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色石器层位和时代的新认识

1988年冬在百色盆地进行的发掘中,从砖红壤化阶地出土了69件石制品。这是百色地区自1973年发现旧石器以来首次获得数量较大和层位记录完备的材料。有关构造、地貌和古环境等方面的分析表明:百色地区含旧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不会晚于北京人时代早期。     

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

1987年夏在塔里木南缘发现了打制石器、细石器地点各三处。打制石器虽然采自地面,数量也少,但有可能归人旧石器时代。细石器由楔状、柱状细石核和两边平直的截短细石叶组成,国华北、东北亚和西北美细石器传统,其时代属新石器时代。     

关于百色石器研究——答林圣龙

We are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e enthusiastic discussions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our report on Science (vol. 287, no. 5458, p1622-1626, 2000) on the Bose Paleolithic study. These discussions are highly appreciated, as they are positiv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aleolithic science in Chi-na, and in clarifying some issues at Bose. Here, particular thanks are extended to Lin for his comments, which are briefly addressed as follows.
Most of the questions of Lin are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tektites, stone artifacts and the stratigraphy. These had already been raised in the comments of Koeberl et al (vol.289, no. 5479, p507a, title :Tektites and the Age Paradox in Mid-Pleistocene China) and replied in detail in July 2000 in the same issue. Since then, further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t Bose and there has not been any new evidence affecting our earlier interpretations, which are also supported by the lack of stone artifacts on the terraces younger than T4. It should be clarified that the stone tools discovered at the upper-most part of T4 at some localities are of Neolithic age, rather than Paleolithic. Thus, the statement of Lin about two possible generations of Paleolithic layers is not supported but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Lin questioned in his past publications the existence of handaxe in the Paleolithic of China while typical handaxes in China have bee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Paleolithic community, such as those from the Dingcun, Lantian and Bose sites. The available ages of the Bose Paleolithic tools are naturally a contradiction to the “Movius line”.
Continuous investigation is being carried out at Bose,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further new ev- idence on the main issues.Discussion in the field would be greatly helpful for clarifying some of these issues. We cordially invite Lin to realize a first visit to Bose,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is contribution.
     

桂林宝积岩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

在桂林宝积岩灰黄色堆积物中发现了与更新世晚期“含真人化石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伴存的两枚人牙、12件人工打制的石器。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一起发现打制石器在广西尚属首次。这对于研究广西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关系具有意义。     

基于Agisoft PhotoScan的石器三维建模与应用

打制石器是了解古人类认知、技术、行为等信息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如何能够更加方便地观察绘制、测量以及展示石器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基础的研究内容。目前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在中国考古界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Agisoft PhotoScan软件的应用。相比其他类型遗物,石器的形制及片疤样式具有独特性,在建模过程难度较大。我们经过反复尝试,总结出了一套基于Agisoft PhotoScan软件,专门针对打制石器且易于掌握的建模方式,并从观察绘图、数字化、展示三个方面探讨了石器三维模型的应用。     

评《科学》发表的《中国南方百色盆地中更新世似阿舍利石器技术》

《Ｓｃｉｅｎｃｅ》2 0 0 0年 3月 3日出版的一期发表了中美科学家共同撰写的《Ｍｉｄ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ｃｈｅｕｌｅａｎ ｌｉｋｅｓｔｏ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ｓｅＢａ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1] (以下简称《百色旧石器》) ,同期刊登的还有记者的采访报道[2 ] 。随后国内媒体先后发表了采访两位中国作者的报道[3— 5] 。 2 0 0 1年 1月 1 7日百色旧石器的发现因“人类起源再添新证 ,百色旧石器挑战‘莫氏线’理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为 2 0 0 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6] 。2 0 0 1年 1 …     

《打制石器—石器的制作与理解》评介

模拟实验是考古学的一项重要研究手段,为探究古代人类行为提供了诸多启示.石器制作实验作为实验考古学的一部分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起初主要用来鉴定和区分人工和自然石片.20世纪30年代,实验考古学的概念开始形成,石器制作实验逐渐成为旧石器考古学的一种分析手段.     

