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路径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保护、重要战略布局意义重大.本研究梳理了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生态产品(农产品、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与负服务)的概念与边界,基于能值分析构建了农业生产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核算方法体系,核算了我国单位面积典型农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与负服务,并进一步提出分类化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1)已经通过...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路径探索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辩证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创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呼应,其路径的探索是生态文明理念落地的关键。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的出台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关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价值评价机制、经营开发机制、补偿机制、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和价值实现推进机制。目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探索初具规模,但是学界关于生态产品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相应的学理基础研究相对迟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与路径还不清晰。从界定生态产品概念、加强学理基础研究出发,梳理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全社会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探索及存在问题与障碍。政府主导面临财政资金缺口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公地悲剧"愈演愈烈等经济、社会风险;市场主导面临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政策缺位、市场活跃度不高、市场建立与交易规则不明确或市场监管失灵等问题;社会参与面临法规政策或制度设计不完善、吸引市场主体参与的激励措施不够、政府与市场合力发挥不够或资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持续深化落实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将用途管制制度拓展到整个国土空间、科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技术、工具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深入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和价值核算研究等建议。研究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实践发展和助推相关标准体系构建提供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进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解决环境外部性、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完整性的重要机制。基于已有研究和试点案例,对生态产品的狭义及广义概念进行了界定;鉴于资金充足程度对试点项目的重要性,按照资金来源,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分为公众付费、公益组织付费、政府付费以及多元付费,且对其特点、适用范围、优点及局限进行对比分析,为筹集资金、落实受益者付费原则提供技术支撑;按照问题描述、识别生态产品/受益方(买方)/供给方(卖方)、交易条件、价值交易机制、监测与成效分析框架对试点案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及路径进行剖析,提出选择适当的价值实现工具,并强化监测指标的选取及成效分析,以提升资金效率和生态保护效益。     

数字技术赋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供需对接难、交易成本较高、质量溯源机制欠缺、产品同质化等诸多现实困境,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推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造了新机遇。从数字技术视角首次探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及路径,对完善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1)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在于打通转化通道,构建“监测评价-资源开发-市场经营-支持保障”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链条机制,进而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来解决“森林生态资源变森林生态产品”、“森林生态产品变森林生态商品”两大核心问题。(2)数字技术赋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逻辑体现于：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四个基本环节,为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新动能新活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产业化经营,提升产品价值增值空间;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市场主体行为,激发更强“长尾效应”;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市场交易信息,降低信息摩擦;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3)数字技术赋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即利用数字技术做好森林生态产品权属登记和信息普查、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数字化、搭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经济平台和市场交易平台、数字技术强化森林...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评价方法——以丽水市为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在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开发利用生态产品,将其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包含了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市场和技术机制。生态产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的经济价值总和称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与生态产品总值(GEP)的比值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是评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的基础,是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的概念和核算方法,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在核算GEP的基础上,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与实现率来分析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丽水市2019年GEP为4110.21亿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为1017.49亿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为24.76%。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主要有市场交易和政府补偿两种模式。市场交易模式贡献了95.84%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是目前丽水市最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但存在价值实现效率不均衡、对于缺乏市场或是市场机制不成熟的生态产品不适用等问题。政府补偿模式贡...     

基于生态价值评价的北京自然保护地保护空缺分析

整合优化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的关键一步。生态价值是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重要依据,也是保护空缺分析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使用影子工程法、碳税法等方法核算了2019年北京全市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和固碳能力4个重要的生态价值,分析了北京市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空间分布格局,并基于生态价值进行北京市保护空缺分析。结果表明,全市土壤保持价值最高(10665元·hm^-2),其次是防风固沙价值(8417元·hm^-2),水源涵养价值为负值(-21702元·hm^-2),表示北京市水源涵养为亏损状态。自然保护地的水源涵养价值最高(100972元·hm^-2),其次是土壤保持价值(17738元·hm^-2)、防风固沙价值(8422元·hm^-2)、固碳价值最低为1051元·hm^-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的生态价值均值高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地质公园的4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均值总体偏低。基于生态价值的保护空缺分析显示,高生态价值区域...     

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核心机制与模式

基于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进程和实践经验,解析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设计以政府主导的森林资源资产化、市场主导的森林资产资本化机制和政府与市场交叉的价值反馈机制,衔接关键要素的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心机制。从实践案例提炼出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绿色金融模式、生态指标交易模式和林下经济模式,其中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包括森林资源流转、林业产业多元化发展和生态产业化;绿色金融模式包括生态运营中心模式和股权合作型生态修复;生态指标交易模式主要是森林碳汇交易;林下经济模式的核心做法是林业立体复合生产经营。最后聚焦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大关键环节:"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提出建立森林生态运营中心、采取金融资本化运营和实施森林资源生态产品分类经营的政策建议。     

