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1+8”城市圈医疗资源共享影响因素分析

武汉“1+8”城市圈卫生一体化建设是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实现“健康幸福湖北”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城市圈医疗资源共享现状研究,深入分析影响医疗服务共享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加快卫生一体化进程,促进城市圈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     

武汉城市圈高等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武汉城市圈内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成就,分析了制约武汉城市圈高等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提出了促进武汉城市圈高等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措施。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武汉城市圈生态用地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生态用地对城市圈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32个研究单元生态用地为对象,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索性回归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首先利用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对2000—2005、2005—2010和2010—2015年各个单元生态用地的时空演变进行统计,然后利用公司企业、生活服务等点位及数量大数据完善传统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进行探索性回归分析,精选最优回归模型,最后基于GWR模型对不同时期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异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2000—2015年,城市圈内生态用地非生态转化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规律,空间上呈现由点到面的扩张趋势;城市圈内共有8.4%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转化,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和未利用地向非生态用地转型量占41.9%;空间格局由武汉中心城区逐渐向市级次中心、县级城镇周边扩展。探索性回归分析3期的通过模型数为326个,对所有模型进行GWR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比较分析,3期最优模型的调整R²分别为0.83、0.91和0.76,前者较后者提高了0.02、0.03和0.02,AICc值分别减小2.88、3.42和0.83。GWR模型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内生态用地转化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明显,影响模式在空间上以不同方向的逐渐过渡为主,兼有“V”形分布等其他模式。空间因素影响效果显著,空间数据潜在信息增强了城市圈内生态用地演化的解释力度。     

武汉城市圈县域空间横向碳生态补偿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碳收支差异

认识和探讨区域土地利用碳收支并构建碳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引导区域低碳协调发展、促进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探究基于土地利用碳收支的碳生态补偿原理,并以武汉城市圈县域为实证研究对象,依据区域土地利用碳收支差异,在碳中和目标下估算城市圈各县(市、区)的碳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碳生态补偿支付或受偿次序。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城市圈各县(市、区)土地利用净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土地利用净碳排放呈现“西高东低,南北低中心高”的空间分布特点,且该空间分布特征逐渐强化;(2)武汉城市圈有14个碳生态补偿支付区,大多位于城市圈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包括5个优先支付区、6个次级支付区、3个潜在支付区;(3)武汉城市圈有25个碳生态补偿受偿区,大多位于城市圈东部及外围地区,其中包括5个优先受偿区、9个次级受偿区、11个潜在受偿区,并针对不同类型支付和受偿区提出差别化的低碳发展对策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移动医疗监管模式的设想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与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迅猛发展,传统的医疗服务行为与模式正不断地发生改变。在政府将“互联网+”行动计划提高至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移动医疗,作为“互联网+”医疗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医疗健康模式应运而生,其发展势如破竹,使用快捷、有效且利于推广,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肯定与应用。但是在移动医疗快速发展的同时,移动医疗所面临的监管问题也日益突出。通过研究国内外移动医疗监管的现状,以电子商务的平台化治理为参考,分析和思考了我国移动医疗监管领域的五大问题,即5W（WHY,WHO,WHEN,WAY,WHAT）,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移动医疗监管模式的设想以保证移动医疗用户的安全和健康,促进行业的有序发展。     

“三线”约束下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碳储量的影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作为全球碳循环研究的基础,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红线(简称“三线”)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能较好地约束土地利用,进而对碳储量造成影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采用Markov-FLUS耦合模型模拟“三线”约束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并运用InVEST模型定量研究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武汉城市圈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分别减少了1267.582、112.703、24.896、42.14 km~2,建设用地和水域分别增加了1092.282 km~2和355.039 km~2。2035年“三线”约束情景下耕地减少面积小于自然发展情景,林地实现了增长,新增建设用地被引导至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内聚集。(2)2000—2015年武汉城市圈总碳储量呈连续递减势态,其中武汉市碳储量减少量最大。“三线”约束情景下碳储量和地均碳密度下降幅度明显变小,武汉市碳储量减少量仅为自然发展情景的44.89%。(3)耕地-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是引起碳储量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土地利用强度与碳储量呈显著负相关,较低强度带的碳储量...     

