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羚的觅食生物学

介绍了可可西里地区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的取食生境、取食行为以及食物组成等。藏羚的取食生境主要为高寒草甸和高寒草甸草原,分别由3种和5种草场型构成,建群种为紫花针茅类;取食的植物种类多达430多种,主要为禾本科和莎草科的植物;取食行为全天发生频繁,一般集中在上午10：00-11：00和傍晚18：00-19：002个时段;消化能力极强。     

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密度

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在西藏西北部的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分别沿三条横跨该自然保护区的长度为750-860km的东西向样线估计了藏羚(Pantholopshodgsoni)、藏野驴(Equuskiang)和藏原羚(Procaprapicticaudata)密度(每平方公里个体数)和遇见率(每平方公里遇见个体数)。在低海拔(4500-4700m)地区,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数量很少,在那些人类活动强度高或中等的地区,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的数量也极少,以致无法估计密度或遇见率。在高海拔(4700-5200m)地区,藏羚和藏野驴数量在那些人类和家畜活动强度低的地区,数量总比那些中等人类活动强度的地区高,尽管藏羚的数量差别比藏野驴小。藏原羚的情形不一样,在人类活动强度低或中等的地区的遇见率相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别可能与这些动物的生境偏好有关。看起来,藏原羚、其次是藏野驴比藏羚更能耐受人类和家畜的活动。注意到这三种动物在人类和家畜活动低的地区的结果方差都大,表明三种动物在有人类和家畜活动低的地区与在那些中等人类和家畜活动地区的分布相反的成群分布。三年中有蹄类动物遇见率的模式都相似,在调查期间有蹄类动物种群没有波动的趋势     

不同海拔梯度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与环境因子关系

以新疆天山南坡的巴音布鲁克高寒草地为研究对象,沿海拔每升高100m设置1块样地,共9个样地,研究了海拔梯度变化条件下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表明:紫花针茅、羊茅群落分布在海拔2460～2760m,地上生物量为52.2～75.9g.m-2,线叶嵩草 紫花针茅群落分布在海拔2860m,地上生物量为53.2g.m-2,线叶嵩草、天山羽衣草、细果苔草群落分布在海拔2960～3260m,地上生物量为62.1～107.4g.m-2;7—8月平均相对湿度对群落总的地上生物量影响较大;海拔与禾本科的地上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与莎草科呈显著正相关;7—8月平均气温是决定禾本科和莎草科功能群地上生物量的主导因子,回归方程分别为Y=13.467X-97.284和Y=171.699-15.331X;海拔与平均气温和pH值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与平均相对湿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速效N含量和土壤含水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     

长江源区紫花针茅草原群落数量分类与排序

选择长江源地区典型的紫花针茅草原作为研究对象,以大量的群落学样方调查为基础,采用TWINS-PAN、DCA、物种多样性,相关分析等多元数量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紫花针茅草原的群落特征、物种多样性、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1)所调查的紫花针茅草原是物种组成相对简单、菊科和禾本科植物最多、北温带分布属为主体的草原群落;(2)长江源区紫花针茅草原群落可划分为四个群丛类型：紫花针茅＋密丛棘豆群丛,紫花针茅＋梭罗草群丛,紫花针茅＋伊凡苔草群丛,紫花针茅＋弱小火绒草群丛;(3)影响群丛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首先是海拔、经纬度等空间因子,其次是湿润度、降雨量等水分因子的影响;(4)紫花针茅＋伊凡苔草群丛的物种多样性是研究区四个群丛中最高的.Simpson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受海拔、经纬度、平均降雨量、均湿润度等环境因子影响显著.该研究揭示了紫花针茅草原群落的内在规律.     

四川石渠县有蹄类动物夏季群落特征初步分析

从群落的组成与结构、多样性和种间关系对四川石渠县有蹄类动物(8种)夏季群落进行了分析。根据动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将该地区有蹄类动物划分为3个不同的群落,即:A.高山裸岩寒漠地带:岩羊+藏原羚+白唇鹿+盘羊+藏羚+马鹿(川西亚种)+藏野驴群落;B.高山灌丛草甸地带:藏原羚+马鹿(川西亚种)+岩羊+藏野驴+藏羚+白唇鹿+马麝(横断山亚种)群落;C.亚高山灌丛草甸地带:马麝(横断山亚种)+藏原羚群落。它们间的相似性系数比较低,各群落在物种组成、结构和优势种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运用2×2列联表法对种间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各物种间的关连系数较小,多数种间为正相关连,部分种间为负相关连,经χ2-检验结果表明多数种间关连不显著,部分种间还呈显著的负相关连,在二维排序轴上位置分散。因此,四川石渠县有蹄类动物夏季群落有种类少、结构简单、分布分散和种间竞争小等特点。     