自然生态价值、生态资产管理及价值实现的生态经济学基础研究——科学概念、基础理论及实现途径

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各式各样的生活、生产和生计的环境条件与自然资源。基于自然规律的生态系统管理是人类社会不断认知自然生态价值、保护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创造积累生态资产、维持社会经济系统永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以此为核心认知的区域生态经济学或经济生态学,正在成为探讨人类世地球系统演变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科学研究前沿。本文以大尺度区域宏观生态系统科学为学术视角,以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与多元价值观为基础,综合论述了自然生态价值、生态资产、生态产品等基本概念;从生态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角度,分析讨论了生态资产形成与变化、生态产品生产与消费、生态投资与生态资产损益等过程原理;提出了区域生态资产的系统经营与生态价值实现途径,期望为我国及区域生态系统价值及生态资产的评估,生态产业及生态价值实现体系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学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应用场景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典型案例文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因地制宜选择实现模式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利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推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文本词频数据,采用随机森林分析方法,从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和参与主体三个角度,实证总结了不同价值实现模式的应用场景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表明: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是用于农地自然资本,通过市场手段激励农户等经营主体参与,提升农地供给生态产品的功能。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主要是用于林地自然资本,通过生态权益交易,协调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利益,以保护森林的调节服务功能。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是用于水域自然资本,通过建立受益者和保护者之间的补偿机制,提升水域的调节和供给服务功能。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模式主要是用于废弃工矿用地自然资本,通过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联合开展修复整治,提升废弃工矿用地的文化服务和供给功能。研究结果为因地制宜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提供政策参考。     

生态补偿在海洋生态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海洋生态资源破坏日趋严重。开展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研究有利于利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海洋生态资源面临的问题,在目前中国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薄弱,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研究缺乏的情况下,本文也是对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拓展。本文详细分析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分析、补偿强度和补偿途径3个基本问题;指出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包括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提出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方向:海洋生态资源价值评估,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等。     

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了解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为制定我国生态旅游政策和推动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保护地开展了生态旅游,现状特征主要是:(1)有一定的生态旅游市场规模,生态旅游产品趋于多样化;(2)基础设施的生态兼容性不够;(3)环境解说系统普遍建立,但专业化程度较低;(4)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环境管理体系仍需完善;(5)社区参与经济效益好,但参与深度有限;(6)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不足,且导游在生态旅游方面的专业素养亟待提高;(7)生态旅游管理受到重视,但相关措施有待完善;(8)资金投入不够、管理体制未理顺是阻碍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较为普通的问题.     

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意义和途径

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它是一个区域或一个保护区生态发展的重要内容,不仅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是激励保护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然,过分强调经济收入,无控制地发展旅游,就可能引起不适当的开发或管理不周。导致生态破坏。因此,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要有一个周密的规划,寻找旅游者的享受和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     

基于机会成本法的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

建立海洋保护区已被公认为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而合理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确保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成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机会公平的关键手段。以土地、海域为载体,从机会成本补偿的角度出发,分别设置了机会成本补偿基数、区域调整系数、分区补偿系数和开发限度补偿系数,构建了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并选取全国8个省(市)14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案例区的机会成本补偿测算结果介于0.66×10⁴—10.69×10⁴元/km²之间,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补偿金额显著高于其他保护区,分别为10.69×10⁴元/km²和10.47×10⁴元/km²,相比之下,其余12个保护区的平均补偿金额为1.70×10⁴元/km²。     

Parasites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success and specificity of monogeneans

The effect of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on the Lamellodiscus spp. monogenean community was tested by comparing the communities of parasites of Diplodus sargu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area. A total of 104 D. sargus were dissected harbouring 1280 monogeneans from the genus Lamellodiscus and belonging to 11 species. No modification in the global parasite community link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host populations was revealed. The most abundant and less specific parasite species, Lamellodiscus elegans , however, increased its abundance in the protected area.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parasite host range and the percentage of infected host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also occurred between epidemiological and genetic distances for the parasite species found.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erm of parasite success and specific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sitism in the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of hosts.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配置与优化——基于政策文本分析

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地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化路径和政策制度体系,对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政策文本展开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为后续相关政策配置与优化提供参考。通过选取2019年-2022年8月间36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分析框架,借助质性分析工具Nvivo12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政策文件以通知和实施方案为主;政策工具覆盖较为全面,但内部存在分配不太协调的现象。政策目标维度中生态环境优美化受关注度较高,而生态产业高效化较少。工具-目标配置上,存在多对多的关系,不同政策目标对应的政策工具也存在差异。为进一步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供给,从政策工具上应以战略、具体规划为重点,平衡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比例;从政策目标上应强调从金融和技术方面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法规管制力度,推出更专业化和可操作性的具体举措,因地制宜凸显区域化特色和差异,真正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落到实处,确保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构建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2)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5)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域: 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强度的增加,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面临更大挑战。联合国大会决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拟定一份新的法律文书, 以解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ABMTs), includ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是BBNJ国际文书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目前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 各国对ABMTs/MPAs缺乏共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分析ABMTs/MPAs的定义和内涵以及两者的异同点、目标、与现有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的关系、一般原则和方法、现有框架以及面临的缺乏调查数据、缺失全球性法律框架以及缺少利益相关者参与等挑战, 提出需提高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科学性、建立有效的监测与执法机制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建议。     

Th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ustralia as a case study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increased interest in the use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as tool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arine habitats and species.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many MPAs around the world. Despite this activity there have been few tests of hypotheses about the design criteria for se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se areas, resulting in a haphazard and ad hoc selection of protected areas, with conflicting and inconsistent terminology and objectives.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priately teste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the design of MPAs will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the future.To 1st January 1992, 267 MPAs had been declared in Australia,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ca 400 019 km². The history of their declaration has been sporadic and uneven. Conflicts over State and Federal legislation and, within states, conflicts over jurisdiction among agencies caused by 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 have at times slowed the declaration of MPAs.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y of MPAs in Australia is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both biological and administrative, of declaring MP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