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两级政府生态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影响人类幸福感和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治理主体,因此研究两类群体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行为互动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财政分权的背景,从微观主体的收益函数出发,构建央地两级政府生态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两类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分析参与主体的演化规律,采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演化均衡状态及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理性经济人",系统稳定均衡策略取决于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生态治理的净收益和中央政府"严格监管"的净收益,其中关键指标包括: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执行力度和成本、政绩考核体系中生态指标和经济指标的权重系数、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据此提出"财政分权同时创新地方政绩考核机制、发展比较优势、拓宽监管渠道"等对策建议,引导央地两级政府共同促进生态治理工作有效实施。     

基于演化博弈的煤炭矿区生态修复管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和煤炭企业是煤炭矿区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实施的重要责任主体。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在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实施中的决策演化过程,构建了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规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实施的策略选择影响因素。选择龙口矿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随煤炭企业的生态修复比例变化而变化,生态修复初期比例低;随着地方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生态修复比例相应提高,地方政府可以适当放松监管,但监管力度应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确保系统向最优状态演化。可通过动态调节保证金收缴金额,增加税收优惠,降低煤炭企业的治理成本,加强对地方政府环保政绩考核,引导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共同促进煤炭矿区生态修复工作有效实施。     

跨区域森林生态补偿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

新常态下,我国的森林生态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森林资源存在乱砍乱伐现象和林区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森林保护和补偿的驱动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物力和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跨区域森林生态补偿难以实现,因此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厘清森林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行动中保护主体、受益主体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助于突破跨区域森林生态保护补偿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分析主体功能区利益群体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保护地区政府和受益地区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未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和引入"约束-激励"机制下的主体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剖析不同情形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决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未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跨区域生态补偿无法实现,保护地区政府会通过权衡保护森林资源收益和机会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净收益为正时,即使没有受益地区生态补偿,保护地区政府仍然有足够的激励保护森林资源,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净收益为负时,两类政府群体容易陷入森林生态治理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激励"机制的引入可以实现森林生态保护补偿的帕累托改进,通过中央政府惩罚、奖励金额的限制能够实现最优稳定均衡策略。     

具资源效应的非对称“鹰鸽博弈”进化稳定分析

解释合作行为的演化一直是生命科学及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经典理论研究大都关注于合作双方对等的情况。然而,在合作系统中的合作双方通常是不对等的,由此可带来博弈双方支付的非对称并影响合作双方的合作行为。该文基于经典的"鹰鸽博弈"模型,同时考虑非对称性相互关系和资源压力的影响,建立了具有强弱之分的四策略(实力强且合作、实力强且不合作、实力弱且合作和实力弱且不合作)非对称博弈模型。结合演化博弈理论及动力系统稳定性理论分析发现:在系统达到稳定状态时,四种策略的比例变化显著地依赖于博弈双方的强弱之比、资源压力及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资源充足时,实力强且合作的比例与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负相关;而实力强且不合作、实力弱且不合作的比例都与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正相关,并且随着系统强弱对比增加,实力强且合作及实力强且不合作的比例均增加,而实力弱且不合作的比例将减小。当资源短缺时,模型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随着博弈双方的强弱之比的变化,经典的"智猪博弈"与"鹰鸽博弈"可相互转化,该结论将能为不同均衡状态之间的相互转化给出一个动力学解释。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环境正义下重工业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

探寻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重工业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环境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辽宁重工业区为例,构建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和第三方核查机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影响工业碳排放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对不同均衡点下三方利益主体的策略选择进行仿真,进而构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结果表明: 不同均衡情景下,研究区工业碳排放利益主体策略选择分别符合现实和理想两种情景。在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不同均衡情景中,地方政府和第三方核查机构在不同稳定性均衡情景碳排放策略选择中分别起主导作用。政策补贴、违规行为罚款、减排成本、核查成本和监管成本是研究区工业碳排放三方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关键影响因素。结合工业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创新机制、约束机制、市场机制和倒逼机制4个方面构建研究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完善研究区工业碳排放利益均衡分配,促进三方利益主体合作,可实现工业碳排放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环境正义。     

