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草地的类型

本文分析了海南草地的类型及其分布。据优势种的差异,划分出27个群落。用主分量分析 (PCA)法,对27个群落进行排序,把它们分为高草、中草、矮草及季节性积水草地4大类型。绝大部分群落都是次生的,甚至西部台地类似于萨王纳的早中生性草地,也是次生的。但薄果草群落则是原生性草地,是由特殊的土壤条件决定的。 PCA表明,土壤肥力及水分条件是影响不同类型分布的最重要的生态因子。     

海南岛热带草地的数量分类和排序研究

本文用一些数量分类和排序的方法对海南岛鹦歌岭热带草地进行了分类和排序。所用的方法包括两种多元等级聚合分类--最近邻体法(NN)和最远邻体法(FN),极点排序(PO)和主分量分析(PCA)排序。结果表明：把19个样地分为三大类型、9个群落,其分布格局与坡度、放牧强度和土壤肥力密切相关。所用的四种方法在热带草地的研究中均有一定的适用性。     

环青海湖地区草地生境的蝗虫潜在发生可能性评价

环青海湖地区是青海省草地蝗虫最集中的区域,主要有10种,它们对草地造成了很大危害,草地蝗虫的发生与由植被、地形、土壤等组成的生境类型存在密切的关系。论述了草地蝗虫生境类型划分的原因,并提出了生境分类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类生境针对草地蝗虫潜在发生可能性的评价原理,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并据其对野外实地调查样点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草地蝗虫潜在发生可能性指数与草地蝗虫密度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0,研究区受草地蝗虫严重危害或较严重危害的生境类型是芨芨草草原,克氏针茅草原及紫花针草原,高寒草甸属一般危害,高寒灌丛草甸则不发生危害。     

新疆呼图壁种牛场天然草地类型数量分析研究

 呼图壁种牛场位于天山北麓冲积扇缘和古冲积平原,具有地带性的荒漠草地类型和隐域性的低地草甸草地类型。由于地形、潜水和土壤盐渍化的作用,影响了草地类型的形成和分布。本文采用二歧指示种分析(TWINSPAN)和多元等级聚合分类法划分出16个草地型;通过无偏对应分析(DCA)揭示了研究区域草地类型的生态梯度,并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其做了定量环境解释,结果表明该地区草地类型形成及其分布与土壤水分、盐分和质地密切相关.     

干旱区不同草地土壤植物系统水盐的特征

 土壤水盐状况对干旱区草地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有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3年对土壤水盐动态(1m土壤含盐量、潜水埋深和矿化度)的定位定点监测,系统地划分出水盐等级指标,并结合草地调查,阐述了不同草地类型与水盐状况的关系,将新疆呼图壁草地生态试验站天然草地划分为沼泽化低地草甸、盐化低地草甸、重盐化低地草甸、盐土荒漠和重盐土荒漠五个亚类。     

海南岛热带草地的形成和改造利用问题

海南岛的热带草地连成1,000亩以上的总面积约有500多万亩。本文试将它们划分为六个类型,并论述其形成原因和提出改造利用意见。     

科尔沁草地植物种质资源的数量特征

以通辽地区科尔沁草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样地调查探析该地区草地植物种质资源数量特征。结果表明:通辽地区科尔沁草地的植物种类组成十分丰富和复杂,共有42科,163属,276种,其中优良牧草种类占35.15%;可将草地类型划分为5大类、7个亚类、17个草地组,其中以羊草(Leymus chinensis)为建群种的群落占主要优势,分布最为广泛;因此,本文深入研究了羊草群落的生物量与物种多样性、地理分布的关系,即羊草群落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群落地上生物量明显增加,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羊草群落的地上生物量也受到地理因子变化的影响,地上生物量随着经度升高而增加,随着纬度升高而降低。本研究对增加该地区优质牧草产量、改良退化草地、发展草原畜牧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对于更好恢复和管理该地区重要的草地资源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中国北方草地及农牧交错带区划

