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湾儒艮现状的调查兼记印度洋白海豚

为了解北部湾中国水域儒艮的现状 ,于 2 0 0 0年 9月 15日至 11月 17日在广东、海南、广西三省区的沿岸海域进行了 36次舟船考察。调查结果表明 ,在北部湾的部分海域仍有儒艮存在 ,但数量比 2 0世纪 80年代已显著减少。建议把海南省西海岸近海的儒艮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作为最优先的海兽保护项目。另外在 11月 3日和 4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大风江口 (2 1°36′N ,10 8°5 4′E)的舟船考察中 ,还分别观察到约 7头和 4头印度洋白海豚的小群 ,它们属于在中国海域已知的唯一印度洋白海豚种群 ,建议广西合浦国家级儒艮自然保护区把印度洋白海豚也作为其重点保护对象之一。     

长江安庆段航道整治对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时空影响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是威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航道整治工程是导致江豚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数量和分布的影响可为江豚栖息地管护提供有益信息。通过对湖口-吉阳矶水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持续调查,分析了安庆段航道整治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的影响。12次目视调查共在研究水域发现江豚258群次613头次,工程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67.0±24.3)头次、(35.6±22.2)头次和(50.0±2.8)头次。在主要施工区共发现江豚79群次185头次,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18.60±12.03)头次、(10.4±7.3)头次和(20.0±4.2)头次。工程不同时期主要施工区江豚的数量及占比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施工区S2和S3工程段施工期江豚平均分布密度((0.18±0.17)头/km、(0.04±0.08)头/km)较施工前((0.62±0.16)头/km、(0.40±0.29)头/km)显著下降,S5和S6工程段施工期平均...     

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建议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是生活在中国长江的珍稀濒危鲸类动物, 自然栖息地破坏是造成其种群衰退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已经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立了8个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然而, 早期保护区的功能区划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现实矛盾日渐突出, 按照现行法规对保护区难以实行有效管理, 迫切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文章基于国家政策、长江江豚生物学特点及分布规律, 兼顾航运等重大经济发展需求, 提出了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调整的原则和建议: (1)将长江江豚喜好的近岸水域及一定范围的重要江滩和洲滩湿地, 及江心洲汊江一侧水域划入核心保护区; (2)将中间主航道水域以及长江大堤至核心区边界之间的水域划入一般控制区; (3)兼顾历史遗留问题, 细化不同区域的管控措施。该调整方案一方面使保护区功能区划更加符合长江江豚的分布特征和偏好生境, 有利于对其自然种群和重要栖息地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上存在的法律障碍, 为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和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模式。     

渤海江豚种群现状初探

渤海是黄渤海江豚种群的重要分布区,但是有关该区域江豚的种群数量的资料极其匮乏。2015年至2016年,采用截线抽样法在渤海水域开展了6个航次的目视调查,收集了渤海江豚的分布数据,首次评估了区域内的江豚种群数量,为制定有效的渤海江豚种群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基础资料。调查结果显示,在2015年8月、2016年5~7月、9月和11月进行的6个调查航次共计8972 km的有效航程中,发现江豚87次、136头次。江豚在渤海各海湾和中部水域都可观察到;14:00-18:00时段、离岸15~35km范围内较易观察到江豚;黄河口外、秦皇岛东北侧老龙口和莱州外沿岸河口水域,江豚出现频次较多。各季节中,以5月在黄河口外20~40km范围内发现江豚的频次和数量最多。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渤海江豚种群数量,其中探测概率分别取值0.399、0.85和1时,渤海江豚种群数量估算值分别为7883头（CV=0.21）、3701头（CV=0.21）和3124头（CV=0.21）,对应的种群密度分别为1.441头/km2、0.066头/km²和0.056头/km²,均低于已报道的南黄海和日本海江豚种群相应值。受海上天气、调查条件和经验所限,本文估值可能存在偏差,但限于渤海江豚历史资料缺乏的现状,本文的结果对于认识渤海江豚的种群状况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长江河口区江豚种群调查

