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核算指标的研究进展

绿色GDP指标的测算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绿化是当今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绿色GDP的概念和内涵入手,回顾了其提出的背景和理论基础,概述了绿色GDP的表现形式和几种广泛应用的指标,并分析了这些指标在国家和城市尺度的应用实践,探讨了绿色GDP与其它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就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展望.绿色GDP核算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完善.     

基于能值分析法核算的怀化市绿色GDP

目前,无论国内外哪种绿色GDP体系,在自然和环境资源找到一个统一的量纲计量单位以及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定价上,一直是绿色GDP核算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基于目前绿色GDP核算中的一些缺陷,利用太阳能值作为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计量的量纲,以能值-货币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这就解决了绿色GDP核算中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计量单位不统一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绿色GDP核算中自然和环境资源的价值与经济社会的对接问题。利用odum的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理论和方法,对湖南省怀化市2006年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环境损耗进行定量分析,计算了消耗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环境损耗的能值及其能值-货币价值,从而核算了怀化市2006年的绿色GDP。2006年怀化市国民经济生产过程消耗的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的能值-货币价值9.70×108＄,对环境损耗的能值-货币价值1.67×108＄;2006年怀化市GDP为3.81×109＄,在GDP中约有25.44%是以消耗自然资源,约有43.95%是以对环境损耗为代价的,怀化市的绿色GDP只有GDP的30.01%。讨论了能值分析法在绿色GDP核算中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其不足,并认为绿色GDP核算中在不可更新的环境资源核算上采用能值分析法,能反映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在环境损耗修复上采用投资成本法更符合当前对环境治理的国民经济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中国绿色经济转型预测分析

着眼于中国绿色经济转型之路的科学预测与分析,借鉴传统环境负荷模型以及资源与经济脱钩理论、区位熵理论等,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有关绿色经济指标评价模型。应用该模型计算出2001—2010年全球及中国有关绿色经济指标,依照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预计"十二五"末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人均绿色GDP将分别达到3.11×1012美元、0.37×104美元,生态负荷强度、资源脱钩指数及绿色GDP的区位熵指数分别为0.38、0.66、75;2020年中国绿色GDP的区位熵指数将超越全球平均水平、2024年人均GDP将突破1万美元关口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系统压力逐年降低、资源利用效率、环境绩效与经济效益同步提高,逐渐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中国仍需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权责纷争;同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经济结构调整工作,进一步协调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的唐山市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协整检验和分解

利用物质流分析方法(MFA)建立物质流账户,分析唐山市在经济 环境系统运行中物质投入量与产出量的阶段特征及物质投入和产出强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直接物质投入(DMI)和直接废弃物排放(DPO)进行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探索了各指标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和长期关系.结果表明: 1992—2011年,唐山市DMI和DPO 均呈增长趋势,DMI的增幅高于DPO.DMI投入强度呈增长趋势,DPO产出强度呈波动下降趋势.GDP与DMI、DPO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协整关系,指标间的作用关系经历了由波动到逐步平稳的过程.DMI与DPO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发展起到较强的正向冲击作用,但是经济-环境系统会逐步消化这些影响,并对系统内外指标进行短期的动态调整,最终使系统表现出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发展受到经济规模效应的影响逐步增加.将各指标对GDP的贡献度予以分解,其中,DMI的贡献度上升,GDP的贡献度下降,DPO的贡献度变化不大.总体上,唐山市的经济发展遵循了资源型城市的传统生产轨迹,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投入,高能源消耗又加剧了环境污染.     

从环境保护看消费税税制改革

经济不能离开环境而孤立地发展,我国GDP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为了发展绿色经济,充分发挥消费税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方面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税种,消费税税制改革是大势所趋。     

基于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农业绿色GDP核算——以安塞县为例

将传统GDP绿色化,也就是“绿色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和探索的热点。从微观层面对农业生产进行绿色GDP核算,认为农业绿色GDP不仅包含传统的产品价值,还应包括农业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并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农业绿色GDP=农业常规GDP＋农业生态GDP”的公式核算了安塞县的绿色GDP。结果表明：（1）安塞县2000年的农业生产总值为29187万元,减去中间消耗为18972万元;（2）若考虑农业生态环境代价,则农业生产产值仅为6272．30万元,是农业常规GDP的33．06％,农业常规GDP背后至少隐含着66．94％的农业生态环境代价;（3）应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替代工程法、影子价格法等核算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504218．37万元,把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农业系统的间接产出,则该县2000年的农业绿色GDP为510490．67万元。安塞县农业经济的获得背后至少有66．94％生态环境代价是依靠其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来提供和补偿的。     

国富与民乐

在一个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衡量标准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国家越来越富；另一方面却是公民越来越低的幸福感。我们在不断追逐国内生产总值的过程中，是否忽略了国富的真正目的，即国富不等于民乐，国富是为了民乐。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足迹的江西省生态效率动态变化研究