内蒙古典型草原不同群落净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动态变化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NEP)是反映生态系统碳源汇功能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选取内蒙古锡林河流域的贝加尔针茅群落、大针茅群落、克氏针茅群落和羊草群落为对象,利用BIOME-BGC模型模拟了4个草地群落年际间和年内逐日NEP动态变化,分析了4个草地群落对降水量的响应特征和可能机制,并且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4个草地群落水分胁迫系数、降水利用率和碳转化效率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954—2012年贝加尔针茅群落、大针茅群落、克氏针茅群落和羊草群落的多年平均NEP分别为11.41、-7.82、-5.03和9.30 g C·m-2·a-1。总体来看,4种草地群落多年平均日NEP的年内季节动态均呈先释放、后固碳、再释放的变化特征。4种草地群落多年平均水分胁迫系数由高到低分别为:贝加尔针茅羊草大针茅克氏针茅;多年平均降水利用效率由高到低分别为:贝加尔针茅克氏针茅大针茅羊草;多年平均碳素转化效率由高到低分别为:贝加尔针茅克氏针茅大针茅羊草。4种草地群落NEP与年降水量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NEP为0时,4种草地群落年降水量平均值为295.76 mm,说明在年降水量大于该值时NEP多为正值,而小于该值时NEP多为负值。     

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生境蝶类群落特征与月动态

为了解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蝴蝶群落组成及海拔分布, 作者于2016-2018年间对该区域不同生境的蝴蝶群落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多样性分析, 并持续观测其群落的月动态变化。本研究共记录蝴蝶6,164只, 隶属于5科107属191种。低海拔(250-450 m)生境记录到的蝴蝶以凤蝶亚科为主, 高海拔(1,200-1,400 m)生境以粉蝶亚科为主, 而中海拔(700-900 m)生境无明显的蝴蝶优势类群。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 各生境存在很高比例的共有种(59%以上), 这些共有种在不同生境的个体数分布存在很大的差异。季节动态分析结果表明, 八大公山蝴蝶群落的物种数、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在4-6月逐渐上升, 7月达到峰值, 8-9月逐渐下降。总体来说, 八大公山的蝴蝶群落组成沿海拔梯度呈现垂直分布差异, 高海拔与低海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中海拔则呈现出一种过渡状态; 且八大公山不同海拔的蝴蝶群落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季节动态, 都具有很高比例的物种更替; 相对于低海拔, 高海拔生境蝴蝶群落的活跃期更短, 物种的时间周转率更高。     

大针茅居群遗传分化和RAPD位点多态性分布的分析

利用RAPD分子标记技术对5个居群的90个大针茅个体间的遗传关系以及RAPD多态性与所在生境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16个引物共扩增得到310个RAPD位点,利用几种多元分析方法对所得位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主轴法分析能够在三维坐标下将90个大针茅个体按居群来源进行分类,前三个轴虽然只解释了总变异的21.91%,却能将所研究的居群完全分开;典范判别分析可以将97.8%的大针茅个体正确地分类到已知居群,且在二维功能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个体按居群来源进行了分类;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均得出大针茅RAPD位点的Nei's基因多样性与气候因子(包括年降水量、积温、年均温、一月份均温和七月份均温)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大针茅地理居群分化显著;大针茅RAPD多样性并非随机分布而是与生境气候因子相联系;气候差异的自然选择,对大针茅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的特点起决定作用.研究结果对大针茅种质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针茅居群遗传分化和RAPD 位点多态性分布的分析

利用RAPD 分子标记技术对5 个居群的90 个大针茅个体间的遗传关系以及RAPD 多态性与所在生境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16 个引物共扩增得到310 个RAPD 位点, 利用几种多元分析方法对所得位点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主轴法分析能够在三维坐标下将90 个大针茅个体按居群来源进行分类, 前三个轴虽然只解释了总变异的21 . 91% , 却能将所研究的居群完全分开; 典范判别分析可以将97 .8%的大针茅个体正确地分类到已知居群, 且在二维功能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个体按居群来源进行了分类;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均得出大针茅RAPD 位点的Nei′s 基因多样性与气候因子( 包括年降水量、积温、年均温、一月份均温和七月份均温) 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大针茅地理居群分化显著; 大针茅RAPD 多样性并非随机分布而是与生境气候因子相联系; 气候差异的自然选择, 对大针茅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的特点起决定作用。研究结果对大针茅种质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寒草原不同植物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碳分布格局

