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进展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总体来看,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主要围绕关键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物种等保护对象的状态以及变化两个层面进行, 并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保护了多少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能否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一系列科学问题。然而, 在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方面, 还缺少针对上述研究领域的系统性综述。为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及其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系、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其保护成效等近20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以及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系主要围绕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在某一阶段的状态开展研究, 致力于探究自然保护地“保护多少” “代表性如何” “在哪儿保护”等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同时, 自然保护地内的生物多样性会随着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以及自身演替等发生时空动态变化, 基于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变化分析, 各国学者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单个自然保护地进行了大量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 并逐渐发展出了自然保护地内外配对分析方法以提升保护成效评估的精度, 进而识别出不同自然保护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出了展望, 主要包括: (1)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状态和变化; (2)开展多目标协同的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布局; (3)强化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的识别、调查与监测; (4)提升自然保护地的质量和连通性; (5)探究自然保护地管理措施与保护成效的关联机制。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与实施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优化方面提供参考与借鉴。     

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普遍存在着科学管控难、统一管理难和资金供给难等问题, 即便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也不例外。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设计了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役权制度, 以探索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并能体现生态补偿的适应性管理方法, 包括: 细化主要保护对象的管理需求, 结合土地利用类型, 确定实施保护地役权的空间范围; 辨析保护需求和原住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形成正负行为的准则并以行为清单的形式体现; 从生态系统监测指标改善情况、正负行为遵守情况和社区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制定地役权制度的评价方法; 据此形成地役权合同, 明确供役地人和需役地人的权责利, 形成考虑保护绩效的生态补偿方案。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自然保护地因为权属不一致造成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破碎化问题, 缓解社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南方集体林地占比较高的自然保护地具有适用性。     

中国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分析与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对策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是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近年来, 中国已关注到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交叉的问题, 并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为落实这一战略, 需要对现有保护地的彼此关系与空间分布进行系统研究。为此, 本研究收集了8,572个不同类型和级别自然保护地的坐标、生态系统类型、行政区域及边界等信息, 筛选出1,532个具有空间重叠、管理部门交叉的自然保护地, 计算地理集中指数并采用ArcGIS软件进行了核密度分析, 得出空间重叠保护地分布的生态地理区、生态系统类型、交叉管理部门、所在省份等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显示: (1)鲁中山区、太行山、大别山、天目山-怀玉山、皖江等生态功能区的自然保护地重叠最为严重(核密度Mean > 6, Max > 8), 其中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天目山-怀玉山区为重叠保护地密度高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目前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域中仅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三处位于保护地重叠高密度区; (2)原主管部门中, 原国家林业局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交叉管理保护地数量最多, 为294个; (3)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状况明显高于其他省区, 而晋冀豫与皖鄂赣这两处三省交界处重叠程度更高, 其他多处三省交界区域也存在保护地的中度重叠。故上述生态地理区、原主管部门与行政区应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先普查区域与优化整合重点对象。基于重叠保护地核密度热点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 对不同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优先性与类型提出了初步建议, 以期为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紧迫需求提供参考。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

理清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与分布格局是加强空间管控、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的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基于ArcGIS空间数据的处理、分析与可视化表达等功能,结合韦恩(Venn)图在空间层面上量化分析了公园范围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保护情景下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含有6类自然保护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5.13%,其中40.68%为交叉重叠区域。(2)各类自然保护地皆存在大面积的交叉重叠。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72.53%,其中45.89%为交叉重叠区域;其他类自然保护地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60.87%,其中66.48%为交叉重叠区域。(3)猫点密度与自然保护地的交叉重叠程度呈现逆向增长趋势,区域的重叠水平越高,猫点密度越低。(4)自然保护地整体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高于重叠区。自然保护区是整体猫点密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其非重叠区密度明显高于重叠区;森林公园非重叠区与水利风景区重叠区呈现较高的猫点密度。(5)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中,位于自然保护区的猫点密度远高于其他重叠区。由此可见,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原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体量大但空间关系复杂,不同区域间的保护效能既不平衡也不充分。建议将研究区内自然保护区的非重叠区、位于自然保护区的世界遗产地区域、森林公园的非重叠区以及水利风景区的重叠区等作为大熊猫的核心保护区,施行严格保护;将自然保护区的重叠区、世界遗产地的其他区域作为生态保育区,恢复受损退化的大熊猫栖息地及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将其他区域作为一般控制区,在有效维护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的前提下适度开展人为活动。同时,建议对空间重叠和邻近相接的区域开展科学评估,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唯一属性。另一方面,我们期待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统筹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松体制之绑"。     