生态效率是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测度,其测度方法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鉴于绿色GDP能反映出剔除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影响的国民经济净收益,生态足迹则更能全面地衡量经济发展中消耗的各种物质、能源以及带来的环境影响,基于WBCSD提出的生态效率定义及核算方法,创新性地从绿色GDP和生态足迹的视角改进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并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对其2000—2015年间的生态效率变化轨迹及成因进行衡量与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江西省单位面积生态足迹的绿色GDP即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5年来提升了4.57倍,与此同时,绿色GDP、生态足迹也呈上升趋势,但绿色GDP的增速明显高于生态足迹的增速;(2)江西省绿色GDP占总的GDP的比例处于不规则波动状态,平均为84.61%,其中自然资源损耗价值、环境退化损失价值和资源环境改善效益也呈不规则波动,三者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自然资源损耗对绿色GDP的影响较为显著;(3)江西省生态足迹不断增加,总生态足迹15年来增加了83.6%,年平均增长率为4.26%,从生态足迹构成来看,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足迹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牧草地足迹增长最为显著;(4)江西省生态足迹的主要类型是牧草地足迹、耕地足迹和化石能源用地足迹,其中牧草地足迹比重最大,并且保持波动上升趋势,其次是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足迹,但两者比重均呈小幅下降趋势。从生态效率度量模型的创新性、适应性和生态效率的提高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基于生态容量的广东省资源环境基尼系数计算与分析——与张音波等商榷

张音波等认为: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是用来反映在"经济贡献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并用"绿色贡献系数"来判断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的不公平因子.这种基于GDP来计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会产生一种"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可以多污染"的误解,且这种"越富裕越有排污权消耗权"的理论与生态学的生态容量理论是相背离的.正确的分析方法应该是"基于'环境或生态容量'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从生态容量的角度,重新定义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并确立基于生态容量的"绿色负担系数"来评价其不公平性.选取广东省2005年各城市SO2排放、工业固废产生、废水排放和能源消耗为评价指标,选取在统计资料上统计的便于分析对照的"森林面积"和"耕地面积"指标为"生态容量"的表征指标,计算其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和绿色负担系数.结果表明,2005年广东省上述4项指标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分别为0.65、0.58、0.60、0.57,均明显高于0.4的"警戒线",说明广东省资源环境容量分配差异较大.从绿色负担系数来看,研究结果与张音波等的结果恰恰相反:在广东21个城市中,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是主要的不公平因子,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城市,更须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湖南省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分析

采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生产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和旅行费用法等对湖南省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作了粗略评估,为绿色GDP核算、生态市和生态县建设规划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一套定量评估的参考方法。重点围绕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的计算,计算结果表明:2000年湖南省生物多样性直接使用价值为2.02×10¹¹元、间接使用价值为1.68×10¹²元、潜在使用价值为2.50×10¹¹元,分别占全省生物多样性经济总价值的10.6%、88.1%和1.3%。湖南省2000年生物多样性经济总价值为1.91×10¹²元,占全国生物多样性经济总价值的4.9%,是湖南省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17倍。     

1996—2005年北京城市生态质量动态

从生态要素、生态过程、生态功能和生态问题4个主题出发,构建了包含16个指标的北京城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最差状态法和最佳状态法对指标进行赋权,通过加权平均法构建了北京城市生态要素指数（EEI）、生态过程指数（EPI）、生态功能指数（EFI）、生态问题指数（EDI）和综合生态质量指数（CEI）,用以评价1996—2005年北京城市生态质量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北京城市EEI无明显改善,持续维持在远离理想点的水平;EPI和EFI改善显著,由1996年的远离理想点到2005年接近于理想点的水平;EDI的年度波动较大,普遍远离理想点;CEI得到持续改善,但离理想点依然有一定距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小于3 000美元时,EPI、EFI和CEI随GDP的增长而快速增大,改善显著,当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后,EPI、EFI和CEI随GDP增长而增大的速度减慢;EEI和EDI受人均GDP的影响较小,主要受限于自然条件及全球和区域环境的变化.     

基于城市分类的绿色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绿色城市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是绿色城市规划、建设、评价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制定区域差异化的绿色城市指标体系,是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城市发展的基础,对于生产、生活和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的中国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城市的生产发展、生活现状和环境背景3个方面,分别选取城市分类指标,构建SOFM神经网络,将中国288个城市划分为26种类型。其次利用SMART原则进行绿色城市指标体系构建,设置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环境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70个三级指标,其中三级指标分为基础指标和特征指标。最后根据城市分类的结果,详细划分了每个城市的适用指标,最终构建了适用于全国不同类型城市的绿色城市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建设基础和发展需求,为绿色城市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     

中国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工作,评估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其损失的影响因素,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在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借鉴国际上生物多样性评估新趋势,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框架,构建了我国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确定了22项评估指标,其中状态指标8项,压力指标7项,响应指标7项,并对指标相关性和可获得性进行分析。指标体系不仅可以对陆域生物多样性基本状况、受威胁程度、保护成效进行单独定量评价,还可以用于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定量评估,以优化调整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和保护措施。本研究可以为管理部门核算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DP)、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等提供技术支撑。     

栾城县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负效应综合评价

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半自然半人工化特性,其既接受相邻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也对其他生态系统产生正、负双面性影响.本文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建立了高产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负效应评价指标与方法体系,并利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对2008年栾城县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负效应价值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栾城县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负效应价值分别为46.20×108元和4.05×108元;2)农产品生产功能价值为17.61×108元,是栾城县农田生态系统最主要的服务功能;3)不合理的农业活动造成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效益的下降,扣除环境成本后的净效益值与农产品价值之比由扣除前的2.62∶1降低为2.39∶1;4)地下水资源紧缺是栾城县农田生态系统最突出的生态问题,其造成的环境成本占总环境成本的76.0％.     

