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沿江两个浅水型湖泊越冬水鸟的季节动态(英文)

安徽沿江浅水型通江湖泊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迁徙水鸟的重要越冬地和停歇地。近年来,高强度的渔业养殖使湿地严重退化,对越冬水鸟构成威胁。为了解湿地变化对越冬迁徙水鸟的影响,2007年11-2008年4月和2008年11月-2009年4月,对安徽菜子湖和升金湖11个样带内越冬水鸟的种类、数量及空间分布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湖泊渔业模式对水鸟分布的影响。两个湖泊共统计到越冬水鸟7目12科43种。其中,菜子湖群38种,密度为8.2ind./hm2;升金湖42种,密度为3.5ind./hm2,优势种为鸿雁(Anser cygnoides)、豆雁(Anser fabalis)、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和黑腹滨鹬(Calidris alpina)。越冬水鸟种类和数量在12月底-次年1月上旬达到最大值,但不同类型越冬群最大数量出现的具体时期有所不同。根据水鸟组成的聚类分析,可将水鸟栖息地分为三组。水鸟的分布与渔业模式有关,在自然捕捞区,鹤类、雁鸭类和鸻鹬类密度较大,在围网养殖区密度较小,而鹭类的密度在各湖区变化都较小。本研究结果提示,发展可持续渔业对于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湿地越冬水鸟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围填海对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越冬水鸟群落及空间分布的影响

盐城自然保护区是全球水鸟重要的越冬地之一, 随着近几十年来围填海活动强度的不断增加, 其景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改变势必会影响越冬水鸟的群落结构和空间分布。因此, 以盐城自然保护区北缓冲区和核心区作为研究区, 根据 1975—2013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图将其划分为围垦区和未围垦区, 分析了 2009—2013 年围垦区和未围垦区之间越冬水鸟种类、数量、多样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结果表明: 1)围填海对水鸟的种类组成具有显著的影响, 围垦区雁鸭类水鸟的种类和数量显著高于未围垦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对水鸟的种类数具有显著影响, 围填海对芦苇和盐田的水鸟种类数量影响显著; 2)围填海造成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对水鸟的 Shannon-Wiener 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围垦区鱼塘的 Shannon-Wiener 指数显著高于未围垦区; 3)未围垦区碱蓬生境水鸟多度最大, 围垦区芦苇生境水鸟多度最大, 围填海造成的生境类型的改变对鹳类、鹤类、鸻鹬类、雁鸭类水鸟的栖息地选择具有较大影响。结果强调围垦后生境的可利用性和人为干扰大小决定了水鸟的群落结构和空间分布。     

冬季水鸟对崇明东滩水产养殖塘的利用

自然湿地的丧失和退化给依赖湿地生存的水鸟带来了严重威胁,人工湿地作为水鸟栖息地的功能日益受到关注.水产养殖塘是人工湿地的重要类型之一.通过研究崇明东滩水产养殖塘冬季水鸟群落组成及其栖息地特征,发现大面积养殖塘比小面积养殖塘吸引更多种类和更高密度的水鸟.养殖塘在放水前水位较高时吸引更多游禽栖息,而在放水后水位较低时吸引更多涉禽;在放水过程中,养殖塘中水鸟的种类最多,密度最大.另外,在放水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因子对水鸟群落的影响不同:放水之前,养殖塘水面面积和平均水深是水鸟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游禽种类和数量受水面面积影响较大,涉禽种类和数量受平均水深影响较大;放水过程中,裸地面积、芦苇面积、干扰程度、平均水深和水深变异对水鸟、游禽和涉禽的种类和数量起主要作用;放水之后,水深变异对水鸟种类和数量的影响较大,而影响游禽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子是水面面积,影响涉禽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子是水深变异.研究表明,通过对影响水鸟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的有效管理,养殖塘在提供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为水鸟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越冬水鸟对升金湖周边间歇性湿地氮磷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升金湖湖区食物资源的匮乏,一些在此越冬的水鸟会到周边间歇性浅水农田、草滩去摄食和栖息。为了解水鸟活动对这类湿地环境N、P营养盐的影响,本文以安徽升金湖小鹭咀以西3块有小天鹅和豆雁活动的浅水农田、草滩为对象,于2016—2017年水鸟越冬季早、中、晚期分别采集表层水样并分析其中的N、P营养盐浓度变化,结合鸟粪中N、P含量及鸟类数量观测结果,研究了小天鹅和豆雁活动对间歇性湿地营养盐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时间段内草滩水体TN和TP浓度最高,且均显著高于对照(沟渠,其水源与农田和草滩一致),表明受豆雁活动影响强烈;早期农田1水体TN和TP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表明受小天鹅活动影响强烈,其余月份与对照则差异不明显;农田2水体TN和TP浓度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表明受小天鹅活动影响不明显;N、P其他形态含量与对照之间呈现不同的规律,反映了它们受到水鸟活动强度变化和鸟粪分解等多重影响。本研究表明,越冬水鸟的栖息、摄食活动对升金湖小鹭咀周边浅水湿地中的N、P营养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优化区越冬水鸟的栖息地利用及影响因子

