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江县王下乡考古记

正走进神秘的王下乡2006年5月22日我走进了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开始了我在海南史前考古的工作。为了配合昌化江大广坝水利水电二期工程,根据文物的保护要求,由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昌江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组成考古队,对七叉镇信冲洞化石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材料。2007年12月13日考古团队走进了神秘的王下乡,从考察皇帝洞开始了我们的史前考古工作,首先在王下乡皇帝洞旁边发现了一个哺乳动     

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文化遗址发掘简讯

<正> 1960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江两岸进行文物考古普查时,发现了独石仔洞穴遗址。1964年、1973年两次进行试掘。1978年,该馆与湛江地区博物馆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先后共获得石制品四百多件。动物化石千余件。独石仔洞穴遗址位于东经111°52′、北纬     

考古发掘现场环境突变对出土文物的破坏及应急保护研究

在考古发掘中,地下环境与地上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文物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环境中,一经发掘骤然接触地上环境必然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本文通过研究考古发掘现场环境突变对文物的破坏机理,提出相应的应急保护措施,使文物能够得到应急稳定性保护。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代居民mtDNA遗传分析

利用古DNA手段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类遗骸进行遗传分析, 是揭示当地古代人群来源的重要手段。我们通过克隆测序和PCR-RFLP的方法, 从来自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约3000-3300年前和2000年前两个不同年代的牙齿样本中, 成功得到59个线粒体高变I区和编码区的SNP位点的序列信息。之后我们将所得序列与来自亚洲大陆的34个现代人群共1833个个体和2个不同年代的古代人群样本的线粒体序列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作比较,结果表明这两个时期人群并不是一脉相承的。     

“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早期中原文明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

2017年11月18至19日,由郑州大学与复旦大学主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东亚现代人起源与早期中原文明研讨会"在郑州大学新校区拉开帷幕。郑州大学副校长韩国河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的主旨在于发挥中原地区丰     

古DNA技术在人类墓葬遗骸研究中的应用及进展

考古工作中得到的生物遗骸由于长期的风化,自然侵蚀等因素的影响,遗骸本身含有的古代生物的DNA的大部分会分解,使得对遗骸中的生物遗传信息研究变得非常困难.可将现代生物工程的PCR技术应用到考古工作中,该技术能够对残存的微量DNA进行大量的生物体外扩增,得到更多的古代生物的遗传信息,提高时遗骸种属鉴定的准确性.通过对出土的人类遗骸中微量DNA的扩增、测试和遗骸间DNA序列的对比,在计算机软件的帮助下与已知的人类DNA序列进行比较,能确定同一墓葬中不同遗骸的亲缘关系和该遗骸群体在整个人类进化体系中的位置.对这一试验过程的一些方法、技术、研究进展和目前仍然面临的一些问题作了介绍.     

考古动物群中的偏移现象——埋藏学的视角

考古动物群是由古代生物群经过死亡群、埋藏群、化石群的逐次"过滤"而形成的一个"采集群"[1]。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地质历史过程中,不同来源、不同规模、不同作用方式的多种埋藏学因素都在其中打上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并在各自的层面上改变了考古动物群的最终面貌,从而导致了化石记录与原始生物群之间的客观偏移。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进行合理解释之前,有必要了解和研究那些可能影响考古动物群最终组成的埋藏学过程或动因。本文以东亚地区的几项埋藏学研究为例,重点阐释了一些可能导致考古动物群偏移的埋藏学过程。     

利用板材端面纹理判断和识别板材几何参数的数学描述理论

为家具、乐器、考古鉴定等特殊行业需要对木材的材种和板材的下锯位置及板材进行识别提供数学方法,利用一般喷漆成品木材端面纹理往往可以显现的特点识别木材年轮宽度、锯材在原木中的下锯位置、原木椭圆度等参数．提出这些数学理论将为木材几何参数识别的数学模型建立提供工具,还将为珍贵树种木材识别提供理论依据,为古代家具品质鉴别提供科学的方法,这些理论将使传统人工识别工艺数学化,实现科学考古和鉴定数字化。     

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出土颅骨的研究

新疆考古所文物队于１９９４年在哈密地区寒气沟墓地发掘出４座墓葬共３具颅骨,其中一具男颅,两具女颅,编号为９４ＨＴＢＩＭ３：Ｂ（男颅）、９４ＨＴＢＨＩＭ２：Ｂ（女颅）、９４ＨＴＢＨＩＭ３：Ａ（女颅）。据文物判定其时代为春秋时期。在考古文化上与焉布拉克相...     