中国早期人类化石层位与黄土-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

本文试从古人类化石层位在黄土剖面中的序列位置,结合黄土剖面磁性地层学研究成果,对比黄土-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与氧同位素期。列出中国已发现的第四纪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公王岭蓝田猿人,距今年代为73—80万年。北京猿人的生活时期(北京猿人洞穴堆积1—11层)可能为距今59—12.8万年。元谋猿人,陈家窝蓝田猿人与早期北京猿人时代相当,和县猿人与晚期北京猿人时代相当,大荔人和丁村人与最后期的北京猿人时代相当。     

热处理对水洞沟遗址石器原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宁夏水洞沟遗址的发现首次证实了旧石器时代东亚古人类的热处理行为。本文通过压缩实验和XRD(X射线衍射)检测,对宁夏水洞沟遗址区采集的白云岩石料热处理前后的力学性能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经过450℃热处理的白云岩石料材质更加均匀,硅质含量减小、钙质含量增加,抗压强度下降31%,最大应变提高27%,在应力-应变曲线上出现了明显的锯齿状波动现象。这些变化降低了打击石料所需的力度,使石料易于产生多次开裂,不容易发生一次性灾变破坏,为古人类调整打击点、打击方向和力度创造了机会,从而降低了打制难度,提高了石器的制作质量和效率。     

关于周口店第15地点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的研究

在周口店第 15地点经过加工的石器中 ,刮削器占近 93%。其它石器类型包括砍砸器、尖刃器、石锥、凹缺器、雕刻器和薄刃斧。石器由锤击加工。绝大多数标本向一面加工。石片石器多为正向加工。大多数石器个体很小 ,形态不规则 ,修疤呈鳞状 ,深浅、大小不一。少数标本的修疤浅平、规则而平行。统计分析显示在各类器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大小与加工上的区别。单边刃刮削器的各亚型之间在大小、加工长度和深度以及刃角和刃形诸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说明这些刮削器在刃口形态 (直、凸与凹 )方面的的变异主要取决于毛坯的原始形态 ,而非代表类型与功能的不同。变量相关分析揭示石器的大小与加工程度和原坯的大小与形态紧密相关。     

史前人类对资源的认知和开发能力——石器原料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石器原料研究一直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探明石器原料质量和来源的基础上,将原料的选择和利用方式与石器技术、环境背景等相结合,可以进一步解读当时人类的认知和活动能力。本文立足于原料性质和原料来源两个方面,总结了现有的主要石制品原料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国泥河湾及东北地区相关研究案例,讨论石器原料研究及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于解读史前人类资源认知和开发能力的重要作用。     

盘状石核剥片实验及对华北石片石器研究的启示

盘状石核以两面交互打击、向心剥片为主要特征,在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针对华北石片石器中盘状石核与非定型石核长期共存这一文化现象,展开剥片实验,分析了这两种剥片策略所获得的石片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石片的台面类型、背面片疤方向、保留石核台面边缘特征石片比例这三个指标可以有效区分这两种剥片策略,石片的技术分析对于理解华北石片石器工业的剥片策略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

从1931年起到目前止,中国猿人石器的研究論文至少已发表了10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旧石器組(下簡称旧石器組)的研究人員正着手对中国猿人石器作总結性的研究。本文仅就在参加中国猿人石器总結性研究中所看到的事实,对中国猿人石器的一些問題提出个人的意見,提供討論,并請讀者指正。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为5897件中国猿人制作的石片、石核和石器。这是当前对中国     