为弄清长江河口区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于2012年6月8~11日和2012年9月12~19日对这一水域作了2次较大覆盖面的目视考察和9次遗骸搜寻。6月的考察目击到江豚5群8头,9月的考察未目击江豚个体。依据样带法估算,长江河口水域6月份的江豚种群数量约为61头。全年共获得7头江豚遗骸,并搜集到其他5例死亡信息。对其中5头外表完整、特征保留良好的遗骸所作的鉴定结果显示,2头为长江亚种(N.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3头为东亚亚种(N.asiaeorientalis sunameri)。调查表明,崇明岛西端和青草沙附近水域是长江亚种活动的热点水域,可作为重点监护区域。     

基于MaxEnt模型的人类干扰对滇金丝猴潜在分布的影响

滇金丝猴 (Rhinopithecus bieti) 是我国特有的濒危灵长类动物,预测其栖息地变化,评估人类活动影响,进而识别保护空缺,对该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出行大数据估计人类出行密度,并将这一指标引入栖息地模型的构建;运用MaxEnt模型和空间分析技术分别构建自然环境和人类干扰两种情景下滇金丝猴的适宜栖息地模型,并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干扰两类共计11个变量对栖息地的影响。结果显示：(1) MaxEnt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基于出行大数据的人类出行密度这一指标能很好表征人类干扰对栖息地的影响。(2) 模型预测得到滇金丝猴高适宜栖息地面积3 487.28 km²,认为影响滇金丝猴潜在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是海拔、年降水量、人类出行密度和距道路距离。(3) 人类干扰对滇金丝猴栖息地有明显的负影响 (使适宜栖息地面积相较于自然环境下减少9.32%),其中人类出行活动对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干扰最为明显;同时还发现研究区78.8%的区域均受到一个或多个人类变量的较强干扰。(4) 在现有15个滇金丝猴群的活动斑块中,3个同时具有较高栖息地适宜性和较多人类干扰的斑块,可作为重点保护区域;同时发现栖息地质量在距道路和居民点约2 500 m处均出现明显拐点,可作为开展保护工作的缓冲区参考距离。降低这些区域的人类干扰强度,对滇金丝猴的生存具有更重要的现实保护意义。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基于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适宜栖息地的生态容量估测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了以野牦牛(Bos mutus)、藏野驴(Equus kiang)、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为代表的青藏高原特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但是近年来野生动物数量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栖息地退化的问题,科学量化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的生态容量,并提出相应的野生动物管理措施,是实现保护区可持续管理的根本途径。本文应用遥感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栖息地需求,建立了植物生物量和NDVI的关系模型,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食性分析,估测了适宜栖息地(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为三类野生动物提供的可食植物量,推算了适宜栖息地和整个保护区可以承载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结果表明: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31866.07、24035.51、24035.51 km~2,三类野生动物的适宜栖息地之间相互重叠,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基本相同;全保护区内,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和高寒草甸分别提供了3944.91×10~4、3126.32×10~4、138.19×10~4、564.49×10~4kg可食植物量;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重叠程度及食物需求量分析,得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最大生态容量为野牦牛7951头/a、藏野驴6907头/a、藏羚羊27094只/a;结合三类野生动物对食物资源的占有率估计,得出阿尔金山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变幅为野牦牛3976—7156头/a,藏野驴3454—6216头/a、藏羚羊13547—24385只/a。根据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提出适当控制藏野驴种群数量、增加藏羚羊种群数量的建议,以促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栖息地的有效保护。     

