东湖异养细菌群落的分类结构和聚类分析

对东湖异养细菌群落结构采用系统分类和微机聚类分析方法作了比较研究。169株由东湖Ⅰ、Ⅱ、Ⅲ站水体中分离的异养细菌分别隶属于30个细菌属。其中以芽孢杆菌属居于明显优势,其次是微球菌属。在不同水域或水层,细菌的分布表现有一定的差别,但各站间多样性指数值没有明显的差异。基于113项生物学特性检测结果,采用lBM PC/XT微机聚类分析后计算各站细菌的多样性指数发现:Ⅰ站明显高于Ⅱ、Ⅲ两站,43项检测系统所得结果与此表现了一致的趋势。这与东湖各站水环境的理化分析参数是比较吻合的。作者对以上结果作了讨论。     

黄腹角雉的种群数量及其结构研究

1983—1986年在浙江省乌岩岭自然保护区,应用标图法和线路统计法,对野生黄腹角雉种群、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冬季种群约50只。种群数量有明显的季节变动:繁殖后期数量增加,秋末冬初开始明显下降。黄腹角雉繁殖力低,卵的损失率高,使种群数量上升十分缓慢。成体性比接近1:1,在各样区之间略有差异。在性比偏离1:1较大的样区,亚成体比例较高。     

武汉东湖轮虫种类组成及其分类讨论

作者根据Ｋｏｓｔｅ（１９７８）提出的轮虫分类系统对武汉东湖４个站１９９１年轮虫种类进行了分类。同时,对我国以往的轮虫分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１９９１年作者共观察到轮虫６９种,隶属于１９个科,２９个属,新记录１２种,其中,采自水样的轮虫种类有５９种,沉积物中休卵萌发的种类４１种,两者相同种类３１种,休眠卵萌发特有种类１０种,其中的盘状鞍甲轮虫、侧刺伏嘉轮虫、侧扁棘管轮虫等在６０年代的东湖水体     

武汉东湖浮游藻类物种多样性的研究

从 1994年 1月至 1996年 12月 ,每月定期从东湖四个常规采样站采集浮游藻类标本进行研究。经鉴定共发现 2 6 0个分类单位 ,隶属于 7个门的 99个属 ,其中有 2种为中国新记录。以 1995年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进行分析的结果是 :浮游藻类的种类数以绿藻门最多 ,硅藻门次之 ;各站基本上均以夏季种类最多 ,其次为秋季和春季 ,冬季最低 ;四个站中分布的种类差异不明显 ,各站都出现的种类数占全部种类数的 39.6 % ;不同的站或同一个站在不同的季节其优势类群亦不同。计算了与水体营养类型有关的浮游藻类群落的两种指标—多样性指数和硅藻商。对东湖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特征及变化与水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从浮游藻类群落的演替指出东湖的富营养化程度自2 0世纪 5 0年代以来一直在加剧。     

湖泊和地下水中异养细菌群落结构和生理特征的比较研究

对武汉东湖三个定点观测站和潜江市一深水机井中异养细菌群落的种群组成、对不同基质的反应、菌株和群落的生理特征和活力水平等方面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差异较小的东湖Ⅰ、Ⅱ、Ⅲ站异养细菌群落间的差异亦较小,具有类似的结构特征和生理活力水平,对特定基质表现了相似的作用模式;地下水中的异养细菌群落在上述几方面均显示了明显的差别。此外,在异养细菌群落结构和功能研究方法上亦是有益的探讨。     

武汉东湖针簇多肢轮虫的种群变动和生产量

针簇多肢轮虫(Polyarthra trigla)是武汉东湖的优势轮虫,1983,5—1984,4在Ⅰ,Ⅱ站分别测定了这种轮虫卵和种群密度。Ⅰ站卵的密度在0—245个/升之间,平均为27个/升,种群密度为0—6600个/升,平均为362个/升;Ⅱ站卵的密度为0—321个/升,平均为22个/升,种群密度为0—2770个/升,平均为159个/升。在5—30℃的培养温度下,卵的发育时间随温度升高而缩短,它们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回归方程表示: lnD=0.4627 1.2929lnT-0.4995(lnT)~2 用直接称重法测定该种轮虫平均干重为0.07微克。计算了针簇多肢轮虫的瞬时出生率,增长率和死亡率。用二种不同的方法测定了这种轮虫的生产量。Ⅰ站的平均日生产量,用世代时间法测得10.19微克/升,用卵比率法测得5.98微克;Ⅱ站分别为3.59和3.01微克/升。     