高寒草原具有独特的自然生境和生物资源,对高寒草原开展系统研究对于减缓气候变化与草原恢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以往研究主要针对高寒草原生物量碳开展整体评估,缺乏对不同群落类型间的定量比较。本文分析了高寒草原10种主要典型植物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碳分布格局以及对总生物量碳的贡献差异。结果表明:高寒草原面积为167.33×10⁶hm²,总生物量碳为1.53 Pg(1 Pg=10¹⁵g),其中地上生物量碳0.19 Pg,地下生物量碳1.34 Pg;紫花针茅、青藏苔草和紫花针茅-小蒿草群落面积大,生物量碳密度高,为高寒草原贡献了69.3%的生物量碳。高寒草原平均生物量碳密度为690.80 g C·m^-2,其中紫花针茅群落(196.14 g C·m^-2)和蔷薇群落(177.93 g C·m^-2)具有最高的地上生物量碳密度(AGC);蔷薇(1491.18 g C·m^-2)和紫花针茅-小蒿草群落(1306.51 g C·m^-2)则具...     

川西北高原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

利用数量化理论对川西北高原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有水源、植被类型、隐藏条件,次要因子为食物丰盛度、人为干扰和海拔高度;其最适生境为隐蔽条件较好、水源较近的草甸草原。     

Recent Geological Events and Intrinsic Behavior Influence the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Chiru and Tibetan Gazell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extent to which a species respond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s mediated not only by extrinsic processes such as time and space, but also by species-specific ecology.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uplifted approximately 3000 m and experienced at least four major glaciations during the Pleistocene epoch in the Quaternary Period. Consequently, the area experienced concurrent changes in geo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nd climate. Two species, the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chiru) and Tibetan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both are endemic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here their habitats overlap, but have different migratory behaviors: the chiru is inclined to have female-biased dispersal with a breeding migration during the calving season; in contrast, Tibetan gazelles are year-round residents and never migrate distantly. By using coalescence methods we compared mitochondrial control region DNA sequences and variation at nine microsatellite loci in these two species. Coalescent simul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chiru and Tibetan gazelle do not share concordant patterns in their genealogies. The non-migratory Tibetan gazelle, that is more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drastic geographic changes such as the elevation of the plateau, glaciations and so on, appears to have a strong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with complicated demographic history. Specifically, the Tibetan gazelle population appears to have experienced isolation and divergence with population fluctuations since the Middle Pleistocene (0.781 Ma). However, it showed continued decline since the Upper Pleistocene (0.126 Ma),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irreversible impact of increased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plateau. In contrast, the migratory chiru appears to have simply experienced population expansion. With substantial gene flow among regional populations, this species shows no historical population isolation and divergence. Thus, this study adds to many empirical studies that show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processes shape the recent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species.     

道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藏野驴和藏原羚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为探究道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藏野驴(Equus kiang)和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的影响,于2020年冷季采用截线取样法在黄河源园区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设置4种不同等级的道路情景,使用MaxEnt模型评价藏野驴和藏原羚的生境适宜性,模拟了不同等级道路变量情景下两种...     

西藏羌塘北部和青海可可西里地区冬季野生动物调查

2006年11月1～23日,我们在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北部和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进行了一次长达1692km的野生动物调查,此次调查所覆盖的区域均为无人区,海拔在4800～5200m之间。本次调查显示,冬季该荒漠／高山草原区域内,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是分布最多的有蹄类物种。在全长1692km,宽2km的样线上,共记录到5999只藏羚羊。在每个分区内的密度各不相同,从0．03／km^2到9．21／km^2,平均为1．77只／km^2。在调查期间,明显的雄性个体群平均为6．3只／群,雌性个体群平均为6．4只／群,同时我们也记录到了100只以上的雌雄集合群。由此可见,藏羚羊正进入冬季的交配期,在一些区域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现象。我们依然不清楚这些开始集中的雌性藏羚羊分别来自哪几个迁徙种群,和各个产仔地的明确关系,以及雄性藏羚羊又来自哪些区域。相比较而言,在同一纬度区域内其它有蹄类物种的密度相对较低,只有当向东进入可可西里之后才有所上升。其中,在可可西里保护区记录到的野牦牛（Bos grunniens）占总数的73％（n=977）,藏野驴（Equus kiang）占48％（n=527）以及藏原羚（Gazella picticaudata）占95％（n=146）。西藏的羌塘北部地区对于藏羚羊是重要的冬季分布区,而可可西里地区不仅是几个藏羚羊种群重要的产仔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野牦牛种群的避难所。另外,本文还讨论了青藏公路东部有人区内的野生动物和草场的情况。在该区域内,已出现多个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组织。     

