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植物生物安全治理路径研究

植物病虫疫情是全球粮食生产安全的重大威胁。英国较重视植物安全治理,较早开始布局相关政策,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取得了良好成效。本文采用文献调研、分析与综合、比较研究等方法,围绕英国面临的植物安全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英国在战略规划、治理体系、制度建设、技术研发、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经验与做法。英国政府把植物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统筹植物生物安全组织体系,制定国际先进水平的安全制度,构建有生物安全保障的植物供应链,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大力开展全民科学,对我国生物安全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纵观英国植物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做法,本文对我国植物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基于DPSEEA模型构建生物安全评价体系：以深圳市为例

由于生物安全内涵外延和基本要素的模糊性、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的多元性等因素的限制, 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全面有效的生物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构建生物安全评价体系, 研判生物安全现状, 本文首先运用规范分析法剖析《生物安全法》中有关“生物安全”定义的特点及不足, 从国家安全角度认为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的威胁, 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能力和状态。明晰了生物安全的外延, 即只有对国家安全利益、民众健康、生态环境保护产生威胁的生物风险, 才是生物安全所规制的对象。其次, 生物安全基本要素包括自然生物安全和社会经济生物安全。自然生物安全主要指民众健康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包括生物个体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社会经济生物安全的关注点在国家安全利益, 即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利益, 包括生物技术安全、生物实验室安全。第三, 以生物安全基本要素为管理对象的尺度, 将国家安全利益、民众健康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评价主体, 以生物法治为理念, 运用模型构建法, 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接触‒影响‒行动模型(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exposure-effect-action, DPSEEA)构建了一套具有生物法治特色的生物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水平、生物安全所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生物安全各部门机构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程度、符合规定标准的生物实验室数量和百分比、生物安全人才数量及密度、对生物产业和基本卫生部门的官方援助及其他途径投资总额、疫苗覆盖的目标人群比例、生物安全的宣传教育普及率8项评价指标在内共32项生物安全评价指标。最后, 基于实地调研及数据统计分析, 以2019年和2020年深圳生物安全工作为例对评价体系进行验证。结果显示, 深圳生物安全工作在农业生物安全、动植物防疫、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成果显著; 但仍在法律法规体系、生物安全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生物安全普及率方面存在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并注重法律协调衔接、“一个健康”实现多元协同生物治理、加强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加强生物安全宣传教育等建议。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合成生物学风险和应对策略研究*

合成生物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兼材料学、医学和信息学等学科特性的交叉学科,在促进医学进步和科技转化应用的同时,也在总体国家安全内涵中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地位。如何在新时期应对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和严峻挑战,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科技治理和生物安全的重要命题。重点介绍合成生物技术相关生物武器威胁、生物恐怖威胁、生物安全国际公约条例、生物安全伦理治理框架,总结近年来合成生物技术领域生物安全风险相关问题,提出合成生物学安全风险应对策略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下科技发展建议。     

我国生物安全科技工作成就与展望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是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战略支撑。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生物安全威胁,科技部进行了一系列项目部署,不断加强生物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建设。本文重点总结了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生物安全科技工作在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甄别与防控、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安全特种资源库建设、基因合成与编辑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展望了前沿生物技术发展与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新型生物安全风险与防控机遇,并对我国生物安全科技发展提出建议。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生物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北大核心CSCD

近年来,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趋严峻,重大传染病疫情、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生物武器等生物安全威胁不断显现,生物安全已跃升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生物安全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型学科,其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还处于起步阶段。受国内外生物安全形势、生物安全产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学学科设立的影响,凸显了我国在生物安全这一交叉领域的人才储备的短板和不足。尤其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更加显现出生物安全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本文根据作者在实际教学中的经验,从建立交叉融合课程体系、构建创新性教学模式、探索通识教育改革方案和完善持续改进机制等几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新工科背景下完善生物安全领域人才体系的具体措施。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风险案例分析和思考

随着我国首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我国已有能力开展一类病原体病毒培养和动物感染的研究工作。通过汇总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事故案例,分析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面临的安全风险,结合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探讨了防控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风险的控制策略。     

我国生物安全能力评价与建设的思考

综合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生物安全领域的著名智库、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学术界动向以及生物安全权威期刊等多维证据分析,发现美国在健康安全能力评价方面获得新的进展,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及国际交流。借鉴美国经验,建议我国设置合理的指标体系,定期进行健康安全能力评价;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法规,同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外交关系;进一步提高我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加快融入全球生物经济发展新格局

<正>《“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基于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四个顺应”为导向,提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等三个领域,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这既与国际上对生物经济的主流声音形成了呼应,也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为全球生物经济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发出了中国声音。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运行与管理探讨

2017年我国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完成指定工作,作为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运行与管理,确保国家生物安全,已成为坚持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一项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保藏机构运行管理应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的合理利用和安全管理两方面相结合,在确保国家生物安全的前提下,统一病原微生物保藏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体系,提升保藏机构能力和水平,不断适应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以及传染性疾病防控、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发展需求。     