阐明水鸟栖息地利用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水鸟保护对策。本研究在2012~2013年冬季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内越冬水鸟的种类、数量以及6种环境因子(植被面积比例、裸地面积比例、水深、地形变异、栖息地结构多样性和干扰)进行调查,以了解水鸟对人工湿地的栖息地利用及其影响因子。野外调查共记录到水鸟24种9 018只,其中优势种为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和绿头鸭(A.platyrhynchos);栖息地优化区内水鸟休息的个体数量占总数量的79.2%,这表明优化区是大多数水鸟的休息地,而小(Tachybaptus ruficollis)、白骨顶(Fulica atra)、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和黑脸琵鹭(P.minor)的觅食个体数量超过60%,说明优化区也为这些鸟类提供了觅食地。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裸地面积比例是影响越冬水鸟种类分布的最主要因子;尽管游禽在地形变异较大、植被面积比例较低的区域数量较多,但在休息时游禽更偏好于裸地面积比例较高的区域,而涉禽休息时偏好于地形变异较大的区域。为增加栖息地优化区内的水鸟多样性,建议在优化区内种植水鸟可食的沉水植物以增加水鸟的食物资源,同时增加裸地面积比例和地形变异程度,更好地为水鸟提供栖息地。     

升金湖湿地越冬鹤类栖息地选择

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湿地,也是我国重要的越冬鹤类栖息地。湿地生态系统的环境因素对鹤类栖息地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结合1986—2015年升金湖土地利用数据和越冬鸟类观测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鹤类种群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得出鹤类主要栖息地类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鹤类在升金湖湿地越冬季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升金湖4种越冬鹤类主要栖息地类型为芦苇滩地;影响鹤类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影响因子包括水位、浮游植物生物量和居民地距离等因子;其中,水位因子的权重最高,说明水位是影响鹤类栖息地选择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浮游生物次之,居民地距离权重第三。     

极端洪水作用下升金湖消落带生境变化对越冬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

水鸟是湿地生境质量的重要指示性动物类群,可敏感地反映湿地环境变化。浅水通江湖泊消落带具有复杂多样的生境和丰富的食物资源,是水鸟特别是越冬水鸟的重要聚集区,其食物资源的丰富度和可获得性受水文节律影响。在极端洪水作用下,消落带生境变化对越冬水鸟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水鸟及湿地生态学问题。选择了具有典型消落带生境的升金湖作为研究区域,对2019年(正常水位)和2020年(异常水位)两个越冬季水鸟的数量、种类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了消落带的生境变化情况对越冬水鸟群落结构的影响。2019年越冬期,记录到水鸟(50984.20±9595.71)只(n=5),隶属7目13科51种;2020年越冬期,记录到水鸟(27923.00±13808.47)只(n=5),隶属7目12科53种。整个越冬季消落带的水鸟种类略增但数量减少,2019年游禽中的优势种为豆雁,2020年游禽中的优势种增加为豆雁和斑嘴鸭,但涉禽中的优势种由白琵鹭、反嘴鹬、凤头麦鸡转变为苍鹭、大白鹭和反嘴鹬。洪水导致的草滩-水域混合区生境面积减小使湿生植物退化,可能是导致以豆雁为主的食苔草水鸟数量大幅度减少的重要原因;因湖水延迟...     