广西百色和永乐盆地的始新世猪类化石—兼论早期猪类的分类的演化

描述了广西百色及永乐盆地发现的中始新世最晚期－晚始新世的猪类化石,这批已知最早的猪超科化石,大大丰富了亚洲地区的早期猪类,对了解全球猪类的早期演化有着重要价值。广西的材料被确定为两个新属新种：萨氏始新猪Eocenchoerus savagei和广西华夏猪Huaxiachoerus guangxiensis,一个新种：粗壮暹罗猪Siamochoerus viriosus和一个未定属种：Tayassuidae gen.et sp.indet.加上已发表的单尖旅游Odiochoerus uniconus。百色,永乐盆地共计发现了5种始新世猪粉化石。新属Eocenchoerus虽然臼齿结构简单,与原始的古猪类（Palaeochoerid)接近,但因其M3具有一个明显的跟座而被归人猪科,早期猪科动物非常原始的臼齿形式证明,猪科动物 起源并不晚于古猪科（Palaeochoeridae)和西瑞科（Tayassuidae)。旧大陆的古猪类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新大陆的西瑞类（tayassuid)更为接近,多数学者钭其归入西瑞科。笔者认为两者共有的近祖特征,并不能支持它们更摈 亲缘关系,而且古猪类缺乏典型西瑞类的近裔特征。因而支持将Palaeochoerinae亚科作为一个独立的Palaeochoeridae科,并将发现的两个新属种Huaxiachoerus guangxiensis和Siamochoerus viriosus归入该科,西瑞类材料的发现,再次肯定了东南亚地区确实存在与新大陆典型西湍类如Perchoerus,相似的古老猪类,另外新属Huaxiachoerus在臼齿结构上也显得比其他古猪类更接近新大陆的Cynorca,如果Perchoerus和Cynorca确属新大陆西湍类两个演化支系的祖选类型,那么新大陆的猪类动物很可能源于旧大陆,鉴于百色,永乐盆地的猪类已发生了较大分异,猪类动物的分化似应不晚于中始新世。     

广西百色和永乐盆地的始新世猪类化石──兼论早期猪类的分类和演化(英文)

描述了广西百色及永乐盆地发现的中始新世最晚期一晚始新世的猪类化石。这批已知最早的猪超科化石,大大丰富了亚洲地区的早期猪类,对了解全球猪类的早期演化有着重要价值。广西的材料被确定为两个新属新种：萨氏始新猪Ｅｏｃｅｎｃｈｏｅｒｕｓ ｓａｖａｇｅｉ和广西华夏猪Ｈｕａｘｉａｃｈｏｅｒｕｓ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一个新种：粗壮暹罗猪Ｓｉａｍｏｃｈｏｅｒｕｓ　ｖｉｒｉｏｓｕｓ和一个未定属种：Ｔａｙａｓｓｕｉｄａｅ　ｇｅｎ．ｅｔ　ｓｐ．ｉｎｄｅｔ。加上已发表的单尖旅猪Ｏｄｉｏｃｈｏｅｒｕｓ　ｕｎｉｃｏｎｕｓ,百色、永乐盆地共计发现了５种始新世猪类化石。新属Ｅｏｃｅｎｃｈｏｅｒｕｓ虽然臼齿结构简单,与原始的古猪类（ｐａｉａｅｏｃｈｏｅｒｉｄ）接近,但因其Ｍ３具有一个明显的跟座而被归入猪科。早期猪科动物非常原始的臼齿形式证明,猪科动物的起源并不晚于古猪科（Ｐａｌａｅｏｃｈｏｅｒｉｄａｅ）和西科（Ｔａｙａｓｓｕｉｄａｅ）。旧大陆的古猪类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新大陆的西类（ｔａｙａｓｓｕｉｄ）更为接近,多数学者将其归入西科。笔者认为两者共有的近祖特征,并不能支持它们更近的亲缘关系,而且古猪类缺乏典型西类的近裔特征,因而支持将Ｐａｌａ?     

广西百色盆地及永乐盆地始新世反刍类的再研究,兼论Indomeryx,Notomeryx,Gobiomeryx和Prodremotherium的系统位置

为鉴定广西百色、永乐两盆地新采集的始新世反刍类,重新研究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往发现于该地的全部有关标本,将原订的右江印度鼷鹿（Ｉｎｄｏｍｅｒｙｘ ｙｏｕ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并入百色南方鼷鹿（Ｎｏｔｏｍｅｒｙｘ ｂｅｓｅｎｓｉｓ　Ｑｉｕ, １９７８）,记述了大南方鼷鹿（新种） （Ｎｏｔｏｍｅｒｙｘ ｍａｊｏｒ　ｓｐ． ｎｏｖ．）和戈壁原驰鹿（未订种）（Ｇｏｂｉｏｍｅｒｙｘ ｓｐ．）,将印度鼷鹿属 （Ｉｎｄｏｍｅｒｙｘ）、南方鼷鹿属（Ｎｏｔｏｍｅｒｙｘ）、戈壁原驰鹿属（Ｇｏｂｉｏｍｅｒｙｘ）和原驰鹿属 （Ｐｒｏｄｒｅｍｏｔｈｅｒｉｕｍ）从Ｇｅｌｏｃｉｄａｅ科中分出并归为一个新科：原驰鹿科（新科） （Ｐｒｏｄｒｅｍｏｔｈｅｒｉｄａｓ Ｆａｍ．ｎｏｖ．）。     

