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进展

建立系统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对强化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梳理, 全面系统总结分析了2018年以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取得的明显进展, 结合相关要求, 提出了推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策略建议, 以期为今后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研究进展

中国国家公园是指在具有显著自然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区域内,通过完善自然保护与利用体系,实现保护物种、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保障基本生态需求、实现可持续利用等目的,逐步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自然保护地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区域。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是实践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效途径,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15年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最终在2021年正式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收集了2015年以来国家公园相关政策资料,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国家公园较好的实现了初始建设目标,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针对未来国家公园的建设,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1)完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2)以流域为单元进行规划整合;3)确定东部和西部国家公园最小面积;4)确定国家公园数量上限;5)建立跨境国家公园;6)将文化保护纳入国家公园;7)统一管理体制;8)统一国家公园内部管控区划;9)形成三类保护地差异化可持续发展模式。未来随着中国国家公园顶层设计的逐步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体制建设将能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生态保护和资源管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实现生态保护、可持续利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目标。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自然生态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15年我国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旨在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为评估5年多来试点改革成效,基于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的深入调研,发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在国家公园顶层制度设计...     

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2015年12月起,我国陆续启动了三江源、神农架、武夷山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唐芳林等,2019;臧振华等,2020).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担着破解我国自然保护地...     

中国国家公园的神圣使命

<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近代的自然保护事业起步较晚。直到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设想,我国才开始了国家公园的试建工作。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20年12月,“国家公园设立规范”等五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我国有关建立国家公园的试点与立法工作陆续启动。至此,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事业终于踏上了一条与国际接轨的新征程。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的“权、钱”相关问题解决方案解析

<正>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已经进入顶层设计出台、操作亟待落地的阶段:中央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2017年9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公布,十九大报告中更是两处提到国家公园。尽管中央积极推进,但启动近三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并不顺利,因为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中普遍存在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回顾与前瞻

自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成为整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中进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综合性改革。过去5年, 通过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 初步完成了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明确了管理体制、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 筑就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高层引领与改革创新, 二是试点先行和动态调整, 三是问题导向和顶层设计, 四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改善治理体系。然而, 未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面临众多挑战和困难, 包括国家公园建设区通常人口众多、土地权属复杂、利益相关者众多、缺乏多方参与机制、地方管理能力薄弱等。今后, 应在总结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坚持正确的改革取向, 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创新思维, 坚持法治优先、系统推进、分类指导、分阶段实施的基本原则, 采取顶层设计加试点先行的方式, 实现依法办园、科学办园、民主办园、开放办园; 加快推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立法, 建立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 探索建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最终使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得到整体保护, 人民利益得以最大化,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国家公园管理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公园是我国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具有主体地位。为保障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对其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科学、客观和全面的评估至关重要。遵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的理念,及其生态保护和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定位,按照"条件基础-过程行动-取得成效"的思路,构建了包括管理基础、管理行动和管理成效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国家公园管理评估指标体系;沿用基于专家评议的快速记分评价法,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和分级赋值,并进行综合评估;基于上述方法,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管理工作进行了试评估。结果表明,该评估体系能够较好反映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的现状,有效指导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管理工作,并可为国家公园管理评估标准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及发展思路探析

<正>2013年,中国政府在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对自然保护价值高的国土空间实行的一项开发保护管理制度,这是在生态文明观念指导下和生态制度规约下所采取的生态实践活动。国家公园体制不是简单地引入国际模式建立若干国家公园,而是需要结合中国新一轮重大改革在体制设计、整合和融入现有自然保护体系等方面寻求变革。1国家公园定位1832年,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最早提出的"国家公园"概念主要是基于视觉景观的保护,保护"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问题与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的重大举措。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020年要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在跨时2年的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基础上,全面总结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梳理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全面展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最新进展,为国家公园深化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显示,各试点区基本建立起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创新了运行机制,保护力度持续加强,资金投入不断加大,科研合作不断深化,社会参与逐渐扩大。体制试点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成效,民生改善初步显现,社会效益充分彰显。但是,仍然存在管理机构级别和类型参差不齐,法律制度不健全,资金保障长效机制未建立,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空间范围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采取必要措施改进存在的问题,积极推广有效经验,加快健全国家公园体制。     

