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水域枯水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特征

研究于2021年11—12月,设置12条考察路线,采用同步目视考察法,对包含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和赣江下游的江西水域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开展了考察,结合历史资料,探讨了该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规律及江湖迁徙关系。结果显示, 11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17群次、454头次, 12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36群次、569头次,受水位和天气等环境条件影响,两次考查观察到的长江江豚数量差异显著(t=–2.23, P<0.05)。11月和12月江豚分布规律基本一致:长江江西段,江豚主要分布在湖口石钟山-彭泽三号洲水域;鄱阳湖适宜水深范围水域都有长江江豚分布,其中吴城望湖亭-渚溪河口、都昌船厂-黄金咀-三山-瓢山水域是江豚高密度分布区;赣江下游,长江江豚分布在扬子洲渔业村附近水域。两次考察目击率分别为1.00和1.08次/km,均高于往年调查结果,由此推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可能有所增长。鄱阳湖通江水道蛤蟆石-石钟山水域,两次考察分别仅发现3头和2头长江江豚,推测调查期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和鄱阳湖之间的迁移行为较少,未来需进一步管控江湖迁移水域的人类活动,促进江湖迁移。吴城望湖亭-渚溪...     

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现状评价

作者根据近年在长江中下游对江豚进行考察的资料和收集到的标本,系统分析评价了长江中下游江豚的种群现状,主要结果如下:1.长江江豚上至宜昌(距河口1669公里),下至长江口,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均有分布。分布型式是沿长江纵向呈集群性分布,横向呈趋岸性分布;2.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数量估计为2700头。其数量冬季最高,夏季最低。夏季的SPUE值仅为冬季的48.7％—58.6％;3.长江中下游江豚群体以1—5头最为常见,占88％;4.理论推算长江中下游每年新产生个体为539头,年出生率为20％;5.通过分析比较长江中下游和中国沿海以及日本Inland Sea江豚种群数量变动趋势,推测长江中下游江豚很可能进行“江—海”、“海—江”长距离大规模的迁移,这种迁移与生殖有关。     

鄱阳湖及其支流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及分布

在1997 年11 月至1998 年11 月的134 d 中, 大致按一年四季, 分4 次对鄱阳湖及其主要支流中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数量的季节变动、分布、行为、江豚栖息地环境、人类活动对江豚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江豚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鄱阳湖湖区, 赣江、信江、抚河等主要支流的中下游和支流入湖的湖口附近。冬、春、秋3 个季节鄱阳湖水系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估计值分别为91 头、431 头和260头。即, 鄱阳湖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00～400 头,其种群数量随季节、水位、鱼类资源的变化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长江生态考核指标: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数量

长江是复杂的生态系统, 但是随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 尤其是人类扰动所致的变化, 长江中的几种极其重要的大型物种先后因此而走向“灭绝”, 或“极可能灭绝”, 或“极度濒危”, 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以现存于长江中的大型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核心, 建立一项新的生态考核指标, 以综合表征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为“十年禁捕”和《长江保护法》的顺利实施提供科技支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 是长江中极可能仅存的大型水生哺乳动物, 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已成为长江“明星”物种。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与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有综合表征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基本属性。在复杂的水下声环境中, 长江江豚的声纳信号具有独特的时频特征, 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和可量化特征, 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江豚的被动声学监测、实时识别和群体估算。同时, 在自然水域对长江江豚进行被动声学监测是一项方便和高效的工作。在沿江和沿湖设置一些样地水域, 布置水下声学仪器, 开展长期被动声学监测, 不但可以掌握长江江豚的分布规律、群体规模及其变化, 而且可以为定量分析样地水域生态环境质量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丰度提供可信的依据, 继而可以为定量评价所监测水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扰动提供长期数据支撑。因此,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考核指标, 用于定量评价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并用于考核相关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实际的保护效果。     

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长江河口区江豚种群调查

为弄清长江河口区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于2012年6月8~11日和2012年9月12~19日对这一水域作了2次较大覆盖面的目视考察和9次遗骸搜寻。6月的考察目击到江豚5群8头,9月的考察未目击江豚个体。依据样带法估算,长江河口水域6月份的江豚种群数量约为61头。全年共获得7头江豚遗骸,并搜集到其他5例死亡信息。对其中5头外表完整、特征保留良好的遗骸所作的鉴定结果显示,2头为长江亚种(N.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3头为东亚亚种(N.asiaeorientalis sunameri)。调查表明,崇明岛西端和青草沙附近水域是长江亚种活动的热点水域,可作为重点监护区域。     

长江江豚脐静脉细胞体外培养的初步研究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属齿鲸亚目鼠海豚科, 是世界上唯一的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淡水亚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及其部分支流1—3。       

