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江口化工园区及其邻近区域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秋冬季分布特征

为了解椒江口化工园区及其邻近区域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分布特征,评价工厂排污对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态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在椒江口共设置6条潮间带采样断面,于2007年10月和2008年1月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野外调查.研究结果如下:(1) 秋冬两季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75种,其中秋季64种,冬季29种;(2) 物种数呈现河口外断面高于河口内断面的变化趋势;(3) 在各断面软相基质站位,化工园区及其邻近区域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组成差异较大,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差异不显著;(4) 与国内其他河口近几年的调查数据相比,椒江口潮间带发现的大型底栖动物种数较高,且存在开敞型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种数大于内湾河口潮间带的现象.     

海洋大型底栖动物对海岛开发的生态响应——以宁波大榭岛为例

以开发时间长,产业密集的国家海岛开发试点大榭岛为例分析、评价了海岛开发的潮间带和近岸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响应。通过对大榭岛岩礁相、泥沙相潮间带以及近岸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和数量分布的分析,同时与该岛周围开发程度较弱的几大海岛的类似生境中大型底栖动物状况进行比较。结果发现:(1)大榭岛岩相潮间带断面牡蛎科(Ostre idae)和藤壶科(Balan idae)等科的物种栖息密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低;(2)泥沙相潮间带底栖动物状况与其他海岛差别不显著;(3)大榭岛近岸海域底栖动物种数少于其他海岛近岸海域,且前者不倒翁虫(Sternaspis scutata)和小头虫(Capitellacapitata)等多毛类物种栖息密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低,群落结构与其他区域相差较大;(4)环境质量的生物评价结果显示,大榭岛近岸海域扰动程度高于其他海岛近岸海域。此外,从海岛开发的规划与功能定位、工程设计与施工工艺、相关人员意识形态三方面提出了一些保护和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对策。     

泉州湾蟳埔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时空分布

为了比较泉州湾蟳埔潮间带沙滩、互花米草滩和牡蛎石泥滩3种生境(3个潮层)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对3种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季度定量取样。在3种生境共获得85种大型底栖动物,其中环节动物39种,软体动物20种,节肢动物21种,刺胞动物、扁形动物、纽虫动物、星虫动物和脊索动物各1种。多维标度排序(MDS)分析表明,春季和冬季泉州湾蟳埔潮间带3种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相似性较低;夏季和秋季互花米草滩与牡蛎石泥滩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相似性较高,而与沙滩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相似性较低。沙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较明显,其次是牡蛎石泥滩,而互花米草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较不明显。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随着潮层降低而增加。单变量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表明,不同生境之间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栖息密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度指数有显著差异,但生物量无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沙滩的物种数较少,栖息密度较低,但优势种弧边招潮蟹(Uca arcuata)个体较大,互花米草滩和牡蛎石泥滩的优势种为加州中蚓虫(Mediomastus californiensis),个体相对弧边招潮蟹小。不同季节之间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栖息密度、生物量和丰度指数有显著差异,但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元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沙滩物种数少,但个体分布比较均匀,而互花米草滩和牡蛎石泥滩物种数较多,个体分布较不均匀。以上结果表明,潮汐、沉积物粒径和生境是影响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主要因素。潮汐导致潮间带的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导致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差异。     