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管理问题与调整策略

在现代自然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历史关系中,人类活动总是处于关键角色和矛盾焦点。早期将人隔离在自然系统之外的堡垒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逐步被更加包容的保护所替代,尤其是纳入地方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Berkes,2007;Garnett et al,2018;Rai et al,2021)。管理保护地人类活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但同时强调要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必然涉及到监测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体验和社区发展等多样化的人类活动。把握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平衡人类活动的范围、方式和强度,是实现国家公园"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重大任务。本文从试点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主要特征出发,探讨我国试点国家公园重要人类活动的管理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调整策略,以期为国家公园的制度设计及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自然保护地政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研究自然保护地政策的生态成效有助于未来更好地开展自然保护地保护和治理。以三江源地区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覆被转类指数考察了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特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刻画了自然保护地政策生态成效在自然保护地内外的空间差异性,结合最小二乘法和实地调研结果探究了保护地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地政策实施以来,三江源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越来越明显,未利用地转化为生态地类是促进生态提升的最主要的用地变化类型。集中连片分布的大型保护地生态成效明显,而分布零散且靠近行政边界的小型保护地生态成效相对较小;尽管保护地生态成效优于非保护地,但保护地与周围地区的生态提升具有同步性。保护地政策通过在保护地内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显著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同时通过采取限牧禁牧、引导转业转产等措施减轻了农牧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未来应推动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网络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公园和周边区域的一体化保护和联动治理,帮助农牧民进一步拓宽生计方式。     

大兴安岭地区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保护空缺分析

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唯一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区, 具有全球重要性和特殊的自然保护价值。本研究针对该地区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未全部纳入保护地范围以及保护地分布破碎化的现状, 在建立物种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 生成该地区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10 km × 10 km物种空间分布数据, 并结合土地利用、植被覆盖、海拔和坡度等与栖息地相关的辅助数据, 分析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的现有空间分布格局, 以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作为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的丰富度指标, 通过将现有保护地范围与物种空间分布进行叠加, 得到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的保护空缺。结果显示: (1)现有空缺区域内濒危、易危和近危物种均有分布, 主要保护空缺对象有黑嘴松鸡(Tetrao parvirostris)、紫貂(Martes zibellina)、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等; (2)保护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额尔古纳市北部和呼玛县西部等地。尽管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的空间分布与现有保护地范围基本匹配, 但不同地理空间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保护空缺; (3)保护空缺主要有两种类型, 即尚未受到保护的空白地区和未被完全纳入现有保护地的空缺地。基于以上结果, 建议针对两类不同的保护空缺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如对于根河市与牙克石市交界处未建立保护地的保护空白区, 建议新建保护区或保护小区; 对于重点保护和珍稀动物未被完全纳入现有保护地体系的区域, 如内蒙古阿尔山自然保护区北部外延的空缺地, 建议通过对现有保护地进行相应程度的扩建, 完善现有保护地体系, 从而促进大兴安岭地区重点保护及珍稀动物的保护进程。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思考与建议综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国自然生态系统面临挑战, 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突出, 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因此, 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 这种体系兼顾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两方面。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成立, 目的是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游憩条件。这一独特的形式有效地将保护自然环境与休闲游憩相融合。基于查阅国内外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现状以及对贵州省黔西南州自然保护地实地评估调查, 发现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诸多问题: 1)保护地划定范围不合理导致保护价值低或没有保护价值; 2)保护地范围交叉重叠导致管理机构重叠设置; 3)保护地法律法规不完善; 4)管护资金短缺、人员配置不合理; 5)保护与发展问题突出等。针这些保护地体系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关于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议: 1)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 统一管理机构2)借鉴先进立法经验, 加快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 3)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完善人员配置; 4)把握我国国家公园发展的正确方向, 缓解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研究

治理模式的选择在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适宜的治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国内外保护地体制机制研究大多集中在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分析、体制机制构建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全球尺度上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系统分析,尤其是对于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的治理模式呈现何种结构,以及各类治理模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等更未涉及。为弥补此短板,对IUCN全球保护地数据库中全球保护地的治理模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主要呈现以"政府治理"为主,其他治理模式为辅的多样化状态,并且治理模式随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及保护地类型的不同呈现差异性;进一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结构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呈现一个较明显的双中心"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形成以"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机构"、"地方政府部门/机构"为主要治理模式,"合作管理"为次要治理模式的核心圈,在边缘处形成以"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为主的独立中心,说明保护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机构"与"通过非营利组织",以及"通过社区"、"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政府授权管理"这两组治理模式内部的治理模式间呈现较强的关联性,这表明同一国家/地区倾向于同时采用有关联的保护地治理模式。     