武汉东湖短尾秀体溞的种群变动和生产量

测定浮游动物的生产量是水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生产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量的测算可客观地评价不同种群对系统作用的大小。短尾秀体溞在我国广为分布,但其生产量在我国尚未见报道,为此笔者测定研究了东湖麦秋季的优势枝角类——短尾秀体溞(Diaphanosoma brachyurum)的种群变化和生产量。在1983—1985年间,这种秀体搔在Ⅰ站的平均种群密度依次为7.67±12.39,11.15±20.58和10.14±11.19个/升;Ⅱ站则分别为7.36±11.07,7.37±16.16和9.69±14.65个/升。最高种群密度Ⅰ站可达95.7个/升,Ⅱ站为70.6个/升。 短尾秀体溞体长与体重(干重)的回归方程为:log W=2.0411logL 0.6462 用累计总增长法测定了这种溞在1983—1985年5—10月的总生产量。Ⅰ站依次为1.193,1.120和1.692毫克/升·年;Ⅱ站则分别为1.029,0.978和1.602毫克/升·年。 短尾秀体溞(5—10月)的P/B系数,1983年Ⅰ站为77.54,Ⅱ站为59.37;1984年Ⅰ、Ⅱ站分别为63.20和50.17;1985年Ⅰ站达78.29,Ⅱ站为71.59。     

武汉东湖后湖区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结构的研究

武汉东湖后湖湖区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结构从60年代至90年代发生了十分显的变化。浮游甲壳动物的物种丰度下降非常明显,枝角类的种类数从60年代的47种下降至90年代的17种,桡足类的种类数由60年代的14种下降为90年代的9种。60年代枝角类的优势种隆线Sou一亚种在90年代被短尾秀体Sou所取代,60年代的两种优势哲水蚤－长江新镖水蚤与特异荡镖水蚤的优势在90年代消失,而60年代很少的一种剑水蚤－台湾温剑水蚤在90年代跃升为优势种。随着滤食性鱼类密度的上升,枝角类的密度从60年代至90年代显下降。哲水蚤1997及1998年的密度明显低于60年代的密度。研究表明,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物种丰度的下降与后湖湖区沉水植被的退化有关,而优势种的演替主要受滤食性鱼类密度的影响。     

武汉东湖的磷-浮游植物动态模型

本文报道了东湖的一个富营养化模型。这个模型按照1年的时间标度描述东湖藻类的生长和磷循环,其状态变量包括浮游植物磷、藻类生物量、正磷酸盐、碎屑磷和沉积物磷。模型校准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对于系统给定状态的描述是令人满意的,并且对于系统的强制函数的改变能给予合理的响应。根据东湖富营养化工程治理的初步设想,利用模型进行了东湖污水截流前后的水质预报,同时考查了截流后移出沉积物或引灌江水对于改善其水质的效果。模型所提供的各种预报可供拟定东湖治理方案时参考。     

武汉东湖的轮虫

本文根据1973—1975、1979—1982年在武汉东湖进行的调查资料,并与1962—1963年他人的研究结果对比,总结了20年来,在东湖2个采样站上轮虫的种类演替和数量的变动。轮虫的种类明显地减少。Ⅰ站由1962—1963年的68种至1982年减为44种;Ⅱ站由56种减为49种。由原来Ⅰ站种类多于Ⅱ站演变为Ⅱ站多于Ⅰ站。轮虫的数量急剧增加。Ⅰ站轮虫的年平均值由1962—1963年的687个/升至1982年上升为3,555个/升;Ⅱ站由332个/升上升为1,538个/升。轮虫总数的变动曲线呈夏季和秋季二个高峰,冬、春季轮虫的数量均很低。本文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轮虫种类演替及其数量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THE EVOLUTION OF SPIT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BACTERIOCIN‐MEDIATED ANTAGONISM IN TWO NATURAL POPULATIONS OF XENORHABDUS BACTERIA

Spite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harms itself in the act of harming other individuals. Such behaviors were once assumed to be of limited evolutionary importance, a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spite were thought to be too restrictive.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however, suggests that spatial population structure, which allows local competition among genotypes, could favor the evolution of spite. One of the clearest examples of spite is the costly production and release by bacteria of toxins (called bacteriocins) that can kill unrelated strains of the same species. Here, we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two natural populations of bacteriocin‐producing bacteria. Specifically, relatednes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field isolates. In addition, toxin‐mediated inhibitions were found only between isolates that were collected more than 1 m apart and that were generally less than 80% similar in their genomic fingerprints.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bacteria are spatially structured, with mixing of genotypes and spiteful interactions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