武汉城市圈生态足迹时空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

自然资源的分配公平与配置效率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基础。本研究通过生态足迹方法,结合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评价武汉城市圈10年间生态环境演变特征和生态压力,并运用基尼系数构建生态承载系数和经济贡献系数,分析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性。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人均生态足迹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相对稳定,武汉城市圈整体处于生态赤字状态;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表明自然资本流量利用水平低且无法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对资本存量的消耗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生态需求与经济增长匹配水平在各城市间匹配较好。武汉属相对"高经济贡献、低生态承载贡献"城市,黄冈市和咸宁市属相对"高生态承载贡献、低经济贡献"城市。     

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时空演变及管控分析

武汉城市圈正历经城乡发展转型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生态用地受到一定挤压和切割占用,生态系统功能和景观生态格局受到一定程度的扰动,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环保发展的要求,构建以生态廊道、生态节点所组成的整体城市圈的生态网络空间体系。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方法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4个时期（1990、2000、2010和2018年）的生态网络,利用景观连通性指数和重力模型对源地和廊道进行重要性评价,并提出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管控的建议。结果表明：（1）1990-2018年,武汉城市圈生态源地总体上表现为逐渐减少的趋势,从16个减少为10个;从空间上看,大型源地斑块并未发生变化,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和北部,林地和水域是生态源地的主要组成景观,但细碎斑块大量减少对区域生态网络具有较大影响。（2）4个时期研究区的生态廊道分别为66条、120条、99条和45条,廊道数量呈现减少的趋势;重要廊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和东南部,对南北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具有重要作用。（3）景观连通性南北高东西低,中部地区受人类活动干扰综合阻力大,东西部生态节点较少,物种迁移阻碍较大。（4）通过建设踏脚石、修复生态断裂点和廊道差异化保护策略以增强区域景观连通性,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网络的稳定性。"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后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水平呈现优化态势,但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有待增强。研究结果为城市圈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兴趣点识别生境风险的生态网络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生态网络构建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遏制栖息地破碎的负面效应。本研究提出一种改进的生态网络分析框架，包括基于“形态-质量-功能”3个维度识别生态源地、将可以表征人类活动的兴趣点数据与生境风险评估模型结合构建生态阻力面、运用电路理论提取生态廊道3个方面。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分析生态网络关键点和网络结构特征，并将基于兴趣点与生境风险评估模型的生态阻力面构建方法与传统地类赋值法和传统生境风险评估模型构建阻力面进行对比分析，验证该框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全域生态源地面积为1.52万km²,生态廊道长度达1956.68 km,生态“夹点”与障碍点分别为87和67个。相较传统方法，基于改进框架识别的生态网络的物质循环度、网络复杂性以及生态连通性显著提升，网络闭合度、点线率、网络连接度平均提升61.5%、28.1%、28.7%,识别的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可为生态修复提供精确的决策支持。     

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

基于武汉城市圈1990、2000和2009年3期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参照“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采用Costanza等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估算武汉城市圈不同地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期间的时序变化和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之间的关联特征.结果表明: 得益于水域面积的大幅增长,1990—2009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不断上涨的时序变化趋势,增幅达9.5%,其中,水文调节、废物处理等服务价值的增幅明显;各地区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仙桃市、新洲区、云梦县等地的增长最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且随时间推移,在东、西、北方向逐步形成以武汉市区为中心的“低-高-低”层级分布特征,北部山地丘陵地区的生态优势逐步消减,而南部的高价值组团到2009年发生了结构性扩张.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序变化与林地、水域、草地、耕地的面积变化呈正相关,而其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与耕地和未利用地的空间离散程度呈负相关.     

探索医疗供给侧改革之路——从“互联网+”开始

中国医疗供给侧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在当前逐步推进革新的医疗体制下,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启医疗供给侧改革之路,为国家13亿多人口的医疗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课题。

     

武汉城市圈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分析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5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过程,采用专家打分法对"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进行修订,定量测算生态服务价值(ESV,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并比较不同功能与服务,分析武汉城市圈ESV的时空演变特征,以生态服务估算价值为基础构造了经济、景观与ESV三者之间的双对数空间回归计量模型;挖掘ESV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基础。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间,武汉城市圈ESV逐年减少,2005年为176.175亿元,2010年为169.296亿元,2015年为153.717亿元;ESV在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地区空间差异,呈现以武汉市区为圆心的由外向内环层递减结构;从不同功能价值和单项服务来看,区域生态功能的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供给服务,其中食物生产又是最为主要的单项服务功能,且在历年价值逐渐减少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变化;驱动力影响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与单项服务价值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景观AI(Agglomeration Index)聚集度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农业总产值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景观格局的改变影响着生态系统的格局特征与生态过程,社会经济发展与景观演变一起共同影响与作用于生态服务功能并表征于货币经济核算价值的相对正负变化,为开展区域生态功能保护与补偿、促进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     