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2015年12月起,我国陆续启动了三江源、神农架、武夷山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唐芳林等,2019;臧振华等,2020)。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担着破解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的重要使命。目前试点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统一分级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保护力度持续加强,社会参与有序扩大,产生了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管理体制机制、资金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黄宝荣等, 2018;臧振华等, 2020)。     

华宁县林权管理配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通过对华宁县开展林权管理配套工作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存在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遗留问题、林业服务中心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和林业投融资体制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的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加强队伍建设和规范森林资源评估机构等的解决对策。     

国外生态保护地体系对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依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实施最为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将天然或近天然的区域划作保护地、建立生态空间体系对物种及其生境进行保护。在国际上虽未有“生态保护红线”这一提法, 但是划定生态保护区域的做法是相似的。作者基于相关文献, 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地系统, 以及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生态保护地(区)体系的保护地面积和管理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大多数国家的生态保护地(区)的面积在5-40%之间, 并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职能部门或成立了多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 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对比我国现有保护地体系的空缺分析以及保护地分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整合与优化我国现有各类保护区域, 通过重要性、敏感性评价对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境保护方面作用最为重要的土地优先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内, 面积比例以占到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0%以上为宜。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我国现有部门职能分工, 建议强化环境保护部门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能, 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我国自然保护区资金机制改革创新的几点思考

目前国际上自然保护地的资金投入规模远远低于实际需求, 未来融资机制需要创新, 包括吸引和利用外部资金、鼓励自行经营创收、基于保护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交易收费等, 其中鼓励创收主要指的是财政手段(例如生态税)、收益共享机制、管理成本共担机制、金融交易(例如碳排放交易)等。政治领域的制度规范、经济领域的市场、价格政策等都会影响保护地的融资机制, 保护地未来的融资机制将更多地依赖于财政、金融、市场、贸易相互结合的多元化融资手段。我国自然保护区目前存在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资金规模太小, 支出结构不合理、缺乏周边社区补偿和收益共享机制等问题。为此, 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保中央财政承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管理经费; (2)在充分发挥生态旅游服务付费、资源使用付费等传统产品(服务)收费型融资手段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森林碳汇交易和保护区绿色产品认证等新的市场交易型融资渠道; (3)利用境外资金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能力建设; (4)积极争取国内不同社会团体的资金支持, 条件允许的保护区可通过多方联合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成本共担机制以及与周边社区的收益共享机制。(5)在资金使用方面, 在保障保护区工作人员基本薪酬福利的前提下, 将剩余资金包括经营收入优先用于核心保护业务的投资上, 同时加强资金的监管。     

全球陆地保护地与城市距离变化分析

在城市用地和保护地都快速扩张的背景下, 保护地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然而这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城市对保护地的负面影响具有尺度效应, 且随着距离的接近, 负面影响也将加剧, 因此保护地与城市距离的远近可成为衡量负面影响大小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全球保护地和大城市及城市用地分布数据, 对全球、洲际、地区和国家尺度1950-2010年城市与保护地距离的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在4个尺度上, 保护地与城市的距离都在不断缩小。欧洲和西欧是保护地与城市距离最近的洲和地区, 而大洋洲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则是距离最远的洲和地区。在面积排名前20的保护地大国中, 中国是保护地与城市平均最近距离最小的国家, 其与5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最近距离在2010年仅为143.5 km。(2)根据城市与保护地距离的现状及其变化, 可将保护地排名前60的国家分成5类: (a)距离很近, 靠近速度慢, 如西欧国家; (b)距离近, 靠近速度适中, 如中国、美国; (c)距离较近, 靠近速度快, 如沙特阿拉伯、厄瓜多尔; (d)距离较远, 靠近速度较慢, 如巴西、加拿大、俄罗斯联邦; (e)距离远, 靠近速度较快, 如澳大利亚、非洲大多数国家。(3)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多生物多样性较高的保护地将面临被城市影响的境地。该结果以期引起大家对全球保护地与城市距离急剧缩短现象的关注和警惕。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从而实现物种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以及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就地保护是实现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本文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报道。总体来看, 我国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已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在建设的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的保护连通性。自然保护区总体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保护了90%以上的哺乳动物和97%的兰科植物。此外,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亦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对“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待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缺;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商机制;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探索阶段等。在此基础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与展望: (1)制定更为具体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2)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 (3)以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4)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5)完善长期监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青藏高原陆生维管植物分布及其保护