基于定性网络模型评价生态调控情景对海洋牧场生态系统的影响——以獐子岛海洋牧场为例

在海洋牧场建设过程中,生态调控方式实施后对海洋牧场生态系统的影响通常难以预测,这对海洋牧场的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建立了一种基于定性网络模型(Qualitative network model, QNM)的海洋牧场生态系统模拟评价方法,并以獐子岛海洋牧场近岸增殖海域作为研究区域,构建以增殖目标种为核心的定性网络模型,模拟评估海洋牧场3种不同类型的生态调控情景(增殖目标种、移除捕食者、海藻场修复)及其复合条件下,牧场群落范围内的响应,分析海洋牧场生态调控策略与生物功能群变化之间潜在关系。结果显示:目标种增殖(仿刺参和虾夷扇贝)产生的上行效应导致其捕食者呈现积极响应,产生的下行效应导致其它底栖动物、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等功能群呈现消极响应,移除捕食者海星产生的下行效应导致虾夷扇贝呈现积极响应,表明在增殖区清除敌害生物的重要性,海藻场修复对整个群落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体现了海藻场在养护近岸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意义。研究表明:QNM可有效识别生态系统潜在的营养级联效应,评估生物功能群的响应,基于QNM的海洋牧场生态调控模拟评价方法,突破了定量食物网模型在数据有限系统中使用的局限性,可为海洋牧场建设的生态调控策略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非对称性有利于合作行为的演化

解释合作行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行为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经典的亲选择和互惠选择理论认为, 合作双方由于高度的亲缘关系(遗传相似性)或互惠关系而存在合作均衡或进化稳定策略. 这些经典合作演化理论都暗含合作双方是对称的前提假设, 即合作双方的实力对等. 然而, 在现实的合作系统中, 博弈双方几乎都是实力不对等的非对称性相互关系. 运用“鹰鸽博弈”模型及博弈理论发现, 若博弈双方的实力不对等, 博弈双方冲突的频率与博弈双方实力的对比有着密切关系, 即: 博弈双方实力对比越悬殊, 合作的频率越大, 而实力对等时发生冲突的频率最大. 该结果表明, 相互作用个体间的非对称性将可能是合作关系演化的关键动力之一, 且非对称性合作系统并不存在稳定的纯策略Nash均衡. 模型结果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著名合作系统中都观测到了合作双方的冲突行为. 该模型同时发现, 博弈双方发生合作频率的大小与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呈负相关, 而合作方冲突行为的单位成本收益可能取决于合作个体从其系统扩散到其他系统的几率或从原有系统退出的成本大小. 而扩散到其他系统几率越小, 或退出成本越高, 合作接受方(优势方)对合作方的不合作行为惩罚越可信, 合作系统因而可能越稳定.     

海洋生态修复:概念、类型与实施路径选择

生态修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对生态修复相关概念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物品治理视角对海洋生态修复主体、修复标准、修复路径及修复措施保障等关键环节进行论述,研究表明：污染和破坏者作为赔偿型海洋生态修复的主体,可通过自行修复和委托修复等方式,将受损海洋生态修复到破坏前的基线水平;国家作为补偿型海洋生态修复的主体,依据边际成本收益分析法确定最优修复规模,通过政府市场采购和创建市场等经济激励型路径实施生态修复以增加公众福利。未来我国海洋生态修复应重点关注修复的资金保障、监督制度以及生态修复的技术研发和修复完成后的成本收益评估等。     

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对区域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影响——以四川省峨边县和盐边县为例