对F-actin的新认识

T淋巴细胞寿命长且具有高度可移动性,它们在循环血和外周组织中快速移动而寻找抗原。细胞骨架蛋白actin在该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其中作为不同细胞骨架结构组成原料的F-actin是研究热点。Actin相关蛋白2／3（Arp2／3）复合物构成F.actin的结构基础,使T细胞具备迁移的能力。此复合物组成激活T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之间的信号突触。因此,F．actin一直被认为是发挥正性作用的物质,它对于细胞的移动和细胞信号的维持是必需的。最近Foeger等研究者认为F-actin不一定仅仅具有正面作用。当Arp2／3天然的拮抗剂coronin-1蛋白缺陷时,正常发育的T细胞中F-actin增加。但是,此时趋化反应受到抑制,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细胞迁移能力和生存能力降低,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引起淋巴细胞减少症。但是coronin-1缺失不影响免疫突触的形成和T细胞的激活。Coronin-1使Arp2／3活性降低,但稳定性增加可能是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     

对癌基因的新认识

众所周知的原因,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切,特别是医学界的重视。由于这种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原因,推动了癌的科学理论的研究。关於它的病因,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化学物质致癌论,电离辐射致癌论,病毒致癌论、遗传致癌论等,致癌因素多得使人迷惑不解。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通过两条既独立又有联系的途径进行艰苦卓绝的研究,发现了癌基因。一条是通过反转录病毒的研究;另一条是通过分子克隆,基因转移的方法。获得了癌基因。我们还不能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但这一发现毕竟使人们从癌的迷宫中走出来,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对脂肪滴的新认识

早在 1674 年, van Leeuwenhoeck 就首次在牛奶里发现了脂肪滴 . 从那以后, 300 多年过去了,有关脂肪滴的许多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 迄今,除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脂肪滴表面蛋白被发现外,人类对脂肪滴的认识仍停留在其作为中性脂贮存器上 . 为了更好地认识脂肪滴,我们以及其他几个研究小组分别从不同细胞中纯化了脂肪滴,然后使用质谱蛋白分析对这些脂肪滴的蛋白质进行了蛋白质组学研究,从中发现了两组非常有意义的功能蛋白 . 一组是与脂肪合成及代谢有关的酶,另一组则是与膜转运有关的蛋白质 . 尽管这些实验使用了不同的细胞,而且是由不同实验室分别完成的,但结果却非常相似 . 这些发现表明,脂肪滴有可能是一种具有生理代谢活性的非常复杂的细胞器 . 同时,它有可能参与细胞内的脂肪合成、代谢及转运 . 这篇综述将重点介绍近年来的脂肪滴蛋白质组学研究进展,以及由此推测的脂肪滴的生理功能 . 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脂肪滴的其他方面内容,请阅读 Denis Murphy 发表于 2001 年的一篇非常完整的综述 .     

对渤海藻类的新认识

本文阐述了对渤海藻类的新认识。主要指明其为由顶和前间系组成的( 3Ia 或 3I)联合古口的性质,腰凸的数量(2—4个)和分布(2个位腹面,0—2个位背面)及腰褶的次生性质。据此,讨论了该类在多甲藻亚目中的系统位置。除修订本亚科所属的老属、种外,本文还描述了该亚科的2个新种和3个新形态型。并在回顾世界上非海相沟鞭藻的历史、阐述渤海藻亚科在地层中的产出及共生分子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地质、古生物证据,探讨了本亚科的古生态及它为多甲藻亚目中一支向淡水环境迁侈的先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