福建省兴化湾滨海养殖塘冬季水鸟的栖息地利用

20D7年12月至2008年3月对福建省兴化湾东北部江镜华侨农场(25°29′～25°33′N,119°23′～119°26′E)滨海养殖塘水鸟的栖息地利用进行了研究.选取了6个养殖塘作为样地,总面积360 hm2,共记录到水鸟6目8科25种.潮汐变化是影响养殖塘内越冬水鸟栖息的重要因素.高、中、低3种不同潮位下养殖塘水鸟群落特征差异较大.水鸟的种数和数量随潮水的涨高而显著增加,优势种则减少;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随潮水的涨高而降低,优势度则增大.养殖塘的水深是影响水鸟栖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4个不同水深区域水鸟群落的种类组成及密度差异显著,鸻鹬类、鸥类、鹭类等鸟类在中等水位区和浅水区栖息,鸭类主要栖息在深水区,而无水区仅有少数鹭类活动.在潮汛期间,滨海养殖塘是水鸟良好的临时栖息地,科学管理可使养殖塘人工湿地与潮间带滩涂共同满足越冬水鸟的栖息需求.     

海南北黎湾和后水湾湿地水鸟的季节动态、物种丰富度和种间相关性

2004年11月至2005年11月, 采用逐月定点统计的方法, 对海南北黎湾和后水湾两个湿地黑脸琵鹭(Platalea minor)的越冬种群和水鸟的季节动态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水鸟50种, 隶属于5目10科, 首次发现海南新记录种半蹼鹬(Limnodromus semipalmatus)。两地水鸟种类和数量的最高峰均发生在11月, 最低谷在次年6月, 与湿地水鸟的全年变化相关。黑脸琵鹭的越冬种群最早到达海南为9月, 离开时间为次年4月, 数量最高峰在北黎湾为12月(75只), 在后水湾为1月和2月(9只)。北黎湾水鸟的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最大多样性值均大于后水湾, 湿地面积大小及其生境的多样性是两地水鸟丰富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而人为干扰强度可能是影响黑脸琵鹭对两地越冬地利用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北黎湾和后水湾是许多水鸟, 尤其是黑脸琵鹭在海南的重要越冬地, 需进一步加强监测和保护。     

上海崇明东滩湿地的栖息地重建对水鸟的作用

湿地快速丧失和退化是全球水鸟面临的严重威胁。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是亚太地区水鸟重要分布区,为了应对互花米草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水鸟栖息地丧失和质量下降,保护区于2011年开展互花米草治理和鸟类栖息地重建生态项目,为鸟类提供补偿栖息地。通过直接计数法调查了栖息地重建区域的水鸟种类和数量,以了解该区域对水鸟的支持作用并为湿地管理提供依据。2011年11月—2016年10月,在该区域共记录到水鸟7目13科69种,共计38 238只次。不同水鸟类群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季节的变化较大,这可能与不同水鸟类群在栖息地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及不同年份研究区域在植被、水文条件及人类活动干扰等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有关。建议根据水鸟的生态习性和时空分布特征,针对性地开展植被、水文特征等栖息地要素的管理,以达到为多种水鸟提供适宜栖息地的目标。     

基于鸟类栖息地季节性变化的自然保护区动态分区管理——以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鸟类栖息地会随着季节迁徙而改变,基于此对以珍稀濒危鸟类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动态分区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用。通过MaxEnt模型分析预测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繁殖季和越冬季的栖息地范围,并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得到动态分区方案。结果发现：繁殖季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受到人口密度、丰水期土地利用类型、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距离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越冬季鸟类受到距道路距离、人口密度、距枯水期水体距离、枯水期土地利用类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运用ArcGIS水文工具分析出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汇水单元作为其动态区划单元,根据鸟类栖息地季节性变化的特点结合分析结果叠加分析,将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栖息地保护区、繁殖季栖息地保护区、越冬季栖息地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栖息地保护区要进行全年严格保护,繁殖季栖息地保护区和越冬季栖息地保护区在相应鸟类栖息时段严格管控、非栖息时段可合理利用,一般控制区则全年可允许合理的行为活动。季节性动态分区方案注重解决安徽省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便于未来保护区生态保护规划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丰富了以季节性栖息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的动态功能分区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制定提高自然保护区空间利用效率的生态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综上,建议在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中,依据保护区季节性动态分区特征,实行分区管制,制定对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措施。     

黄河三角洲丹顶鹤秋冬季生境选择机制

影响水禽生境选择要素可分为水、食物、隐蔽物和干扰4类,对其划分等级标准,确定采样点的生境类型。在研究区内分秋冬两季调查丹顶鹤(迁徙期和越冬期)生境选择机制的差异;在不同时期按区域的特点和丹顶鹤的生活习性分别选择样点;经过实地野外调查后再利用方差分析和频数对丹顶鹤生境选择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迁徙期影响丹顶鹤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是干扰,最适生境为远离人类干扰、有浅水域分布的、植被覆盖率较低的地区;越冬期影响丹顶鹤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是食物,最喜欢选择人类干扰相对较小的、有水域分布的、动物性食物占主导地位的植被覆盖率较低的地区栖息。     