通过抽样技术和实地调研 ,获得样本点 10 a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资料 ,从长时间尺度上对四川省峨边县和盐边县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影响进行评价 ,并对经济成本与生态效益进行比较博弈分析。结果表明 ,天然林保护工程带来了显著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影响 ,给各利益主体带来了不同的代价与收益。当生态环境改善到一定程度以后 ,获得经济与生态的双赢是可行的。对于各利益主体承担的经济代价与获得的收益之间的不平衡 ,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补偿 ,实现帕累托改进     

海洋生态资本价值结构要素与评估指标体系

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构建了海洋生态资本价值的结构要素及其评估指标体系。海洋生态资本的价值是指海洋生态资本的存量价值及其产生的收益流价值,包括各类海洋生态资源的现存量价值及其组成海洋生态系统整体而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中,海洋生态资源的现存量价值由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和海洋生境资源存量价值构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包含海洋供给服务、海洋调节服务、海洋文化服务和海洋支持服务等4个子要素的价值。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 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随着生态保护红线理念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及划定技术与方法的发展完善, 生态保护红线正成为生态安全领域的核心议题。由于生态保护红线具有明显地理边界, 合理整合了多部门的生态保护成果, 并更加全面地关注了多种生态过程, 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与优化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梳理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进展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科学本质与内涵的基础上, 探索将生态保护红线区作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源地,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建生态廊道、生态战略节点等, 从而形成涵盖重要生态功能保护格局、人居环境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维系格局的生态安全格局体系。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的生态安全格局建设, 将有效保护、恢复和重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维持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今后需深入探讨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生态过程-功能-格局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在生态安全格局海陆统筹保护、配套相应管控措施、建立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基于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修正的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研究

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评估青岛市居民海洋生态修复偏好,并从内疚和抵抗心理两方面就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修复偏好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为政府激发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的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结果表明:①青岛市居民平均每年愿意为海洋生态修复捐赠184.386元,考虑属性重要程度结果表明生物数量的改善可显著提高公众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而公众对改善海水水质和海岸环境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偏好。②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均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③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可通过激发受访者的内疚感提高生态修复支付意愿,但也会导致抵抗心理抑制参与积极性;主观规范正向调节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揭示了公众在海洋生态修复中的偏好和竞争性心理对陈述偏好的影响,可为促进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和提高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准确性提供参考。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promotes diversit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dung beetles (Scarabaeoidea: Scarabaeidae and Aphodiidae) in the Eastern Cape,South Africa

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 such as changes in climat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anthropogenic land-use patterns can affect the diversity of organisms inhabiting an area. Losses of biodiversity alter ecosystems processes, eroding their capacity to deliver ecosystem services. Dung beetles are critical ecosystem service providers, making them an ideal ecological indicato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land-use change on biodiversity. Dung beetles were sampled across three land-use types, in the summers of 2015 and 2016 in the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Game ranching is regarded as a relatively low-intensity land use type. It was compared with cattle ranching (medium intensity) and dairy farming (high intensity) to examine their effect on dung beetle assemblage metrics (abundance, species richness and true Shannon diversity index), guild diversity (as nesting guilds) and spatial turnover. The intermediate grazing intensity of cattle ranching supported a higher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both whole dung beetle assemblage and the nesting guilds, followed by the game ranches and then dairy farm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ampling years were dependent on the beetle nesting guild, and largely correlated with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Cattle and game ranches shared a higher number of species than either shared with dairy farms. Whittaker's Beta-diversity index showed the highest species turnover between game ranches and dairy farms. A mix of game and cattle ranching, minimising dairy farming or restricting it to already ecological degraded sites, appears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maintenance of dung beetle diversity and their ecosystem services. The year-to-year trends of the data were in general consistent, confirming that dung beetles are reliable ecological indicators; but also suggest that climate change that affects rainfall will result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this key ecological group.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及应用

