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探讨

2017年, 我国在部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启动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 旨在为国家公园等重要生态空间自然资源管理积累经验。2021年10月12日, 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因此, 探讨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为未来资源环境领域的管理提供参考。本文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试点开展了调研。研究发现,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在机构设置、地方立法、权责划分等方面取得进展。我国已建立中央垂直管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地方管理等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各省级立法机构共出台了5部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 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 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了权责清单, 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职责划分做了有益探索。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映射关系复杂、自然资源权属需进一步厘清、顶层设计需进一步加快等。为此, 本文从构建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公园法治体系、厘清自然资源权属关系、有序开展社区人口转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以期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中国自然保护区之最

<正>1.中国最早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建于1956年,以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目前由中国科学院与环境保护部共同建设管理。2.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达2 980万公顷(接近3个江苏省),名符其实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分别为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 523万公顷)和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     

“六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永续发展

正自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始终按照中央、省、成都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学习、深入贯彻和一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抓好资源保护、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高效优质完成了各项保护工作和科研任务。近年来,在国家环保局、国家林业局等七部委组织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中评定为"优",多次被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评为     

从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环境覆盖的变化及其对两栖爬行类保护的启示

三江源地区具有丰富的高原生物多样性,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我国第一个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将被建成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为更好地服务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本研究从海拔、年均温和年降水等方面, 在环境空间上系统比较了国家公园与三江源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差异; 以4种两栖爬行动物即高原林蛙(Rana kukunoris)、倭蛙(Nanorana pleskei)、西藏齿突蟾(Scutiger boulengeri)和青海沙蜥(Phrynocephalus vlangalii)分布点环境条件在国家公园内外的异同为例, 探讨分布受环境制约大、扩散能力弱的物种保护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果表明, 国家公园与已建自然保护区在地理空间上重叠较大, 但它们在自然环境上的差别很明显; 自然保护区内两栖爬行类所偏好的环境条件较多未包含在国家公园内。鉴于三江源的区位特殊性及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区域内两栖爬行动物等对环境依赖性强、扩散能力弱物种的有效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持物种遗传多样性和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国家公园目标定位并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为此, 在国家公园内, 应开展两栖爬行动物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的长期监测, 加强基础生物学研究, 掌握环境变化对两栖爬行动物分布、遗传、行为、形态、种群动态及群落可能产生的影响, 实现区域内两栖爬行动物及其类似物种在环境变化下的永续生存。     

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秘宝

<正>亚热带森林之眼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位于浙江省开化县西北部,地处浙江、江西、安徽三省交界处。钱江源国家公园在空间上由原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以及连接上述两地的生态区域构成,总面积252平方公里。该区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之一,承载着钱塘江水源地和中亚热带低海拔常绿阔叶林自然系统的生态安全。     

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2015年12月起,我国陆续启动了三江源、神农架、武夷山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唐芳林等,2019;臧振华等,2020).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担着破解我国自然保护地...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挑战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于2016年8月由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2018年11月,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相继挂牌;2020年3月17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20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在试点过程中,初步建立起由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省管理局、管理分局、管护站(管护总站)构成的实际管理体系,其中省管理局3个、管理分局14个。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韩国智异山国家公园的对比研究

自1967年智异山被认定为韩国首个国家公园以来,韩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历经50余年。这期间韩国在国家公园的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选取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和韩国首个国家公园——智异山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并运用基于最优实践的国家公园管理能力评价方法对二者的管理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能力综合得分低于智异山国家公园,在体制建设、保障机制、资源环境管理、社区管理和科普教育五个方面均与智异山国家公园存在一定差距;智异山国家公园在资源本底调查、法制建设、多方参与、环境教育和游憩管理方面的管理能力十分突出,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借鉴;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补偿和制度约束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自然资源权属、资源本底调查、社区组织建设和游憩管理方面则亟待提升。在此基础上,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强化科研支撑、健全多方参与制度、推进全民福利共享三项建议,针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了制定《国家公园法》、设置自然保护地顶层规划两项建议,以期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提升、推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管理目标,这些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对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监测有助于了解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并揭示管理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管理决策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有用信息。为推动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建立,提出了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构建方法。该方法由确定国家公园生态监测目标、识别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识别国家公园关键生态过程、确定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确定最终监测指标清单5个部分组成。该方法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应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包括生态系统保育、维持江河径流量持续稳定等13项,在区域、景观、生态系统和种群尺度上共识别出16个关键生态过程。通过匹配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关键生态过程与管理目标,构建了一个由两级共93个指标组成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社区为主体的保护: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

社区参与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前期试点中设置了16621个生态管理公益岗位, 当地牧民因此成为三江源保护的主要力量。本文通过对三江源地区已进行的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调研发现, 由于传统文化和环保宣传的影响, 三江源当地藏族牧民具有较高的保护环境意识和参与保护行动的强烈愿望, 生态公益岗位是对这种愿望的良好回应。但在实践中, 因为需要兼顾提升生态保护成效、提升牧民收入、扶贫等多重目标, 生态管护员的选拔、管理、考核等并未按照最大化保护成效的方式进行。国家公园试点村中, 生态管护员全部由贫困户担任的方式, 实质上是将完成扶贫目标摆在了完成自然保护目标之前。这样的选择方式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内生态公益岗位的保护成效, 我们认为应当明确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定位, 明确提升保护成效是第一位的任务; 应当改进现有体制, 使基层政府有更多资源和空间组织管护工作, 并增加社区的参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 有民间机构参与的广阔空间。     