汪宇平与萨拉乌苏遗址

<正>在萨拉乌苏遗址考古百年史上,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汪宇平先生潜心笃志,躬体力行,书写了至关重要的一笔,值得永远铭记。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内蒙古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界奠基人之一,他所做的工作,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先河,也促使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工作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新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古人类骨中羟磷灰石的XRD和喇曼光谱分析

人骨残骸是生物考古的主要对象,而骨骼污染鉴别是样品选择的依据,也是生物考古的前提。利用X射线衍射（XRD）和喇曼光谱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新疆克雅河圆沙古城遗传出土的人类骨骼中羟磷灰石的分析,来辨析骨骼污染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准确反映了骨骼中羟磷石结晶度的变化,从而可简单、较为有效地鉴别古代人类骨骼样品的污染。     

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古墓内豆种的鉴定

江陵县在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纪南城位于江陵县城(现荆州城)之北,是楚国故都的所在地。古代劳动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发掘了距今2140年的西汉古墓的大批文物后,对多数墓葬品进行了考古工作,惟其植物性的随葬品研究的甚少,只有稻谷、豆类等有粗略的报道,究竟是什么稻谷或豆种,就不清楚。为此我们将该墓内的     

生物电浆磁学及其应用

引言现代科学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向整体化趋势发展。２１世纪是以生命科学为中心的信息与智能革命的世纪,是东西方争夺世界科学中心的时代,回顾科学技术发展史,在１５世纪后半期世界科学中心开始转移到西方,首先在意大利,继至英国、法国、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转移到了美国。历史事实表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兴起的重要基础之一,在１５世纪后半期之前,世界科学中心一直在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还出现两个黄金时期,即公元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的汉朝和公元９６０年—１２７９年的宋朝,预计第三个…     

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结业

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结业为更有效地抢救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和脊椎动物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国家文物局和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小组的委托,举办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下简称培训班）。培训班于...     

背负青天往下看──遥感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成果

背负青天往下看──遥感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成果王大锐传统的考古学工作,大多是依靠老百姓的偶然或零星的发现,然后由专业考古人员用铲和“脚踏实地”地详细勘查。当然,也有查阅古代文献记载而获得重大考古发现的。这些都必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现代的高技术为考古学带...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的考古新收获

2007年12月17日,灵井遗址发现了距今10—8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称为“许昌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又收录了2008年的考古新发现。2008年底,河南省文物局成立“灵井‘许昌人’研究基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承担）等均已立项,受这些项目资金的支持,     

DNA分析与考古

1991年7月8日至10日在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古代DNA”的学术交流会,其目的是讨论并交流如何从考古挖掘物中获取古代生命DNM的方法并如何对这些DNA进行分析。这就是说从死去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动物遗骸中仍可     

探索缅甸早期文化特征以考古学为证据

目前中国针对东南亚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越南,对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也有少量关注,对缅甸则几乎无人问津,而该国也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为此,我们对史前至骠国时期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构建从新石器至铁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脉络,从区域互动视角观察缅甸早期文化演进的路途.     

河南登封方家沟遗址发掘简报

方家沟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方家沟村,2014~201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原地埋藏的遗迹现象。石制品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石锤、石砧、工具等,整体面貌属于华北常见的石片石器工业。古人类在自然沟内短期活动形成的遗迹(G1)蕴含了空间利用方式的信息,对于进一步研究嵩山东麓MIS3阶段人类活动与行为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荟萃文物精品——修改后中国通史陈列观感

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国家级博物馆,也是展现我国悠久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一个窗口。1988年此馆关闭,对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部分进行大的修改和调整。在这期间,许多外国朋友为未能参观这个陈列感到遗憾。我作为一个历史与文物的爱好者也一直关注着这个陈列的新动向。最近经过修改的通史陈列重新开放。我急不可待地想参观这个展览,同时也在揣测:修改后的陈列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吗?在原有展室面积中,能否反映出历史、考古等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带着种种疑虑,我来到了新布置的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