长江江豚种群衰退机理研究进展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是生活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一种独特的淡水小型鲸类,1996年被收录为IUCN濒危物种。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其种群数量呈快速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种群下降速率约为每年6.3%。2006年考察发现长江干流中其种群数量少于1 200头,与15年前相比减少了50%以上。为了深入了解造成长江江豚种群快速衰退的机理,课题组从种群生态学、生物声学和种群遗传学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综述了该项目的研究进展,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计划进行了展望。相关研究不仅能促进长江江豚保护生物学理论的发展,也有助于深化对白鱀豚衰退和灭绝过程的反思,并为其他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提供理论借鉴。     

基于鱼类物种状况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评估

鱼类是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水域生态环境良好的指示类群。为合理评估长江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文章提出将土著鱼类物种数和珍稀特有鱼类物种数作为评价指标, 并建立了相关的评价基准和等级划分标准。以2010年和2020年为评价年, 评估了长江干流及代表性重点水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结果显示, 当前长江上游干流和下游干流的生态环境质量优于中游; 支流赤水河的生态环境质量良好, 大型湖泊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质量中等。从时间上看,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等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 长江干流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不同程度地好转。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进一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的对策与建议。     

鄱阳湖长江江豚的微卫星遗传多样性及发展预测

为了科学评估鄱阳湖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的遗传多样性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研究基于124头活体长江江豚的血液样本及42头搁浅死亡长江江豚的组织样本,利用微卫星遗传标记对该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评估,并利用BottleSim软件对该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预测。研究结果显示,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10个微卫星位点的平均等位基因数(N_a)为5.80、平均观察杂合度(H_o)为0.653、期望杂合度(H_e)为0.664,表现出中等程度的核DNA遗传多样性;在剔除死亡个体后,平均等位基因数下降至5.50,并且死亡个体在3个微卫星位点上具有3个稀有等位基因,表明非正常死亡将导致鄱阳湖种群遗传多样性下降。此外,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保持当前有效种群(N_e=62)和雌雄性比(0.87:1),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将快速下降;而要实现100年内保存90%以上遗传多样性的目标,则其有效种群至少需要200头或者实际种群数量超过1000头。研...     

长江东流河道整治对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影响

长江江豚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濒危水生哺乳动物,通常活动在江心洲和浅水缓滩附近。航道整治改变了鱼类栖息活动的水文环境,也给豚类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本文根据长江东流河道整治施工前和施工后各3 次野外考察资料,分析了3 种流态中江豚的数量与群结构。结果表明,该工程实施前江豚主要栖息活动在边滩的分离区,其次在洲头的分流区。工程实施后,整治江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年下降率达8. 9% 。江豚在分流区活动已消失,在分离区集群规模较小,且在流态之间移动增大。本文研究结果也提示长江江豚就地保护难度越来越大,从长江干流中把长江江豚迁入故道中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     

一只长江江豚妊娠期昼间行为及其时间分配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 Pilleri and Gihr,1972)属于哺乳纲(Mammalia)、鲸目(Cetacea),是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其附属湖泊中的惟一且相对独立的一个江豚淡水亚种(高安利和周开亚,1995),也是中国水域中三个江豚种群中最为濒危的一个亚种,<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也将其列为濒危级(汪松,1998).     

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建议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是生活在中国长江的珍稀濒危鲸类动物, 自然栖息地破坏是造成其种群衰退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已经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立了8个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然而, 早期保护区的功能区划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现实矛盾日渐突出, 按照现行法规对保护区难以实行有效管理, 迫切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文章基于国家政策、长江江豚生物学特点及分布规律, 兼顾航运等重大经济发展需求, 提出了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调整的原则和建议: (1)将长江江豚喜好的近岸水域及一定范围的重要江滩和洲滩湿地, 及江心洲汊江一侧水域划入核心保护区; (2)将中间主航道水域以及长江大堤至核心区边界之间的水域划入一般控制区; (3)兼顾历史遗留问题, 细化不同区域的管控措施。该调整方案一方面使保护区功能区划更加符合长江江豚的分布特征和偏好生境, 有利于对其自然种群和重要栖息地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上存在的法律障碍, 为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和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模式。     

湖口至南京段长江江豚种群现状评估

对湖口至南京段长江江豚的考察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长江江豚不同的生态行为,能提高野外计数的准确性;2、长江江豚大规模集群（10头以上）发生在特定的江段,近年来出现的机率在下降;3、湖口至南京段长江江豚数量为1054头,其中小孤山至湖口段种群密度最高;4、湖口至南京段支流中分布的长江江豚约占该江段种群数量的9.3%。     