以北方草地和农牧交错带草地类型区域分异为基础,重点考虑不同草地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综合分析了北方草地和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定了草地生态功能区划的原则、依据、方法及命名,然后在"3S"技术的支持下,将北方草地和农牧交错带分为北方草原区、北方荒漠区和农牧交错区3个一级区及10个二级区,对各个功能区的区域范围、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主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及为了功能区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需要采取的措施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区划结果对认识北方草地与农牧交错带不同草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价值,对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及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新疆阿勒泰地区草地资源可持续管理分析

通过分析新疆阿勒泰地区草地资源的利用现状,草地类型的生产性能、生态服务价值和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功能,指出分类经营是该区草地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阿勒泰地区的草地资源在空间上可划分为生态功能区(高寒草甸和草原、沼泽、山地荒漠草原、山地草原化荒漠和部分平原荒漠),经济功能区(山地草甸,低地草甸和草甸草原)和混合功能区(山地草原、平原荒漠草原和大部分平原荒漠),在时间上可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生态功能区经营策略是禁牧和封育,经济功能区的经营策略是通过施肥、灌溉等手段,集约化管理,提高单位面积产值I混合功能区的经营策略是以草定畜,合理轮牧。     

藏北高原草地群落的数量分类与排序

采用TWINSPAN数量分类和DCA、CCA排序的方法,对藏北高原草地29个样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TWINSPAN数量分类将藏北高寒草地群落划分成10种类型。(2)样点DCA排序第一轴基本反映了水分环境梯度,第二轴基本反映了热量梯度。(3)TWINSPAN分类所划分的各群落在DCA排序图上都有各自的分布范围和界限,说明DCA排序能较好的反应各优势群落与其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4)样点CCA排序表明,影响群落分布的首要环境因子是水分因子(年均降水量)和空间因子(经度),其次是热量因子(年均温度),CCA排序进一步阐明了群落分布决定于水分和温度等环境因子,并间接验证了TWINSPAN的分类结果。(5)物种CCA排序和TWINSPAN分类结果表明:植物群落中物种的分布格局与植物群落类型的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北部湾沙田水域中华白海豚和江豚的同域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

北部湾是中华白海豚和江豚的重要分布区,但是对该水域两物种的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的研究却比较少,也不清楚这两个物种分布区是否有重叠。2003 ～ 2004 年与2011 ～2012 年期间,我们在北部湾沙田水域进行了船只调查,总计航程4 876.8 km,收集了两个物种空间分布的数据。结果表明,2003 ～ 2004 年仅发现中华白海豚,2011 ～2012 年则同时发现了中华白海豚和江豚。与2003 ～ 2004 年4 ～ 5 月相比,中华白海豚在2011 年4 ～ 5 月份的遇见率明显增加(0.152 vs 0. 028 头次/km)。中华白海豚的MCP、95% FK 家域和50% FK 核心域面积分别为162. 6 km² 、271. 35 km² 和56.78 km² ,2011 ～ 2012 年50% FK 核心家域有所扩大且东移。江豚的MCP、95% FK家域和50% FK 核心域面积分别为97.21 km² 、318.72 km² 和38.18 km² 。江豚主要分布于中华白海豚的外围远岸水域,同时两个物种的分布区有小部分重叠。基于多种因素的分析,我们推测,江豚可能存在季节性迁移以及中华白海豚对河口区有明显的偏好,可能是造成它们分布格局不同的原因。     

1992—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植被动态演替特征及驱动力

人类的建设与破坏活动是植被动态变化的重要根源之一,利用遥感探究植被演替的量化监测过程及驱动力能够很好揭示人类活动对生态本底的影响。本研究利用欧洲航天局逐年土地覆被数据及地理学信息图谱方法,从植被型组、植被型尺度分析1992—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植被动态演替方向、演替速度及演替序列,明晰植被演替特征并量化其演替驱动力。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植被数量结构为“植增荒减”,具体年增长速率依次为耕地(353.10 km²)>草原(243.92 km²)>森林(-16.22 km²)>灌丛(-120.37 km²)>荒漠(-556.31 km²),并且空间相邻分布的草原、荒漠、灌丛三者的面积变化存在权衡关系。植被演替空间呈“绿进沙退”格局,演替热点集中于西辽河平原、内蒙古中部荒漠-草原交界处及黄河沿岸;植被演替序列结构复杂,进展、逆行演替相互交错,不同群落演替流量的截流率差距突出,其中,植被型组草原、灌丛与植被型草地、雨养农田群落在演替过程中截获最多演替流量。植被动态演替的核心驱动力为农牧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生态工程、气候变化。作为“植物群落学-景观生态学”的实例研究,本研究结果可为植被格局优化、演替等级提升等生态措施实施空间的划定提供科学依据。     