辽宁獐子岛马牙滩潮间带及近岸海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为摸清辽宁獐子岛潮间带及近岸海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的分布现状和群落受扰动情况,作者于2011年11月中旬在马牙滩潮间带和近岸海区采集大型底栖动物,采用优势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Bray-Curtis相似性聚类分析、MDS标序和ABC曲线等方法,分析该区域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特点.结果表明,在潮间带共鉴定大型底栖动物39种,优势类群为多毛类、甲壳类和软体类;优势种均为多毛类,即小头虫(Capitella capitata)、多美沙蚕(Lycastopsis augenari)、仙居虫(Naineris laevigata)和短叶索沙蚕(Lumbrineris latreilli);平均生物量为25.76±41.08 g/m2,以软体动物占优势;平均栖息密度为315.11±160.73个/m2,以多毛类占优势;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1.17±0.89,0.74±0.17和1.80±1.09.近岸海区共鉴定大型底栖动物40种,优势类群为多毛类、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优势种包括4种棘皮动物和1种多毛类,即紫蛇尾(Ophiopholis mirabilis)、日本倍棘蛇尾(Amphioplus japonicus)、短叶索沙蚕、心形海胆(Echinocardium cordatum)和浅水萨氏真蛇尾(Ophiura sarsiivadicola).近岸海区的平均生物量和平均栖息密度分别为218.86±152.24g/m2和700.00±471.51个/m2,均以棘皮动物占优势.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1.40±0.60,0.64±0.19和2.04±0.78.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潮间带不同潮区间和近岸海区不同断面间群落差异显著.ABC曲线分析显示,獐子岛潮间带底质环境受到中度扰动,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近岸海区受到轻度干扰,群落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     

灵昆岛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生态位分析

2003年11月至2004年8月,在温州湾的灵昆岛东滩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采样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33种,隶属7门8纲21科。主要为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多毛类,其中高潮带25种,中潮带30种,低潮带14种。通过对不同季节不同潮带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数据进行成对t检验分析,结果认为各潮带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分布有明显差异,而大型底栖动物密度的季节变化不明显。对定量取样中获得的21个物种以Shannon-W iener指数为基础进行了生态位宽度测定,以P ianka重叠指数为基础进行了生态位重叠值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沙蚕(N ereis jap on ica)、纽虫和线虫的生态位较宽,均为2.80以上,它们之间的生态重叠值也较高,均为0.90以上。以密度数据四次开方为基础,利用欧氏距离进行群落物种的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21个物种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潮间带广布种、中高潮带常见种、狭布种和偶见种,通过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分析也支持以上结果。3类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均有不同的表现,与物种的分布与数量相关。研究表明,物种生态宽度、物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值与物种的分布与数量密切相关,反映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中各物种对生境资源的利用能力的强弱。     

福建海坛海峡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次级生产力

为了解海坛海峡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现状,我们于2005年10月、2006年4月在位于台湾海峡北端的海坛海峡设置6条断面,依据<海洋监测规范第7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GB17378.7-1998),进行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采样.共采获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228种,其中多毛类77种、软体动物75种、甲壳动物52种、棘皮动物7种、鱼类5种、其它类群动物12种.年平均生物量(湿重)为12.14 g/m2,年平均密度为571.5 ind./m2 .在数量组成中,软体动物占优势(314.2 ind./m2, 5.38 g/m2),其次是多毛类(20 4.7 ind./m2, 3.35 g/m2).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3.419, 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3.271, Pielou均匀度指数0.780, 群落特征表明海坛海峡潮间带生态环境属正常状况.年平均去灰干重2.19 g(AFDW)/m2,依据Brey(1990)的公式计算,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3.72 g(AFDW)/ (m2·a),年平均P/B值为1.74 a-1,表明海坛海峡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中,个体小、生命周期短、繁殖力高、栖息密度大的种类对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的贡献较大[动物学报 54(3):428-435,2008].     

江苏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及次级生产力

为研究江苏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资源变动状况,于2014年5月、8月、10月和2015年3月在江苏潮间带布设9条断面开展了4个航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共采集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78种,其中环节动物39种,软体动物为23种,甲壳动物12种,其他类群4种;年平均丰度78.64 ind·m-2,年平均生物量13.01 g (AFDM)·m~(-2),年平均次级生产力和P/B值分别为8.57 g (AFDM)·m~(-2)·a~(-1)和0.66;与20世纪80年代江苏滩涂调查和"908"专项调查相比,江苏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主要类群未发生变化,均以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为主,种类数量有所下降;江苏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次级生产力中潮区与高、低潮区间差异显著(P 0.05),季节间无显著差异(P 0.05)。     