藏羚羊雌性种群的迁徙行为和产仔行为

2005年6～7月,我们在新疆昆仑山西部的一处藏羚羊繁殖地,对一个雌性藏羚羊的迁徙种群进行了研究。整个调查区域的海拔是4500～5000m,植被覆盖率小于5%,主要植被是垫状驼绒藜(Ceratoidescompacta)。根据研究结果,我们估计在本产仔季节,共有4000～4500头雌性藏羚羊迁徙聚集到一个1200km2的区域内,集中产仔地面积约为350km2。产仔的高峰期是在6月18日～7月7日,其间只有40%的成年雌性产仔,这可能和2004年冬西藏阿鲁盆地的降雪量较大导致藏羚羊在交配期和怀孕期身体条件较弱有关。这个区域的雌性藏羚羊迁徙自西藏的西部,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之间到达该区域,然后在7月上旬开始返回。研究区域内的狼、赤狐和大型猛禽是主要的捕食者,但是出现的频次很少。研究区域内大部分藏羚羊成体和幼仔的死亡和天敌捕食没有关系。我们对藏羚羊主要采食的植物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没有发现这个区域和其南部其他区域的差异,所以食物可能不是藏羚羊迁徙的主要原因。躲避捕食者、躲避传播寄生虫病的昆虫干扰、或者是避开牧民和家畜,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藏羚羊雌性迁徙到这个区域产仔。基于本次研究,我们建议新疆和田地区能够对这个产仔地进行严格保护,禁止产仔期的人类干扰,同时有必要考虑建立一个大型保护区,或者和相邻保护区联合起来进行管理。     

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生境资源利用竞争关系

生物多样性维持是三江源区的重要生态功能,野生动物保护的科学规划需要掌握区内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布状况与资源竞争关系。利用无人机遥感的新技术,在三江源玛多县开展藏野驴、藏原羚和岩羊的适宜栖息地识别与划定以及生境资源利用竞争关系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玛多县藏野驴适宜生境面积3559.43 km²,距水源距离是限制适宜生境面积的主要因子;藏原羚的适宜生境面积为283.76 km²,岩羊的适宜生境面积为29.97 km²,坡度、距水源距离以及植被类型是制约适宜栖息地面积的主要因素。由于在栖息地坡度选择中的生态位差异,三种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的生境重叠面积均较小,生境竞争关系较弱。研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可为相似区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恢复综合规划提供支撑。     

藏羚的分布与迁移

2003年7月至8月调查了藏羚的分布区及其生活习性,并对藏羚的迁移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雌藏羚的迁移是以昆仑山为中心,分布在昆仑山南面的雌藏羚夏季至秋初在北方产仔,其它季节在南方交配栖息,因此两地间存在往返迁移。分布在昆仑山北面的雌藏羚的迁移活动正好与之相反。同时,讨论了人类活动对藏羚栖息造成的影响,认为遏制“沙图什”的消费,禁止藏羚分布区的一切人类活动是保护藏羚的有效措施。     

普氏原羚的活动规律与生境选择

普氏原羚生活在沙漠与干旱草原生态交错区(Ecotone)。青海湖畔沙漠中植被盖度较高, 沙地沙蒿群落中普氏原羚活动较多, 而沙地柏群落中普氏原羚活动较少。普氏原羚在沙地和距离沙地2～3 km以内的地域内活动, 利用起伏沙丘作为隐蔽生境。草原中的芨芨草群落、冷蒿—紫花针茅群落是普氏原羚的主要取食场所。普氏原羚具晨昏型活动规律, 在傍晚和清晨取食, 其活动避开牛羊的取食时间。普氏原羚常常聚群活动, 它们在繁殖期、育幼期和交配期形成大小不同的群体。群体的类型包括同性群、混合群和单一个体群。非繁殖季节普氏原羚雌雄分群活动。目前在人为活动影响下, 普氏原羚很难进行季节性迁移。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冬季采食生境选择

蒙原羚是欧亚大陆温带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特有物种和数量最多的有蹄类动物。2010年11月—2011年1月,在内蒙古达赉湖地区开展了蒙原羚冬季采食生境选择研究。结果表明:蒙原羚冬季选择利用雪深<6cm,地上生物量>50g.m-2,距围栏1000～2000m,植被高度>20cm,植被盖度>40%,隐蔽条件(可视距离)3000～4000m,到居民点距离>2000m,距家畜>2000m,坡度<20°,中上坡位,针茅(Stipa spp.)和羊草(Aneurolepidium chinnenses)等植被类型的生境采食;生境因子综合影响蒙原羚的冬季采食生境选择,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到围栏距离、地上生物量、雪深和隐蔽条件。逐步判别分析表明,由这4个变量构成的判别方程在对蒙原羚采食样方进行区分时,正确判别率为82.1%。因此,建立合理的围栏管理制度、提高可利用食物量等是蒙原羚保护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