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对策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建立的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也是青藏高原第一个国家公园,对青藏高原乃至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多样性水平高且濒危物种占比大,其中兽类和鸟类受威胁比例分别为32.26%和19.90%;具有丰富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及青藏高原特有珍稀物种,包括46.77%的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兽类和7.65%的中国特有鸟类,其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本文简要回顾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研究重要进展和取得的成果,分析三江源野生动物濒危成因,提出了加强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动态监测、创新栖息地保护技术、建立野生动物迁移廊道及避难所、开展草畜平衡管理、疫源疫病控制、人兽冲突研究和建立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等多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对策,为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严格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重要性辨识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有利于在该区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摸清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基于遥感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及生态评估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2000—2015年生态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变化趋势,辨识其重要性,并对其变化驱动因素进行初探。结果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以草地、荒漠、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为主,面积占比达到99.8%。(2)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及防风固沙极重要区的占比分别为15.3%、13.7%和22.4%。(3)整体呈现东部以水源涵养、中部以土壤保持、西部以防风固沙为核心生态功能的空间格局。(4)2000—2015年,水源涵养功能量总体下降,但提升区域面积占比达84.5%,极重要区呈现下降态势;土壤保持功能量总体提升,年变化趋势为987万t/a,全区超过95%的地区均呈上升趋势;防风固沙功能由于风速减小及植被覆盖度的降低,出现下降态势,为-356万t/a。(5)气候暖湿化以及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总体提升的主要原因,然而草地退化态势尚未完全遏制,局部地区植被覆盖度仍有所下降。为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需对其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在科学把握生态系统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分区、分级对其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     

加拿大的保护区系统

加拿大及其保护区系统在国际自然保护界居领先地位。这个世界第三大保护区系统[3] 具有 4个主要的层次 :国家级、省 /地区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其子系统也有跨两个以上层次的 ,还有的成为国际遗产组织的成员。本文拟对这一庞大而有序的保护区系统进行分析研究。1　国家系统加拿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系统主要有 :由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的加拿大公园局管理的国家公园和国家海洋保护区 ,由加拿大环境部的加拿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局管理的国家候鸟禁猎区和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由国家首都委员会管理的国家首都保护地。这些系统形成加拿大国家级保护…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问题与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的重大举措。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020年要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在跨时2年的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基础上,全面总结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梳理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全面展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最新进展,为国家公园深化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显示,各试点区基本建立起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创新了运行机制,保护力度持续加强,资金投入不断加大,科研合作不断深化,社会参与逐渐扩大。体制试点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成效,民生改善初步显现,社会效益充分彰显。但是,仍然存在管理机构级别和类型参差不齐,法律制度不健全,资金保障长效机制未建立,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空间范围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采取必要措施改进存在的问题,积极推广有效经验,加快健全国家公园体制。     

酥油灯，闪烁着智慧与忧思——青海虫草禁挖令难堵挖草大军

位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从4月底开始又迎来大量外来虫草采集人员。截至目前,仅果洛州就有8万名外来采挖虫草的人员,其中5万流动人口集中在州府所在地玛沁县大武镇,给当地生态保护和政府管理带来极大压力。     

整合我国自然保护区体系, 依法建设国家公园

<正>自2000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与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保护,以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各类保护区得到快速发展,为保护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自然保护区类型多、面积小,且交叉重叠、孤岛化严重,保护效率不高,难以满足我国生态安全的要求。为了加强我国自然保护,国家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得到政府各部门与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但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国家公园体制,又如何与现有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协调,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本文拟在分析国际上不同国家公园的定位与管理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护区发     

生态保护地空间重叠与发展冲突问题研究

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的空间用地冲突问题已成为国家生态保护地体系管理面临的共性问题,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分析了我国主要类型生态保护地的发展、功能分类及空间用地冲突现状,结合案例地区对承载不同功能的生态保护地空间发展冲突分析,提出以"核心目标协同管理"为基础框架的多类型生态保护地精细管控体系和管理对策建议,为科学开展全国自然保护区"绿盾行动"专项执法检查、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建设提供参考。     

三江源国家公园创建“五个一”管理模式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青海省南部,总面积12.31万km2,平均海拔4,712 m,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分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湿地系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自2016年开展体制试点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紧扣目标定位,勇担国家使命,坚决肩负“源头责任”,深入探索“首创模式”,先后实施了一系列...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进展与未来

<正>从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总体部署。自2015年12月起,我国陆续建立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明确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     

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发展

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提供资助,云南省科委配套资助,从1994年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与生物圈(MAB)国家委员会的主持与协调下,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和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同执行,加拿大国家公园的专家提供咨询和合作,在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内勐养保护片开展了题为“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水平,从而更加有效而实际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研究了保护区内各民族利用自然资源的状况以及有关持续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