青藏高原孕育有丰富的维管植物,且以濒危、特有和狭域物种众多为特点,其保护对维护区域生物生态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因历史原因,已建保护地对区域维管植物的保护效率较低,急需开展面向维管植物保护的青藏高原保护地体系优化研究,以提升其保护效率.本研究通过揭示青藏高原维管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识别热点地区、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评估已建保护地和保护优先区的维管植物保护效率,进而提出面向维管植物保护的青藏高原已建保护地优化策略.结果显示,(ⅰ)青藏高原维管植物多样性分布整体由东南至西北递减,热点地区主要位于横断山区和东喜马拉雅山地;(ⅱ)识别的16个保护优先区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东南部、南部和西北部,其对青藏高原维管植物的保护效率为97%以上;(ⅲ)已建保护地对区域维管植物(7.32%)及其濒危(4.81%)、特有(8.28%)和狭域物种(0.98%)的保护效率均较低,仅覆盖约1/4的保护优先区,青藏高原维管植物保护存在明显的保护空缺;(ⅳ)将本研究识别的Ⅰ级保护空缺(仅占青藏高原国土面积6.5%)用于保护地体系优化,可有效提升已建保护地对青藏高原维管植物的保护.本研究为探索面向青藏高原维管植物...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基于保护地快速评估和优先性确定方法

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之际,对保护地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价可以识别保护地面临的威胁与压力,确定保护地管理工作的优先性。研究以保护地快速评估和优先性确定方法(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RAPPAM)为基础,结合福建省省情优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53处自然保护地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识别自然保护地面临的主要压力与威胁,分析保护地管理上的优劣势,并选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识别有利于减轻保护地威胁的相关管理环节,为福建省保护地管理工作的优先性调整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福建省自然保护地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压力依次为火灾、种养殖、虫害、环境污染和旅游,其中,环境污染与旅游对保护地的影响严重。(2)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水平总体一般,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保护地普遍存在多头管理、管理投入不足、管理实施计划缺失等问题。(3)由斯皮尔曼关联性分析可知,保护地管理过程与投入的提升有助于降低火灾、虫害、种养殖的威胁。环境污染和旅游威胁受宏观经济发展、保护地及周边用地规划影响显著。     

基于多种类型保护地的红松林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空缺分析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面临重大变革,正逐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着重解决保护地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往的保护空缺研究主要与自然保护区分布相叠加,本研究基于多种自然保护地形式对红松林生态系统的保护情况进行综合保护空缺分析,将有助于自然保护地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提高保护效力。结果显示:有红松分布的县级行政区域内,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都呈集中分布,其他类型保护地对自然保护区起到平衡和补充的作用;所有类型保护地的综合空缺分析表明,仍然有52.83%的红松林生态系统存在保护空缺,未来需要在现有保护地基础上增加适宜类型的保护形式。本文针对红松林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空缺问题,在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和统筹规划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参考建议。     

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

自然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稳定起着积极作用。社会生态评价有助于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采用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景观生态指数等指标对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果进行评价,以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为指标,对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生态效果：2000-2015年自然保护地的NPP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保护地建立后NPP下降趋势有所减缓。景观破碎度增加、斑块形态复杂化。草地、农田、城镇等人类主导景观斑块空间集聚性增强。除部分偏远地区人类活动影响减小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人为活动扰动依然较强。其中,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地比重增加、生产用地比重下降,自然景观得到一定恢复;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生产用地比重增加,尤其是草地优势度进一步增大,生态压力加大。2）社会经济效果：1990-2015年自然保护区人口密度、农业产值总量显著低于生态功能区,但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显著高于生态功能区。保护地建立后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都有增加,人口密度生态功能区增加更显著,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增加更显著。今后,对自然保护区要强化管理、控制人类活动,对生态功能区要着力缓解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冲突,提高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针对性,探索保护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与切实保护相协调的新途径。     

北京市自然保护地生态效益及其影响因素

自然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发挥着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重要的生态效益。北京市共5类79处自然保护地,是首都重要生态屏障,但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效益有着重要影响。核算了北京自然保护地的5种典型的生态效益,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效益的差异,并基于冗余分析法探究了2种自然因素(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和4种人为因素(人口密度、建设用地比例、耕地比例和道路密度)对生态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1)北京自然保护地总体生态效益：北京自然保护地生境质量高,生境质量指数均值高达0.88;其它4项可价值化的生态效益中,水源涵养价值最大,固碳价值最低。(2)各类自然保护地之间生态效益比较：除生境质量外,其它4个生态效益之和,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显著高于其它3类自然保护地;湿地公园的生境质量显著低于其它4类保护地,而这4类保护地之间生境质量并无显著差异;从水源涵养的生态效益来看,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显著低于其它3类自然保护地。(3)人为干扰因素(影响水平为38.92%)对生态效益的影响程度远高于自然因素(影响水平为16.63%);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和固碳效益主要受人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