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府间组织对传统知识议题的态度以及中国的对策建议

传统知识是多个国际政府间组织的重要议题,各个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形成了相关报告和决议,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也表达了对于传统知识的不同见解和立场。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环境与生物;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经济与贸易;以《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社会和权利。结合我国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的已有承诺,以及丰富多样的传统知识等具体国情,建议我国需要更重视传统知识保护,并采取惠益分享的立法行动,制定以《名古屋议定书》为基础的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和惠益分享制度,以期达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传统环境知识与生物学新课程教学资源

近年来,传统环境知识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创新体系和教育发展规划的一种重要知识基础。讨论了传统环境知识的概念,传统知识作为一种课程资源在人才培养以及生物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 以澜沧与康定两县域为例

本研究依据《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调查评估了云南省澜沧县和四川省康定市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分布数量与特征, 分析了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状况, 识别了主要受威胁因素和保护空缺, 旨在为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和民族地区实施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履行。研究结果如下: 分别调查编目澜沧县、康定市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45项、98项; 这些传统知识具有明显的地区气候与自然环境特征、生产生活实践特征、传统文化特征和地区社会经济特征; 相关部门在传统知识保护管理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同时包括习惯法、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和包括祭祀、神山、神林等宗教方式在内的地方社区行动在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地方社区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 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仍不健全、受到威胁、保护意识薄弱及承载传统知识的生物资源减少是制约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主要因素。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丰富, 并且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今后应建立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 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保护传承意识; 因地制宜开展传统知识保护; 推动传统知识相关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及中国应对策略

数个国际多边协定、政府间组织和机构都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NP)、《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贸组织下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WTO/TRIPS)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等。然而, 各个国际文书所界定的传统知识内涵和外延却有所区别和侧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多民族大国, 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与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做法。作为多个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缔约方, 中国应厘清各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内涵、保护目标及国际义务, 加强国家在履行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过程中的协同增效, 从而在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谈判中统一立场, 维护国家及地方社区利益。本文系统梳理了各相关国际多边协定、组织和机构对于传统知识的界定, 以及国际多边体系在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国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现状和已有的措施, 结合当前履行国际多边协定的大背景, 提出了促进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5项具体建议, 包括: (1)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 (2)加强相关研究, 强化技术支撑; (3)加强传统知识保护的能力建设; (4)在国内履约过程中, 强化传统知识相关工作的协调; (5)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国传统知识的宣传力度。     

高黎贡山地区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Ⅱ.独龙族

采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生态学的方法,初步研究了云南高黎贡山北部独龙江流域内独龙族的农业生态系统和采集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处于近乎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独龙族与植物及植物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独龙族的农业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山地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系统中存在不少有价值的传统品种和地方品种,并以种植桤木(Alnus nepalensis)来促进轮歇地的休闲管理为特色,对保护当地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独龙族人人参与野生食用植物的采集活动,它是独龙族社会中仅次于农业生产而位居第二的重要经济活动,共采集100余种野生食用植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能代替粮食的产淀粉类植物。独龙族采集利用100多种药用植物,云黄连(Coptis teeta)和贝母(Fritillaria cirrhosa)等草药储量丰富,是独龙族用于同外界进行物资交换的主要物品。在其它植物资源的利用方面,独龙族也积累了丰富的传统知识,包括对纤维植物、染料植物等的认识和利用。桤木和董棕(Caryota urens)两个树种是体现独龙族传统植物学和生态学知识的代表种类。独龙族对植物的传统知识,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论传统知识的概念与保护

近年来, 传统知识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论坛已成为焦点议题。然而, 传统知识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分析相关国际公约有关传统知识的概念的基础上, 结合作者过去几年在中国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工作, 提出与生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可分为以下5类: (1)传统利用农业生物及遗传资源的知识; (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 (3)生物资源利用的传统技术创新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惯法; (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本文还针对目前传统知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开展传统知识调查、整理、编目、继承、发展、保护和推广应用的各项措施, 并提出建立国家法规制度, 以确保公平公正地与地方社区和土著居民分享因利用传统知识而产生的惠益。     

传统知识,两个《公约》共同关注的焦点——裴盛基谈两个多样性(二)

对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有三种解释,第一是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第二是文化表达知识,包含着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解说或人与自然相处的知识;第三是传统医药知识。所以传统知识在两个文件里都是关注的焦点。     

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多样性

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是对生物资源进行识别和利用的传统知识系统。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这类传统知识显示出其在科学、经济、文化乃至粮食安全战略方面的价值。本研究根据《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 对我国青海省土族聚集区的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编目, 并借鉴生物多样性测度方法, 创建了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对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编目现存的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共424条; (2)土族传统知识的α多样性指数D_TK = 0.67, 表明其传统知识多样性较高; 土族传统知识的β_wtk多样性指数在不同的县域差异较大, 表明其在县域之间存在差异, 在空间上分布不连续、不均匀。本研究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数验证了传统知识的定量研究方法, 说明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不仅可用于定量研究表征区域传统知识的多样性, 揭示不同空间区域内的分布特征, 还可为未来构建传统知识的定量研究体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 明确面临的主要压力和保护空缺, 可为相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指标是开展评估的主要工具, 但是目前尚未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指标体系的文献报道。我们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 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基本特征、主要威胁因子、保护和传承措施, 初步构建了区域和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评估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专家咨询, 确定了30项指标, 其中压力指标7项、状态指标14项、响应指标9项。这些指标不仅可以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综合评估, 还可以对其基本状况、受威胁状况、保护与传承状况、相关遗传资源进行单独评价。此外, 基于评估参数计算的数据需求, 我们借鉴国内外民族植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的主要研究成果, 建立了“全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体系”, 并通过试点调查进行修改完善。 “全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以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为主, 并辅以生物学和生态学调查;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目标群体进行抽样, 确定访谈对象。     

传统生态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框架

传统生态知识是民族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国外已有多年的研究基础,国内的相关研究正是方兴未艾。通过文献查询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介绍了国外已有的传统生态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框架的3个模型:知识-实践-信仰的三角形框架;本土经验知识-资源管理知识-社会制度知识-世界观知识的四椭圆框架;事实观察-管理体系-旧有及当下利用-伦理价值-文化特征-宇宙观的五边形框架。结合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立体的传统生态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模型,强调了传统生态知识的动态特征,将民族对于自然的被动认识和主动认知、民族人际关系规范、民族的哲学与伦理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传统生态知识进行了分类,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建议。最后总结了这个立体的传统生态知识分析框架的意义,并建议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展和应用民族生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