2000—2015年西南地区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的时空变化

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资源区和生态脆弱区,在国家“绿水青山”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研究基于1 km空间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集,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定量分析2000—2015年间西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并基于MODIS遥感植被指数,利用像元二分模型计算西南地区植被覆盖度,分析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西南地区的主要地类是林地、农田和草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5874 km²,增长率为55.8%;农田面积减少最多,下降6211 km²,其次是草地,减少2099 km²。2000—2015年间,西南地区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最多,主要由农田(贡献率68.2%)、林地(贡献率19.2%)和草地(贡献率13.1%)转化而来,转化的区域多靠近城区。农田的转出面积和转出率分别为7079 km²和2.2%,占所有转出类型面积的46.0%。林地多由草地(贡献率61.8%)转化而来,转化区域多分布在贵州中南部和云南西部等地。全区NDVI和植被覆盖度均呈显著增加趋势,说明研究区整体呈变绿趋势。其中,自然植被和农田的NDVI均显著增长,建设用地扩张地区的NDVI下降,说明自然植被和农田主导了该地区植被变化。通过残差分析发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研究区变绿趋势的贡献显著。     

西双版纳尚勇自然保护区野生印支虎及其三种主要有蹄类猎物种群现状调查

中国野生印支虎及其猎物种群状况的野外实地研究一直处于空白。本研究使用足迹鉴别法、粪堆计数法,首次对西双版纳尚勇自然保护区野生印支虎种群数量现状及该区域内的虎猎物种群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004 ～ 2009 年间,确认西双版纳保护区存在3 只成年印支虎个体(2 雌1 雄),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拥有比较丰富的有蹄类种群,其中虎的主要猎物:水鹿平均密度为7.63 (7.40 ～ 9.23)只/ km² ;赤麂平均密度为17. 39 (11.33 ～24.94)只/ km² ,野猪平均密度为10.26 (7.69 ～ 14.51) 只/ km² ,该区域虎猎物生物量为1 715. 74 kg/ km² 。本研究还探讨了该区域印支虎种群的保护前景以及中国境内开展虎种群调查的适用办法等。     

天然草原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监测与驱动力分析——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的组分,利用遥感技术在宏观尺度分析天然草原长势变化与其驱动力是了解草地生态状况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基于气候模型和光能利用率模型分别模拟2000—2018年锡林郭勒草原植被潜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和实际NPP,以它们的差值作为由人类活动导致的NPP残损值,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在像元尺度分析锡林郭勒草原NPP时空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和人类活动对NPP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 2000—2018年间,锡林郭勒草地NPP在空间上呈由西向东递增分布规律,年均NPP为271.54 g C·m^-2·a^-1,NPP上升(草地恢复)面积为3.65万km²,NPP下降(草地退化)面积为5.99万km²;潜在NPP在温度和降水的驱动下趋于上升趋势,年均上升6.5 g C·m^-2·a^-1,表明研究期间区域气候(降水和温度)对锡林郭勒草原NPP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草地退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导致的研究区NPP残损值呈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递减分布,其中,乌珠穆沁草甸草原及南部典型草原残损值最高;采矿、开垦等人类活动对草地NPP的影响最明显。     