钦州湾越冬鸻鹬类对不同生境的选择分析

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及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对钦州湾的越冬鸻鹬类进行了调查,对越冬鸻鹬类退潮后在各类型生境的分布情况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制定有效保护越冬鸟类及其生境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冬季在钦州湾记录到鹬鸻类27种,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退潮后各生境内记录到的鹬鸻类种数和数量均不同,钦州湾不同生境鹬鸻类结构特征随天气变化改变。相似性比较显示,晴天生境相似性指数最高的是盐田-养殖塘生境和农田生境,相似性指数为0.96;相似性指数最低的是红树林滩涂生境和光滩生境,相似性指数为0.49。阴冷天生境相似性指数最高的是光滩生境和盐田-养殖塘生境,相似性指数为0.79;最低是红树林滩涂生境和光滩生境,相似性指数为0.52。分析表明人类活动的干扰对越冬鹬鸻类栖息地选择的影响是巨大的。     

不同水位下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对食块茎鸟类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研究

鄱阳湖为亚洲最大的候鸟栖息地,近十余年发生了枯水期提前且延长及湖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对于此问题江西政府提出了一种科学的工程措施--鄱阳湖水利枢纽（简称枢纽）。然而,枢纽对越冬候鸟栖息地的影响尚无定量研究。以鄱阳湖食块茎鸟类--白鹤（Grus leucogeranus）、白枕鹤（Grus vipio）和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的栖息地为研究对象,利用3S技术结合生态学知识,在ArcGIS平台上搭建了食块茎鸟类栖息地适宜性评价模型,使用二维水动力模型联合适宜性评价模型,生成鄱阳湖在兴建枢纽前、后的食块茎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分布图。选取工程调度时期水位相对稳定时段,以鄱阳湖无枢纽状态下星子水位为基础,探究鄱阳湖在不同水位时,有拟建枢纽和无拟建枢纽状态下食块茎鸟类的栖息地适宜性的变化,定量分析拟建枢纽对候鸟栖息地适宜性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枢纽的调度规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水位调度方案对湖泊食块茎鸟类越冬初期栖息产生的影响较小,但会牺牲一部分越冬后期适合食块茎鸟类栖息的区域。拟建枢纽选址处至都昌站的食块茎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受枢纽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各级自然保护区之中,北部省级候鸟自然保护区受其负面影响最大,此保护区将减少18.01-39.80 km²适合食块茎鸟类栖息的面积。但是枢纽的运行能增加湖泊土壤水含量,使食块茎鸟类更易于觅食,且能增加喜食块茎鸟类的食物丰富度。本研究可为为今后鄱阳湖湖区水环境规划和水生态管理维护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farmland areas for steppe birds: a case study of migrant female Great Bustards Otis tarda in Spain

A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habitat requirements of steppe birds living in farmland habitats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agricultural practices compatible with their conservation. The globally threatened Great Bustard Otis tarda is a partial migrant in central Iberia, but factors affecting its winter habitat use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We assessed habitat differences between breeding and wintering areas and winter habitat selection of radiotagged migrant female Great Bustards in central Spain. Of 68 tagged females, 35% moved to wintering areas located 64.3 ± 24.0 km south of their breeding areas, and 80% wintered in a single area of c. 236 km². A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 in this area identified i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intering areas of this species in the world, holding c. 1500 individual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reeding and wintering habitats of individually marked migrant females. Compared with breeding areas, wintering areas of migrant females were located further from roads and urban nuclei, had lower human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area of urban developments, and a higher diversity of land‐use types, with less cover of cereals and more vineyards and olive groves. Within this area, radiotracked migrant females preferred sites with more vineyards and a lower land‐use diversit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Mediterranean dry farmland mosaics, and suggest that different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re needed for migrant and resident populations in winter to secure the conservation of suitable wintering habitat for Great Bustards in the Iberian Peninsula.     