新形势下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管的路径选择

卫生服务质量包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其中,医疗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是卫生服务的核心工作。目前,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因此,如何有效的监管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本文在明确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监管现状,指出我国医疗服务领域所存在的监管主体单一、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法规有待完善、监管过程缺乏常态化、监管结果未能及时公开等方面的不足,并针对上述不足之处,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一是以政府为核心,培育多元监管主体;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创新监管手段;三是以法规建设为重点,完善监管体系;四是加强监管结果的运用。     

医疗损害案件中医方的行政责任追究问题探讨

自201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医疗损害鉴定”逐步取代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损害中医方的行政责任追究基本停止。因此对于如何追究医疗损害案件中医方的行政责任,理论界和实务界展开了分析和讨论。从医疗损害的概念出发,结合医疗安全行政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加强卫生行政部门与法院衔接等建议。     

信息化建设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作用探讨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手段,对于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患者体验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中心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为例,指出医院信息化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医疗差错、控制医疗成本、改善就医体验等的重要作用,为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也为其他兄弟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架构研究

随着医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医疗质量与安全精准化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所重视和接受。文章从组织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框架设计、基础数据库的标准化、主要监管内容筛选及电子病历系统等方面对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总体建设机构进行研究和讨论,期望能够指导医院充分利用和发挥医疗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为制定质量管理持续改进的目标与评价改进的效果提供依据。     

营利性医院医疗服务自主定价政府监管的思考

营利性医院医疗服务自主定价是践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服务领域的举措。对营利性医院医疗服务自主定价进行阐述,并通过分析营利性医院医疗服务自主定价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其政府监管的具体途径：完善政府对营利性医院自主定价的引导措施,完善营利性医院自主定价信息公示,畅通政府监管的信息传输渠道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加大对违规自主定价的处罚。     

番茄五个品种的核型研究（摘要）

本文研究了番茄五个不同品种(武昌大红、加拿大、佛特、荷兰五号、青北早)的核型。1.番茄的核型公式如下: (1) 武昌大红。2n=24=2M+8m+12sm+2st (2) 加拿大。2n=24=4M+8m+12sm (3) 佛特。2n=24=2M+8m+10sm+4st (4) 荷兰五号2n=24=2M+14m+8sm (5) 青北早2n=24=4M+8m+12sm 2、五个品种中都具有一对随体染色体,但位于那一对染色体上也有相同和相异。“武昌大红”与“佛特”的随体在第9对上。“加拿大”在第7对上。“荷兰五号”及“青北早”位于第4对染色体上,并发现“武昌大红”、“加拿大”品种的随体,在同一品种也出现随体大小的差异。3、在各个品种中,染色体的全长、相对长度、臂比都存在着一些差异。4、对于番茄染色体的随体的大小及其在染色体对数的位置,染色体的形态结构,核形与番茄起源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讨论。     

芜湖市三种生境夏季鸟类多样性分析

1引言鸟类群落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鸟类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一些鸟类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反应非常敏感,因而对城市生态平衡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能起到指示剂的作用[8].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许多中等城市正在向大城市发展,城市生态建设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鸟类多样性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城市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13],而城市鸟类多样性研究能为城市的生态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国内对城市鸟类群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武汉、杭州等少数大城市,而对中小城市的研究不多[5,16～19].王宗英等[11]曾对…     

政府实施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监管的动机溯源

为实现公立医院改革目标,必须完善科学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其中针对医疗服务价格实施调整是重要的改革举措。在改革中既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同时又需要对其实施有效监管。政府监管行为动机可由公共利益理论、利益集团“俘获”理论和激励相容理论等理论得到学理诠释,也可从公众、公立医院与医务人员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中探寻到实践印记,因此强化政府医疗服务价格监管也是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效显现的重要基础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