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

江西鄱阳湖是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的重要栖息地, 湖中栖息着约400 头江豚。多年的观察表明, 船舶交通是鄱阳湖中江豚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评估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了解船舶通行期间及其前后江豚的发声和行为特征, 作者于2007 年6 月27 日—7 月1 日在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采用固定被动声学系统, 即安装在监测点(29°42′38″ N, 116°11′11″ E)的一套水下声学数据记录系统, 对周边通行船舶的水下噪声及江豚声纳信号脉冲事件进行了定点监测和记录, 并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和统计分析。在整个监测的109h 中, 声学记录仪共记录到船舶494 艘, 江豚声纳脉冲串信号13413个。船舶出现与江豚出现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r = -0.029, N = 6550, P Z = -0.370, P> 0.05); 当有船舶经过时, 江豚的发声频次显著降低(Z = -10.050, P Z = -0.275, P> 0.05; Z = -0.119, P> 0.05); 船舶通行之前和之后, 江豚的发声频次、脉冲串持续时间、脉冲间间隔的差异性均不显著(χ2= 5.255, P> 0.05; χ2= 3.511, P> 0.05; χ2= 5.155, P>0.05); 在船舶经过时, 江豚对游动方向没有明显的选择性(χ2= 0.861, P> 0.05)。基于分析结果推测, 在狭窄水域中江豚躲避船舶干扰通常采取“临时性”策略, 而非长距离逃避。由于鄱阳湖湖口水域水道相对狭窄, 尽管研究的结果表明江豚对船舶有一定的敏感反应, 但是在相对狭窄的水域中, 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难以充分表现。另外, 江豚对该水域中高密度航行船舶的噪声可能存在一定的“适应性”, 导致当遭遇船舶时, 江豚的声行为反应不十分强烈。因此, 建议有必要在不同尺度的水体中采用声学数据记录仪继续开展类似的观察,以进一步了解江豚对船舶的行为响应, 尤其是观察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及发声特征       

半自然水域中长江江豚活动区域及其季节性变化

长江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是江豚独立的淡水种群,近年来其种群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1。       

知难而进的寻找

2006年11-12月,在国家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和瑞士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联合组织了一次长江豚类国际联合考察,对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江豚类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水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长江江豚对人工投食适应过程的观察

作者于1989,1992,2001 和2003 年,从长江铜陵江段共捕获24 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水域中,用不同的围养方式做摄食行为的观察,累计88 d。结果表明,野外捕获的长江江豚对人工投喂有3 种适应行为:(1)拒食行为;(2)警戒行为;(3)摄食行为。长江江豚的平均拒食天数为2.4 d,其中成年江豚拒食达3 d,而未成年江豚仅拒食1.5 d,两者差异极为显著(P < 0.01)。在冬季和春季圈养试验中,长江江豚的日食量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冬春季差异显著(P <0.01)。第2 周后江豚警戒行为所用时间不足3 min,但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冬季观察,7 周后长江江豚在40 min 内所摄取的食量不足体重的7% ,推测其摄食行为仍处在适应调整阶段。     

长江江豚MHC-DRB基因第二外显子的分离鉴定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在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作为适应性遗传标记应用于保护遗传学研究.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是惟一生活于淡水环境中的江豚种群,且已处于濒危状况.为了开发适用于长江江豚保护遗传学研究的MHC遗传标记,首次采用北象海豹(Mirounga angustirostris)的一对DRB基因引物对长江江豚的基因组进行扩增,从5个个体中成功扩增并测序得到5条MHC DRB基因第二外显子188 bp的核苷酸序列.BLAST结果表明这5条DRB特异序列与Gen-Bank中白鲸(Delphinapterus leucas)的DRB2序列具有较高的同源性,从而证实得到了预期扩增位点.进一步分析发现:这5条序列在4个核苷酸位点上产生替代,翻译后氨基酸序列在3个位点上发生替代;均具有完整的开放阅读框;且核苷酸的非同义替代率远远高于同义替代率;此外,从同一个体分离到两种以上不同DRB核苷酸序列,暗示着长江江豚在DRB座位上可能存在基因重复现象.初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江豚的DRB基因具有核苷酸多态性和氨基酸多态性及潜在功能性,并经受着强烈的自然选择.因此,该DRB座位可以作为适应性遗传标记进一步用于长江江豚遗传多样性以及种群适应能力评估等保护遗传学研究.     

用微卫星指纹识别天鹅洲保护区长江江豚个体

DNA指纹个体识别技术是保护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为了准确地识别天鹅洲保护区中的每一头长江江豚以开展保护遗传学及其它相关研究 ,并实施有效的种群管理 ,本研究应用 4个微卫星座位初步构建了该群体的DNA指纹图谱 ,并利用此图谱成功地对不同时期在保护区捕获的江豚进行了个体识别研究。结果显示微卫星指纹技术是一种适用于长江江豚个体识别研究的可靠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