黄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2013年2月、5月和8月对黄河入海口附近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调查工作涵盖3个季节2条断面的样品,分析了黄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包括群落种类组成、丰度和生物量、优势种、多样性,采用CLUSTER聚类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并用AMBI和m-AMBI对底栖群落和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估。本次调查共鉴定出大型底栖动物52种,其中,多毛纲动物24种,软体动物14种,甲壳动物12种,鱼类1种,纽虫1种。多毛纲动物为该海域底栖群落的主要成分,占据了群落总种数的46.15%。从季节来看,物种数春季最高(38种),夏季则处于最低水平(16种)。群落丰度和生物量均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丰度在春季达到最高,为3 549.33 ind/m2,远高于冬季的256.67 ind/m2和夏季的100.67 ind/m2,其中扁玉螺(Neverita didyma)是丰度的主要贡献者,贡献了全年群落总丰度的75.44%。生物量春季最高,夏季次之,冬季最低。在全年尺度上,甲壳动物的日本大眼蟹(Macrophthalmusjaponicus)是生物量的主要贡献者,占据总生物量的49.86%。群落的季节变化也得到了群落CLUSTER分析与SIMPER分析结果的验证。这与黄河入海口附近底质不稳定,易受侵蚀、环境条件如盐度等具有明显季节差异,以及一定程度的人为扰动密切相关。AMBI和m-AMBI的分析结果显示,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较好,仅受到了轻微扰动影响。     

长江口九段沙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规律

2004年11月至2005年10月,调查了长江口九段沙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季节变化及其土壤因子影响,共调查到大型底栖动物30种,主要由甲壳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及昆虫幼体组成,光滑狭口螺(Stenothyra glabra)、堇拟沼螺(Assiminea violacea)、焦河蓝蛤 (Potamocorbula ustulata)、中国绿螂 (Glaucomya chinensis)和谭氏泥蟹(Ilyrplax deschampsi)为优势种,且生物密度四季变化明显.春季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处于最高水平,多样性指数最高.夏季密度和生物量最低,物种多样性也较低,分布较不均匀.秋、冬季生物种类数与生物量差异不显著,生物密度冬季较秋季高.春、夏、秋季底栖动物种类数、密度和生物量均未与土壤因子达到显著相关水平.冬季土壤湿度与有机质含量与底栖动物密度显著相关.     

宁津近岸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特征和季节变化

宁津海域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南北黄海交界处. 根据2007年1、4、7及10月4个航次(冬、春、夏、秋)对宁津近岸海域大型底栖动物调查资料,采用优势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Bray-Curtis相似性聚类分析以及MDS标序等方法,分析了该区域内大型底栖动物的生态学特点和季节变化.结果表明： 该区域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243种,其中多毛类动物96种;软体动物43种;甲壳动物77种;棘皮动物13种;其他类群动物14种.各季度优势种有变化也有重叠,拟特须虫和日本倍棘蛇尾为4个季度共有优势种.调查海域年平均生物量为9.5 g·m^-2,最高生物量出现在春季,最低出现在冬季;年平均丰度为219.6 ind·m^-2,最高丰度出现在冬季,最低出现在秋季.物种多样性指数(H)变化范围2.82～3.23,物种丰富度指数(D) 2.28～2.75,物种均匀度指数(J) 0.82～0.86.聚类分析结果表明,4个航次群落分布格局均包含近岸群落和远岸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水深和底质等环境因子密切相关.     

黄河口岔尖岛、大口河岛和望子岛潮间带秋季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调查

2005年11月(秋季)对位于黄河口的岔尖岛、大口河岛和望子岛三岛的高、中、低潮带(岔尖岛:C1、C2、C3;大口河岛D1、D2、D3;望子岛W1、W2、W3)所设的9个采样站进行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分析所获得的样品.结果表明,本次秋季调查共采到大型底栖动物34种,其中多毛类种类最多,13种,软体动物11种,甲壳动物8种,其他类群2种;大型底栖动物总平均栖息密度为164 ind./m2,总平均生物量为61.12 g/m2;9个采样站底栖生物的种类组成和数量特征有较大差异,其中物种数最高的为D3站,最低的为C1站.黄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态特征主要受底质、潮汐、季节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山东东营和烟台潮间带海草床食物网结构特征