西南地区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对生态系统碳库的影响

中国西南地区草地主要为暖性及热性草丛、灌草丛, 约占全国草地面积的1/10, 分析灌木植物盖度与草地碳库及其构成的关系对于准确评估尚处于次生演替阶段的南方草地碳储量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野外实地调查, 将西南地区不同地貌类型的41个代表性草地样地依据灌木植物盖度划分为3种类型: 无灌木植物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为0)、低灌木植物盖度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0-10%)和高灌木植物盖度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10%-30%), 测定了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以及植物和土壤碳含量, 计算碳密度。结果表明: 随着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增大, 生态系统植被碳密度从0.304 kg·m ^-2增加到1.574 kg·m ^-2, 其中根系和凋落物碳库也呈增长趋势; 土壤碳密度从7.215 kg·m ^-2增加到9.735 kg·m ^-2, 生态系统碳密度从7.519 kg·m ^-2增加到11.309 kg·m ^-2。草地碳库构成中, 低灌木植物盖度草地群落的土壤碳库占生态系统碳库比例最小。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增加改变了草地生态系统碳库构成并导致生态系统碳库增加, 建议在估算草地生态系统碳库时, 需要统筹考虑并兼顾南方地区草地群落灌木植物盖度变化。     

宁夏沿黄城市带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力

湿地作为全球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具有水净化、气候调节、碳汇等多种功能,但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胁迫和自然条件的改变,湿地流失尤为严重。为探究沿黄湿地景观格局演变规律,了解湿地资源的现状和动态变化,本研究以2000、2009、2018年3个时期Landsat卫星影像为数据源,选用景观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2018年间宁夏沿黄城市带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力。结果表明: 2000—2018年,宁夏沿黄城市带湿地面积呈先增后减的趋势,湿地面积在研究前期增加了52.2 km²,增长率为8.2%,后期减少了26.8 km²,减少率为3.9%。湿地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出面积分别为166.7、158.4 km²;新增湿地主要由未利用地和林草地转入,转入面积为543.1 km²。城市带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呈上升趋势,但各类湿地均衡分布的态势逐渐增强,景观多样性也不断增加,景观优势种类逐渐弱化。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城市带湿地景观格局演变,其中,社会经济要素中的人口因素影响最显著,自然要素中的降水量、气温驱动作用明显,其他驱动力因子相对较弱但也不容忽视。     

基于MaxEnt模型的三江源区草地濒危保护植物热点区识别

三江源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的青藏高原腹地, 是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的集中分布区。但过去几十年中, 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高寒草地严重退化, 草地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威胁。本研究利用最大熵(MaxEnt)模型模拟了三江源区40种濒危保护植物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热点分布区。根据最大熵模型估计结果统计, 目前三江源濒危保护植物的热点区面积89,438 km², 主要分布于三江源东部和南部, 其中濒危物种大于30种的最热点地区面积485 km², 主要分布于囊谦县、玉树市、班玛县、久治县和河南县。未来在增温增湿的气候变化情景下, 最大熵模型模拟的三江源区草地濒危保护植物的热点区将向西北部扩大, 有利于植物多样性的维持和提升。然而, 模型模拟还发现, 在囊谦县、玉树市、班玛县、久治县和河南县等县市, 均有濒危保护植物大于25种以上的热点区域未被重点保护区覆盖, 总面积为4,423 km²。这一区域被划分为可开展畜牧生产活动的一般保护区, 受到人为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应予以更多关注与保护。     

2000-2010年陕西北部不同类型草地面积及其覆盖度变化

利用生态系统分类及生态参量数据产品,运用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异系数、趋势斜率和退化指数等草地覆盖度变化状况评价指标,对陕西北部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关键年份（2000-2010年）内各类型草地植被覆盖度的演替状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延安市和榆林市的黄土沟壑区草地生态系统面积明显增加,年均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27.94%增长到2010年的40.50%,草地覆盖度整体由低覆盖向中覆盖等级转变,其中温带草原和温性草丛覆盖度呈明显上升趋势。（2）陕西北部大部分草地覆盖度波动变化明显,延河以北温带草原稳定性低,延河以南温性草丛稳定性较高、波动变化较小;93.98%的草地区域覆盖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极显著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沟壑区;3.23%的降低区域集中于榆林市西北部的温带荒漠草原分布区。（3）11年间,陕西北部退化草地得到改善恢复的面积由2000-2005年期间的9594.44 km²增加到2005-2010年期间的26 544.39 km²,远大于退化区域,草地极重度退化程度得到扭转。本研究表明陕西北部不同类型草地覆盖度均不同程度得到了缓解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