1987–2013 年江西省水土流失趋势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 基于1987年、1996年、2000年和2013年的水土流失数据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分析江西省1987—2013年的水土流失趋势, 并探讨水土流失的社会驱动力。结果表明: 1987—2013年江西省水土流失面积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水土流失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相关分析表明, 经济发展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农业GDP、农村居民纯收入和人均GDP)、人口指标(人口总量、人口密度和农村贫困人口)、农业耕作指标(耕地面积)均在一定程度上与水土流失相关, 说明水土流失过程的社会驱动力较为复杂; 但逐步回归分析表明, 农村贫困人口、农业GDP、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江西省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更是解决研究区域水土流失问题的关键。本研究受到数据获取的限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但研究结果仍可为本区域的水土流失防治提供一定依据和参考。     

城市社区尺度的生态交通评价指标

交通出行的便捷和绿色程度是城市生态社区评价的关键内容。基于生态社区评价研究中交通出行相关指标的筛选及分析,选择了评价社区交通出行生态水平的5项关键指标,即居民工作出行时长,社区停车状况,绿色出行比例,公共交通满意度,社区停车环境满意度,建立了基于交通出行数据采集的客观评价和基于居民满意度问卷调查的主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选择北京市城区和近郊的4个不同社区案例进行调查、评价和比较,验证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及北京典型社区的交通出行生态水平。北京居民工作出行时长在60 min以内的占样本总量的75%左右,7%的居民出行时长在90 min以上;居民平均绿色出行比例为69.5%;北京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约为46%,对社区停车环境满意度则不足19%。居民工作出行时长指标可以更直接的反应交通便捷程度,而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会影响到居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的比例。     

基于要素视角的“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力研究

绿色发展的内涵在于构建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脱钩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共生与多元化发展。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及驱动机制对推动"绿色之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目前学界在驱动机制方面未见对技术变化偏向性的探究,因而缺少从要素视角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推动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以"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为样本,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绿色发展的表征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1995至2019年间各国绿色发展趋势和技术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技术变化的要素偏向性对不同类型国家绿色发展的驱动特征。主要研究结论为：（1）多数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70%;（2）技术进步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其中中性技术进步是主要动力,而偏向性技术变化却倾向于降低绿色发展效率;（3）基于绿色发展特征将沿线国家分为强、较强、较弱和弱四种类型。各类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均以中性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量,而偏向性技术进步普遍呈能源密集型和生态环境恶化型特征。类型I中绿色发展快于GDP发展的国家,其偏向性技术在投入要素中偏向能源,而在产出要素中偏向期望产出,呈现能源密集型和生态环境友好型特征,说明其低碳政策已对技术进步产生了促进作用,而能源规制的激励作用仍有待于加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的宏观衡量指标,以节能低碳规制促进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     

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 通过拟合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的线性关系以检验其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1997—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得到的人均碳排放数据, 并绘制时间序列曲线。时间序列曲线具有波动式上升的特征, 但近年来处于明显的下降阶段; 通过拟合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西安市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曲线, 并且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过峰值, 说明随着人均GDP增长环境污染已有所改善。结合同期GDP总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系数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 表明人均碳排放与这些指标均存在相当的关联度。     

潍坊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研究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可用于评估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评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利用对遥感影像、气象数据、水资源和农林牧渔经济等数据,基于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防止费用法等进行了潍坊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核算。结果显示:2018年潍坊市全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10445.47亿元,是潍坊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倍。其中生态调节服务功能的价值最大,为8679.72亿元,占GEP总值的83.10%;产品提供和文化服务分别为924.84亿元和840.91亿元,分别占GEP总值的8.85%和8.05%。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对潍坊市经济发展规划具有指导作用,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决策参考。     

北京市环境污染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

选取1992-2008年北京市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北京市的环境污染水平表征指标,以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分析北京市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计量模型,以此探究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对与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北京市1992-2008年的人均GDP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EKC曲线进行描述,而且目前的北京部分污染物如工业废水、工业COD、石油类、工业烟尘等的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显著下降的趋势,表明现在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已越过拐点,北京市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分析其因为,主要得益于研究时段内北京市产业结构大力调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增加和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等多项措施的综合实施.基于过去的经验分析,北京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深化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工业生产污染物排放并加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度,才能保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使环境得到持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