为了探明海草床内主要生物类群间的营养关系以及食物网结构, 作者于2018年8月分别在东营黄河口潮间带和烟台西海岸潮间带海草床采集大型底栖生物样品, 采用δ ¹³C和δ ¹⁵N稳定同位素方法, 对生物样品的碳、氮同位素组成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 东营海草床内生物的δ ¹³C、δ ¹⁵N值范围分别为-21.99‰至-12.13‰和5.23‰-11.05‰, 烟台海草床内生物的δ ¹³C、δ ¹⁵N值范围分别为-18.11‰至-14.06‰和6.60‰-10.22‰。东营海草床主要生物的营养级范围为2.00-3.85, 烟台海草床主要生物的营养级范围为2.00-3.15。根据δ ¹⁵N值计算所得的营养级图分析可知两区域海草床内初级消费者主要为滤食性双壳类和多毛类, 次级消费者为植食性或杂食性甲壳类,肉食性鱼类和腹足类。与近海海域大型底栖生物食物网相比, 海草床内底栖生物的营养级均值普遍较低。     

胶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生态

潮间带是沿岸带位于最大高潮水面到最小低潮水面之间的区域,处于陆海过渡带,生物资源非常丰富,也是受各种理化环境因子以及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区域。我国近年来对各地不同类型的潮间带进行了一些生态调查研究,包括对胶州湾也进行了数次生态调查,如劭晓阳等(2001)研究了浙江省岛     

胶州湾西北部潮滩湿地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

2009年2、5、8和11月进行了7个断面35个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调查,选取高潮区(A)、中潮区(B、C、D)和低潮区(E)研究了胶州湾西北部潮滩湿地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组成及其时空变化.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71种,主要种类为软体动物(31种)、环节动物(20种)和节肢动物(14种).潮区A、B、C、D、E物种数分别为26、33、35、38、31.依据食性将主要底栖动物划分为肉食者、浮游生物食者、碎屑食者和杂食者4个功能群.各功能群物种数占总物种数的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是肉食者、浮游生物食者、碎屑食者和杂食者.各功能群中肉食者的多样性指数最高,杂食者最低.各功能群的丰度、均匀度指数、多样性指数一般都是中潮区较高,高潮区和低潮区较低.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分布随潮区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是对生境状况的综合反映.     

盐城自然保护区射阳河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空间分布与季节变化

2008年11月—2009年10月,在盐城自然保护区射阳河口潮间带按月份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取样。共得到大型底栖动物16种,隶属3门4纲15科,为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甲壳类和环节动物多毛类,其中,潮间带米草丛6种,高潮带光滩7种,中潮带光滩13种,低潮带光滩7种。对潮间带各样点的物种数、密度、生物量以及不同样点的生物多样性指数Margalef指数(S)、Shannon指数(H)、Pielou指数(J)和Simpson指数(D)进行样点-季节间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样点间物种数、密度和生物量差异极显著(所有P<0.01),三者季节间差异均不显著;样点间H、D和S差异显著(所有P<0.05),季节间差异均不显著;而季节间和样点间J差异均不显著。对四季4个样点的群落进行聚类和排序分析发现,中、高潮带光滩界限不明显,潮间带米草丛和低潮带光滩界限明显。结果表明:生境条件的不同是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同一生境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季节间差异不显著。     

黄海特定断面夏秋季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特征

根据2001年8月和2002年8、9、10月共4个航次,在黄海特定断面的10个站采集到的大型底栖动物样品,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物种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度指数,Bray-Curtis相似性系数聚类分析和MDS标序等方法,分析了该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的生态学特性。调查共得到定量样品36个,经分析鉴定有大型底栖动物182种,其中多毛类环节动物54种,软体动物29种,甲壳动物66种,棘皮动物17种,其它类群生物16种。相对于邻近海区,物种丰富度指数较小,物种多样性指数相似,均匀度指数较高;各航次中4、5号站种数明显较少,而生物量和栖息密度没有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通过该断面大型底栖动物的研究发现,可将研究区域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为沿岸广温性群落、温带性群落和暖水性群落,各群落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性;主要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在2001年和2002年出现较大变化,而在2002年的8、9、10月的种类组成保持相对稳定。     