长江江豚对八里江江段的利用及其栖息地现状的初步评价

通过定点和流动观察的方法，作者使用行为指数和栖息地利用指数定量分析了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于1996—2000年间对八里江江段的利用和选择状况。结果表明：江豚在八里江江段的行为指数大小顺序为摄食＞抚幼＞玩耍＞休息，摄食和抚幼是江豚在八里江江段的优势行为；江豚栖息于离岸距离100—300m的近岸带占81．8％，栖息于水深小于9m的水区占73．3％；江豚分布密度随水深增加而逐步递减(典型的指数分布)；江豚活动水区的流速范围是0．3-1．2m／s，透明度范围是0．2—0．8m，江豚在八里江江段对水体流速和透明度没有明显的选择性；栖息地利用指数高的断面一般是饵料鱼类聚集、2—4股水流的交汇处。八里江江段的众多异质小生境为江豚提供了充足饵料和繁育抚幼的适宜场所；同时八里江江段为江豚提供了庇护、休息和玩耍的足够活动空间。八里江江段成为长江干流适宜江豚活动的最佳栖息地之一，也是常年江豚在此大规模集聚的理想江段之一[动物学报49(2)：163—170，2003]。     

四川省石渠县西藏盘羊种群与分布现状调查

西藏盘羊长期被怀疑已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绝灭,直到20世纪末在石渠县发现3只个体。我们于2013-2018年在甘孜州12县34乡开展了访问和实地调查,结果仅在石渠县发现实体,共发现24群321头,集群大小1~41头/群,平均为（13.4 ± 11.4 ）只。其中全雄性14群,集群大小1~15只,平均（7.4 ± 4.6）只;雌幼混合8群,集群大小9~41只,平均（24.6 ± 13.0） 只;雌雄幼混合群2群,分别为8只、12只。共记录到成年个体238头,性比略偏雌 (雌雄比为128∶110);1~2龄个体38头,0~1龄个体45头。根据在真达-色须-尼嘎-洛须等乡镇的历年重复调查,保守估计适宜栖息地内盘羊的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千米0.33~0.57只。调查区域内盘羊面临的威胁因素包括过度放牧、护牧犬、狼(Canis lupus)、雪豹(Panthera uncia)和金雕(Aquila chrysaetos)。据此,为保护石渠县西藏盘羊,我们建议进行更深入的分布、栖息地和种群调查,并开展以盘羊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和生态旅游。     

北部湾沙田水域中华白海豚和江豚的同域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

北部湾是中华白海豚和江豚的重要分布区,但是对该水域两物种的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的研究却比较少,也不清楚这两个物种分布区是否有重叠。2003 ～ 2004 年与2011 ～2012 年期间,我们在北部湾沙田水域进行了船只调查,总计航程4 876.8 km,收集了两个物种空间分布的数据。结果表明,2003 ～ 2004 年仅发现中华白海豚,2011 ～2012 年则同时发现了中华白海豚和江豚。与2003 ～ 2004 年4 ～ 5 月相比,中华白海豚在2011 年4 ～ 5 月份的遇见率明显增加(0.152 vs 0. 028 头次/km)。中华白海豚的MCP、95% FK 家域和50% FK 核心域面积分别为162. 6 km² 、271. 35 km² 和56.78 km² ,2011 ～ 2012 年50% FK 核心家域有所扩大且东移。江豚的MCP、95% FK家域和50% FK 核心域面积分别为97.21 km² 、318.72 km² 和38.18 km² 。江豚主要分布于中华白海豚的外围远岸水域,同时两个物种的分布区有小部分重叠。基于多种因素的分析,我们推测,江豚可能存在季节性迁移以及中华白海豚对河口区有明显的偏好,可能是造成它们分布格局不同的原因。     

Development of tetranucleotide microsatellite loci for the finless porpoise (<Emphasis Type="Italic">Neophocaena phocaenoides</Emphasis>)

The finless porpoise,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is endemic to the coastal waters of the Indo-Pacific, ranging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Japan. Nine tetranucleotide microsatellite loci were isolated from the finless porpoise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Polymorphism of each locus was assessed in 39 un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of the Chinese waters. The number of alleles per locus varied from 2 to 11. The ranges of observed and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were 0.154–0.795 and 0.146–0.839, respectively. Cross-species amplification of these loci was tested in other cetacean species. These microsatellite markers described here will be suitable for population genetic studies of finless porpoises and other cetacean species.     