海洋生态补偿是一种防止海洋生态破坏、增强和促进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环境政策,是用海者履行海洋资源有偿使用责任,对因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造成的海洋生态价值损失进行的货币化补偿。基于快速化、定量化和差别化补偿评估原则,编制了山东近海海域生态价值基准值表、生态损害系数表以及补偿系数表,建立了一种新的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体系,包括占用海域和邻近影响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两个方面的海洋生态价值损失补偿评估。针对2016年山东省5个典型用海项目,核算了其需要缴纳的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并与旧标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方法》(DB37/T 1448—2009)的评估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按照本评估方法,用海企业需要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会不同程度地提高,这将有利于用海企业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意识,引导企业理性用海,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有利于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用海效率;另外,按照产业政策不同、受影响海域的生态脆弱性不同对用海建设项目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进行差别化补偿,使得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评估结果更加科学合理。目前,该方法已经应用于山东海域7个沿海地市9个海区的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中,被新发布的山东省地方标准《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技术导则》(DB37/T 1448—2015)吸收采用。该评估方法可为海洋管理部门的生态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核算、环评审批和发放许可证提供科学基础,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实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社会-生态综合视角下海岸带生态监管框架与应用——以深圳为例

海岸带作为海洋与陆地两大生态系统的连接与桥梁,既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与战略中心,也是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热点区域。以往针对海岸带区域开展的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主要利用30 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数据分析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侵占,如自然用地减少、景观异质性降低、填海造陆速度变快等,而针对污染产业、人类活动等引起的河口水质污染、水温异常、自然岸线退化等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关注不足,难以满足陆海统筹管理、综合防治的需求。因此,研究围绕海岸带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向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管制,构建了“问题识别-格局量化-地面调查-生态监管”的综合框架,通过明确生态环境问题,量化社会-生态格局,开展实地调查,制定生态监管目标和策略。通过融合高分影像、兴趣点、道路等多源异构数据并结合地面调查,准确识别影响生态环境的社会-生态格局因子,实现空间显性的生态监管。进一步以深圳为典型案例,探讨该概念框架的应用,将深圳市海岸带划分为了四类共980个生态监管单元,其中包括153个优先保护单元,主要为分布在海岸带东部的林地,7个生态风险较大的核心管控单元,597个几乎分布在海岸带西部的重点管控单...     

海洋养殖环境微生物多样性及其作用

微生物是海洋养殖环境和海洋牧场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环境因素之一，在牧场环境的物质循环、水质保障、饵料供应、水产健康等方面起重要作用，是营造海洋牧场环境且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围绕海洋养殖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以及有益微生物两方面，概述了我国海洋养殖环境常见的病原性细菌、真菌、病毒以及相应的病害防治措施等，并介绍了海洋养殖环境中能够改善海水养殖环境，包括降低水体氨氮含量、降解水体硫化物、抑制赤潮藻类的生长等以及直接促进海水养殖生物生长的有益功能微生物类群。目前，我国关于海洋牧场环境营造过程中微生物的研究仍很少，而与海洋牧场环境有一定相似性的海水养殖环境中微生物的研究较为成熟，其对海洋牧场环境健康营造有很好的启示。海洋水产养殖环境中微生物的新功能菌种的发现、作用机制以及功能菌应用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对我国大力推进海洋牧场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多目标”需求下扬州市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建模和情景分析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以及粮食安全问题,开展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模拟研究对于科学规划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生态示范市扬州市为例,构建耦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CLUE-S模型,结合地类间转变速率调整,模拟预测规划目标年(2030年)不同情景下的用地结构和布局。研究发现：(1)研究区低、中、高安全水平下生态用地面积比例分别为20.68%、36.50%和48.81%;(2)现状发展情景下,城镇及工矿用地量增加明显,用地在原有基础上沿外围呈紧凑连续型扩散,耕地、园林地锐减且分布呈现更加破碎化的状态;(3)耕地保护情景下耕地和园林地分布趋于连片和集中,城镇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对于耕地和生态用地的侵占速率降低;(4)生态涵养情景下园林地面积略有增加,城镇及工矿用地在原有基础上扩张速度减缓,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