The biodiversity of macrobenthos from Jiaozhou Ba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nimal species biodiversity of macrobenthic fauna in the Jiaozhou Bay (South Shandong Peninsula, Yellow Sea) is repor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5 investigation cruises carried out from February 1998 to November 2001. In analyzing the data,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and species evenness and richness indice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trends of variation of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species assemblages in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y, the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 abundance of macrobenthic fauna in Jiaozhou Bay. A total of 322 species of macrobenthic animals were found in the bay, of which 133 species belong to 44 families of Polychaeta, while 92 species belong to 42 families of Crustacea. The average number of species per sample station ranged from 8 to 26. The Shannon-Wiener indices were very different among the samples, with the highest being recorded from Station 8 in November 2001, and the lowest from Station 9 in August 2001. The number of species, the Shannon-Wiener indices, and the species richness indices from Stations 7 and 9 were generally lower than those from other stations. This is because both the stations are situated at areas with a strong current and where the sediment is coarse sand. Although the richness index of species and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were high in Station 3, the Pielou evenness index was the lowest of all the sampling stations. This is because the station is located near the culture area of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where a high abundance of clams caused low evenness.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abundance greatly affected the biodiversity, and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primary productivity were also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biodiversity. Pollution and overexploitation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wer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macrobenthic biodiversity. In order to find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and protect living marine resou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biodiversity of macrobenthos in the Jiaozhou Bay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The biodiversity of macrobenthos from Jiaozhou Ba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nimal species biodiversity of macrobenthic fauna in the Jiaozhou Bay (South Shandong Peninsula, Yellow Sea) is repor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5 investigation cruises carried out from February 1998 to November 2001. In analyzing the data,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and species evenness and richness indice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trends of variation of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species assemblages in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y, the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 abundance of macrobenthic fauna in Jiaozhou Bay. A total of 322 species of macrobenthic animals were found in the bay, of which 133 species belong to 44 families of Polychaeta, while 92 species belong to 42 families of Crustacea. The average number of species per sample station ranged from 8 to 26. The Shannon-Wiener indices were very different among the samples, with the highest being recorded from Station 8 in November 2001, and the lowest from Station 9 in August 2001. The number of species, the Shannon-Wiener indices, and the species richness indices from Stations 7 and 9 were generally lower than those from other stations. This is because both the stations are situated at areas with a strong current and where the sediment is coarse sand. Although the richness index of species and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were high in Station 3, the Pielou evenness index was the lowest of all the sampling stations. This is because the station is located near the culture area of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where a high abundance of clams caused low evenness.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abundance greatly affected the biodiversity, and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primary productivity were also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biodiversity. Pollution and overexploitation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wer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macrobenthic biodiversity. In order to find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and protect living marine resou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biodiversity of macrobenthos in the Jiaozhou Bay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Intertidal and subtidal soft-bottom macro- and meiofauna of the Kongsfjord (Spitsbergen)

The intertidal and subtidal soft bottom macro- and meiofauna of a glacier fjord on Spitsbergen was studied after complete ice melt in June 2003. The abundances of the benthic fauna were within the range reported from estuaries and similar intertidal areas of boreal regions. The high proportion of juveniles in the eulittoral zone indicated larval recruitment from subtidal areas. The macrobenthic fauna can be divided into an intertidal and a subtidal community, both being numerically dominated by annelids. Deposit feeders were numerically predominant in intertidal sites, whereas suspension feeders were most abundant in the subtidal area. Among the meiofauna, only the benthic copepods were identified to species, revealing ecological adaptations typical for intertidal species else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