长江湖口至荻港段江豚春季对生境选择的初步分析

研究表明鲸类的分布领域、集群规模、索食场所及迁移途径与栖息环境的地貌特征及生境因子密切相关（Watts and Gaskin,1986;Baumgartner,1997;Raum-Suryan et a1．,1998;Karczmarski et a1．,2000）。距离苏格兰较远的Moray Firth海域,生活的一群瓶鼻海豚（Tursiops truncatuz）,它们常聚集在岛屿附近的狭窄深槽入口处,那儿海床呈斜坡,     

Post-mortem investigations on stranded dolphins and porpoises from Hong Kong waters

Stranded cetaceans reported from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period May 1993 to March 1998 were examined to establish factors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ir death. During the current study, 28 Indo-Pacific hump-backed dolphins (Sousa chinensis), 32 finless porpoises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nd four bottlenose dolphins (Tursiops truncatus) were necropsied. Bacteria (15 species) were isolated from nine animals. Of these bacteria, 47% were of possible fecal origin reflecting the high level of sewage contamination in Hong Kong's waters. One finless porpoise displayed wounds caused by a shark attack, and two female finless porpoises presented prolapsed uteri. At least 10 finless porpoises showed evidence of moderate to heavy lungworm infections (Halocercus pingi), and this appears to have been a factor contributing to death in at least six animals. Evidence suggesting blunt traumatic injury (probably caused by boat collisions) was found in six cetaceans (three finless porpoises and three hump-backed dolphins). Signs of fishery-related mortality were detected in at least nine animals (six hump-backed dolphins, two finless porpoises, and one bottlenose dolphin). Of these two human-caused mortality types, pre-existing disease or bacterial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in 29% of cas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human factors may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ath of at least 15 animals (32% of hump-backed dolphins, 15% of finless porpoises, and 25% of bottlenose dolphins).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种群数量评估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是亚洲内陆荒漠、半荒漠和荒漠草原区域的代表性物种。开展其种群数量调查和适宜生境研究可以为该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研究于2018和2019年夏季,采用样线法对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的地理分布现状和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了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和数量,并通过MaxEnt模型分析筛选环境变量,确定保护区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及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调查中发现蒙古野驴718群、共4782头,有效分布位点363个。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主要位于保护区的中东部,面积为6737.5 km²,占整个保护区的45.4%,估算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为(0.5±0.1)头·km^-2,保护区内蒙古野驴种群数量为(3246±575)头。MaxEnt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较高,AUC的平均值为0.890。影响蒙古野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 距水源点距离、植被类型、距人类活动区距离、距G216国道的距离、海拔和最干季的降水量。最后,从水源点保护、核心区调整、野生动物通道监测和交通建设4个方面,对蒙古野驴种群的保护管理提出了建议。     

基于MaxEnt模型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豆梨潜在地理分布

针对豆梨的原生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问题,本研究基于豆梨全球236个分布点和19个环境因子,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和地理信息系统(GIS)预测了豆梨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全球生态适宜区.结果表明: 豆梨的生态适宜区主要集中在北美洲、亚洲等地区,面积共约1.6×10⁷ km².其中,中国生态适宜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等地.影响豆梨地理分布的主要气候因子是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气温季节性变化次之.由模型预测可知,在不同的气候背景下,豆梨适宜生境和低适宜生境的面积有所不同.在空间分布上,豆梨适宜生境和低适宜生境的范围和几何中心都由东部向西部地区扩散,北美洲的适宜生境增长较快,而欧洲地区的低适宜生境增长较快.     

不同流态中长江江豚的栖息活动比较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呈斑块状分布在长江干流,对栖息地有明确的选择性.流态是栖息地水文环境的核心内容.为研究长江江豚对不同流态的选择性,本文根据1993-2021年对长江下游15次样线考察记录到的412次,合计1 117头江豚个体的栖息活动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全年长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