太湖流域宜兴片河流生境质量评价

建立包含河道生境、河岸生境和滨岸带生境3方面共10项的河流生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太湖流域宜兴片42个样点进行生境评价及空间差异比较,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河流生境各参数的差异性,探讨河流生境质量指数与富营养化综合指数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河流生境质量指数分值介于29～79,31.0%样点生境质量处于较差和很差等级,57.1%样点为一般等级,表明整体上生境退化明显;南部丘陵山区河流的生境质量状况好于广大的平原河网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河流生境质量差异显著,林地区域的生境质量明显好于耕地和建设用地;河流生境质量指数与富营养化综合指数显著负相关,说明水质状况对河流生境质量具有较大贡献。     

年龄、集群、生境及天气对鄱阳湖白鹤越冬期日间行为模式的影响

于2012年1—3月和2012年12—2013年3月,采用瞬时扫描法研究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白鹤(Grusleucogeranus)的昼间时间分配模式和日活动节律,分析了年龄、集群大小、生境类型和天气对白鹤越冬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白鹤越冬期的主要行为有觅食、警戒、理羽、游走、休息和争斗。其中,觅食是鄱阳湖越冬白鹤主要行为,占其昼间活动时间的82.94%;警戒占11.94%,理羽占3.52%,游走占1.88%,休息占0.15%,争斗占0.02%。白鹤在越冬期间的觅食、游走、休息和争斗行为存在明显的昼间节律性,其中游走、觅食和争斗行为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各存在1个高峰,休息行为在中午出现一个高峰;警戒和理羽行为则没有显著的昼间节律变化。年龄、集群大小、天气和生境对白鹤的越冬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幼鹤取食的时间显著多于成鹤,而警戒时间则显著的小于成鹤;与家庭群中的个体相比,集体群中的个体取食和争斗时间显著增加,警戒时间显著减少;在天气晴朗时,白鹤的警戒时间显著大于阴天的警戒时间,取食时间则显著少于阴天时白鹤的取食时间;白鹤在大风天气显著增加理羽行为;在有雾的天气会显著增加取食时间,减少警戒时间。在草洲和浅水两种生境中,白鹤的游走和理羽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而觅食和警戒行为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源于草洲和浅水生境相互毗邻,并且具有相同程度的人为干扰。GLM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集群大小、年龄和生境、集群大小和天气、集群大小和生境、天气和生境对白鹤昼间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存在显著交互效应。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of wintering Wood Warbler Phylloscopus sibilatrix in the Centre Region of Cameroon: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s

Populations of many Afro-Palearctic birds have declined, with those winter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such as Wood Warbler Phylloscopus sibilatrix, particularly affecte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and Wood Warbler presence/absence in the Centre Region of Cameroon. A total of six transects were established in three habitat types (forest, forest–savanna transitional zone and savanna). Call playback surveys were conducted monthly from November 2015 to April 2016 to determine Wood Warbler presence/absence. Detailed habitat measurements were also recorded in each transect. A total of 86 responses were recorded: 33 (mean 6.6 ± 2.3) in forest habitat, 47 (mean 9.4 ± 3.36) in the forest–savanna transitional zone, and 6 (mean 2 ± 1.1) in savanna habitat. Wood Warbler presen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number of trees between 3 and 7 m in height, an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number of shrubs between 0.5 and 3 m in height.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such as the agricultural cycle and burning were not found to have an effect on Wood Warblers presence/absence. We conclude that Wood Warblers overwinter in all three habitat types with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greatest in the forest–savanna transitional habitat with a relatively low canopy and an open understorey. Forest clear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potentially threatens wintering habitat for Wood Warblers.     

Dyke demolition led to a sharp decline in waterbird diversity due to habitat quali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ting Lake,China

Dongting Lake, an important wintering habitat for migratory waterbirds in the 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has suffered serious degradation in recent decades. To restore habitat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flood control, 459 dykes were demolished and 14 were preserved in 2017. However, the direct impact of dyke demolition on wintering waterbirds was not comprehensively assess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annual waterbird census and habitat data (2013/14–2020/21),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habitat areas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waterbirds in the dyke‐demolished and preserved areas, and explored whether habitat changes caused by the dyke demolition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percentages of waterbird individua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reas of water (including shallow water) and mudflat habita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ut the vegetation are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dyke‐demolished areas. The species numbers and percentages of waterbird individuals at the community and foraging guilds levels, and the percentages of nine species, were higher in the dyke‐preserved areas than those in the dyke‐demolished areas. Changes in the numbers of species and percentages of individuals of fish eaters, insectivores, and omnivore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rastic changes in the percentages of water habitats (including shallow water) after dyke demolition.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restore hydrological regimes, providing waterbirds sufficient suitable habitats with different water depths. These findings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dyke demolition on waterbirds and provide insights for wetland management and waterbird conser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