农业生态安全及其生态管理对策探讨

对生态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及其生物要素、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等在数量、质量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上的一种和谐、健康、稳定的状态和水平。农业生态安全包括农业环境安全、农业资源安全、农业生物安全和农业产品安全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农业生态安全管理对策 ,包括 :①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管理 ,发展生态产业 ;②加强对现有资源与生态系统的保护、培育与可持续利用 ;③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障生物安全 ;④加强农业综合抗灾能力建设 ;⑤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监测与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⑥建立良好的、和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     

对两用生物技术发展现状与生物安全的思考

生命科技的蓬勃发展与全球化步伐的持续加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福祉。然而,生物技术的两用特征和传染病严峻的流行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生物安全隐患,引发了世界性的生物安全问题。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生物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典型两用生物技术的潜在威胁及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发展趋势,指出我国生物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同时结合研究发达国家在战略、政策与技术方面应对生物安全的重要举措,从战略布局、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为我国在两用生物技术的生物安全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议。     

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及医疗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探析

目的:探寻医疗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以及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建设。方法:分析当前生物安全出现的原因及预防措施,采用列举的方法,对相关体系的完善提出建议。结果:由于传染病毒具有扩散块、毒力强的特点,因此生物安全的建设逐步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中疾病控制、疾病预防系统的建设及实验室的医疗安全检测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通过调查发现,加强二者的安全管理,必须加强五个方面的建设,即严格遵守疾病控制系统与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对有关的实验设备进行完善与升级,对实验室病菌实验严格把控,对医疗人员、技术人员及检验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培训,对实验室废弃物进行管理。讨论:由于当前传染病毒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因此,关注生物安全,完善相关的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及医疗部门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病原体相关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安全风险和应对策略研究

合成生物学在科技、医学、工业等领域对微生物的改造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合成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自然界中存在的高危害性病原体可能成为合成对象,通过生物技术对已知病原体进行改造,其对人类宿主的影响将难以预料,具有比天然病原体更大的危险性,这些情况增加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范畴中需要关注的生物安全要素。通过对近年来已知病毒合成生物学、已知细菌合成生物学、已知病毒使能安全风险、已知细菌使能安全风险、未知病原体合成生物学等方面的生物安全风险和要点梳理,综合国际前沿科技态势和先进科技发展理念,分析和提出生物安全应对策略和科学建议,为合成生物学健康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并为国家生物安全政策制定提供智库参考。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风险及其对策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也伴随着风险。我们结合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案例的分析和国内外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的经验教训,分析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存在的主要风险,并针对性地提出风险控制对策,供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参考。     

《生物安全法》实施背景下生物遗传资源的安全管理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并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生物遗传资源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障,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资源争夺的新领域,随着生物技术、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的迅速发展,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安全管理,离不开法律法规等制度的规范。《生物安全法》的出台完善了中国的法律、法规等管理制度,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首先阐述了《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意义,介绍了《生物安全法》的层级地位及立法进程;然后,在《生物安全法》实施背景下简要分析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定义及其安全管理面临的问题、国内外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管理的现状,阐述了《生物安全法》的出台对完善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管理的重要意义;最后,从法律框架、法律法规内容和科学技术层面提出如何更好地推进与落实《生物安全法》出台后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的安全管理。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活垃圾治理生态环境风险及应对路径——以青海省为例

生活垃圾治理失效导致的污染胁迫已成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面临的突出威胁,精准评估城乡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态环境风险并科学制定应对路径,对改善人居环境品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4306个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在定量测度城乡各类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及其治理水平基础上,从生活垃圾治理体系的收集、转运与处理全过程视角,综合考虑危险度、暴露度、脆弱度因子构建生态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基于主客观综合赋权的TOPSIS方法和风险管控障碍度评价方法,多尺度评价生活垃圾治理生态环境风险并识别管控阻滞因子。结果显示：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产生呈整体分散、局部组团式集中分布特征,全省生活垃圾集中治理率仅62.33%;全省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态环境风险总体处于中风险等级,属于中高风险及高风险等级的居民点占36.90%,且河湟谷地区向柴达木盆地区、环青海湖及祁连山地区和青南高原地区呈风险递增;现行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在镇级转运环节的生态环境风险最高,在祁连山脉、昆仑山脉东段以及青南高原峡谷地带转运风险突出;自然地理环境高寒性、分散式垃圾处理技术滞后性是风险管控的主要阻滞因子。建议以生活垃圾全处置和生态环境零胁...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现状

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界限,实现作物性状的定向改造,在解决粮食增产、环境污染、节水增效,以及改进农产品质量等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同时,转基因技术具有潜在的风险,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介绍了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状况,包括法规制度体系、安全评价体系和安全监管体系,旨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知识。     

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看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应急能力及内涵建设

面对突发疫情,生物安全三级（biosafety level 3,BSL-3）实验室是否能及时启动并稳定、安全运行,为科研攻关提供安全、可靠的技术平台,是对实验室应急能力的考验。针对2019年12月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复旦大学BSL-3实验室在接到任务后,立即按照国家规定,启动实验室冠状病毒新实验活动申请流程。经国家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CNAS）和国家卫生委员会批准,实验室在开展实验活动一周内就从来自上海患者标本中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体现了平时实验室内涵建设的重要性。BSL-3实验室的内涵建设包括实验室风险评估及管理、不同人员针对性培训、设施和设备管理等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本文将介绍复旦大学BSL-3实验室在应急能力及内涵建设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期望对BSL-3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