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

<正>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为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体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落实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中国的保护区体系,理顺保护区管理体制,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优化国土资源空间布局,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保障贫困群体的生计来源和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宗旨是加强自然保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经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目前最晚启动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其诞生和推动一直受到高度重视.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积极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海南省委省政府把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确定...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正>人类对自然的保护由来已久。现代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始于19世纪,国家公园是其第一种类型。自美国1872年建立第一个国家公园以来,经过140多年的发展,世界各国陆续建立了种类繁多、名称各异的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以其自然、恢弘、壮美的景观,无疑是最受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圣地。2017年7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进展与未来

<正>从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总体部署。自2015年12月起,我国陆续建立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明确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     

横跨三省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访谈

<正>自党中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因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络成员中有许多是各国的国家公园。为此,我们对部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开展了专题调研。拟议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是在我国国家公园试点中跨省最多(3个)、整合保护地最多(70多个)、涉及人口最多(数百万),其体制试点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本刊记者陈向军专访了主持起草     

中国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分析与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对策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是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近年来, 中国已关注到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交叉的问题, 并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为落实这一战略, 需要对现有保护地的彼此关系与空间分布进行系统研究。为此, 本研究收集了8,572个不同类型和级别自然保护地的坐标、生态系统类型、行政区域及边界等信息, 筛选出1,532个具有空间重叠、管理部门交叉的自然保护地, 计算地理集中指数并采用ArcGIS软件进行了核密度分析, 得出空间重叠保护地分布的生态地理区、生态系统类型、交叉管理部门、所在省份等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显示: (1)鲁中山区、太行山、大别山、天目山-怀玉山、皖江等生态功能区的自然保护地重叠最为严重(核密度Mean > 6, Max > 8), 其中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天目山-怀玉山区为重叠保护地密度高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目前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域中仅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三处位于保护地重叠高密度区; (2)原主管部门中, 原国家林业局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交叉管理保护地数量最多, 为294个; (3)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状况明显高于其他省区, 而晋冀豫与皖鄂赣这两处三省交界处重叠程度更高, 其他多处三省交界区域也存在保护地的中度重叠。故上述生态地理区、原主管部门与行政区应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先普查区域与优化整合重点对象。基于重叠保护地核密度热点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 对不同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优先性与类型提出了初步建议, 以期为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紧迫需求提供参考。     

基于PSR模型的国家公园综合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灾害会对社会-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损失,科学地对灾害风险进行评估是进行防灾减灾的基础工作。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与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中,国家公园作为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并保障全民公益性的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具有多风险源-多受体的灾害风险特征,因此,进行全面有效的灾害风险评估是支持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游客管理、社区管理等具体管理目标的必要环节。在明确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的特征与内涵的基础上,以国际减灾署灾害风险定量评估框架为依据,细分灾害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然后针对国家公园不同类型的灾害风险受体,以灾害风险源的危险性与灾害风险受体的脆弱性(包含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衡量灾害风险度,结合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构建了适用于国家公园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旨在为国家公园的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服务于国家公园多元化管理目标。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挑战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于2016年8月由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2018年11月,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相继挂牌;2020年3月17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20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在试点过程中,初步建立起由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省管理局、管理分局、管护站(管护总站)构成的实际管理体系,其中省管理局3个、管理分局14个。     

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管理问题与调整策略

在现代自然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历史关系中,人类活动总是处于关键角色和矛盾焦点。早期将人隔离在自然系统之外的堡垒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逐步被更加包容的保护所替代,尤其是纳入地方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Berkes,2007;Garnett et al,2018;Rai et al,2021)。管理保护地人类活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但同时强调要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必然涉及到监测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体验和社区发展等多样化的人类活动。把握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平衡人类活动的范围、方式和强度,是实现国家公园"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重大任务。本文从试点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主要特征出发,探讨我国试点国家公园重要人类活动的管理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调整策略,以期为国家公园的制度设计及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韩国智异山国家公园的对比研究

自1967年智异山被认定为韩国首个国家公园以来,韩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历经50余年。这期间韩国在国家公园的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选取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和韩国首个国家公园——智异山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并运用基于最优实践的国家公园管理能力评价方法对二者的管理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能力综合得分低于智异山国家公园,在体制建设、保障机制、资源环境管理、社区管理和科普教育五个方面均与智异山国家公园存在一定差距;智异山国家公园在资源本底调查、法制建设、多方参与、环境教育和游憩管理方面的管理能力十分突出,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借鉴;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补偿和制度约束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自然资源权属、资源本底调查、社区组织建设和游憩管理方面则亟待提升。在此基础上,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强化科研支撑、健全多方参与制度、推进全民福利共享三项建议,针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了制定《国家公园法》、设置自然保护地顶层规划两项建议,以期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提升、推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