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直接影响着环境行为,这不仅关系到生态保护计划的执行效果,更关系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草地、森林、湿地、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依次减弱,其中,半农半牧区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强于农牧区;(2)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可管理性、脆弱性、损害度的感知度依次降低,且不同区域农户的属性感知存在差异;(3)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政策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准确的环境感知是合理环境行为的前提,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感知。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生计方式较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6,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非农化水平依次提高,但非农活动均以外出打工为主;(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保护认知度以及生态变化感知度发生有规律变化,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恶化感知度依次降低,但生态保护认知度依次增强; 3) 非农户、兼业户的环保活动参与度强于纯农户。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作为人类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已对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非常关键。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度指数,分析了甘南高原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特征,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气温变化的感知能力强于对降水变化的感知,并对近期发生的、规模较大、影响较严重的极端天气记忆较深;(2)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较强烈,感知到的适应成本与适应功效也较高,但感知到的自我效能较弱,其气候变化严重性、可能性、适应功效、自我效能及适应成本感知度指数分别为3.76、3.34、3.43、2.85、3.53,且农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与适应感知均最强,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弱;(3)气候变化信息、农户的客观适应能力、农户对社会话语的信任度、适应激励均会影响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其中,适应激励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其与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均呈正相关,而与风险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呈负相关。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准确度,增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意向——以甘南高原为例

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适应功效感知依次增强,且与非农户、纯农户相比,兼业户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均较高;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适应意向趋于增强;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而适应成本感知促使其产生消极适应意向.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乐观程度与积极适应意向发生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拥有量、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亲戚网及帮助网规模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问题.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及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与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主体,其福祉水平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实现。科学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以地处秦巴山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识别相对贫困农户,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在"家庭-村庄"双重尺度上探索相对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分化,其中,高山区农户、补贴型农户和高家庭抚养比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相对贫困农户占受访户的20.39%,且主要集中在高山区、家庭抚养比较高以及补贴型农户中。（2）农户的家庭属性是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脱贫内生动力及生计多样性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增加会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3）村庄特征放大了家庭特征对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村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外联系等通过影响家庭特征而强化了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虽覆盖全部地区,但其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修复成本与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缺少对外围农户受偿意愿的关注。基于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的553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VM法、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向农户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调查区域85.53%的农户具有较强受偿需求,这一意愿具有生计方式、收入层次以及流域差异,经Heckman期望值估计方法调整后,农户受偿水平为1250.5元户^-1 a^-1。(2)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草场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受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牲畜存栏量与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生产性工具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是否为脱贫巩固户身份对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汉语水平与农户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是否常去村级文化中心正向影响农户受...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非常重要。基于500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和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需求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甘南高原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对信息和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2)不同区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和农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均最强烈,半农半牧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3)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也存在差异。其中,纯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最强烈,一兼户和二兼户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4)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对生产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对信息需求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对信贷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提升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政策建议。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转型及其生态效应——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在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农户生计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生态效应研究的核心。本文以陕西省佳县为研究区,结合遥感影像、GIS技术和实地调研获取的微观数据,对1990年以来典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长时序动态监测和分析,从农户种植结构、收入结构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结构对农户生计类型和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界定,分析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和特征,基于土地利用分析生境质量时空变化,以生境质量为媒介分析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佳县农户类型和乡村类型演化特征显著。从农户尺度上看,农户生计类型从以粮食主导型为主,逐渐演化为非农主导型为主粮食主导型为辅的组合模式。从乡村类型上看,传统农业型和新型农业型均逐渐演化为非农业型。(2)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由多元化逐渐转向单一非农化发展,不同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存在差异,按照转型路径特征可分为4类：持续稳定型、渐进型、调整型和倒退型。(3)生境退化度呈下降态势,从退化等级上看,无退化、轻度退化和中度退化等级面积增加,高度退化等级面积减少,严重退化等级面积降低为0。生境质量呈波动上升态势,从等级上看,占主导的为优等和较差等级,且...     

黄河流域旱塬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人地系统协调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所在。而在气候多变、水旱灾害异常的背景下,依赖农业为生的黄河流域旱塬区农户生计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威胁。当前亟需评估基于等级差异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建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提供借鉴。以黄河流域旱塬区的渭北旱塬为例,在综合评价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的基础上对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进行排序,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使用夏普利值进行分解。结果发现：(1)非农户和一兼户占了研究样本的大多数,从脆弱性的三个维度来看,纯农户的暴露水平最高,敏感性最低,非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2)回归结果表明,耕地数量、耕地质量、房屋结构、家庭固定资产数量、村民信任、整体健康状况影响显著;(3)夏普利值分解发现,生计资本的排序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各类资本的组成成分中,家庭固定资产数量的贡献度最高,整体健康状况次之,村民信任、耕地质量、房屋结...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韧性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作为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经历经济快速积累、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同时,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环境挑战,增强城市生态韧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从韧性的内涵角度评估城市生态韧性水平,探究城市防范内外生态风险能力的时空特征,剖析城市生态韧性差异的影响机制,对实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风险防控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演化韧性"视角从"抵抗-响应-转型"三个能力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以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59个地级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权-逼近理想解排序法(熵权-TOPSIS法)、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在对黄河流域城市生态韧性进行定量测算的基础上,分析其时空特征。最后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深入探索黄河流域城市生态韧性影响因素的分段效应,提高对城市生态韧性影响机制的认识。结果表明:(1)2011-2020年,城市生态韧性均值在(0.092,0.125)范围内,呈现缓慢增长态势;离散程度呈倒"U"型变化特征趋势;空间上,城市生态韧性表现为"下游强、上中游弱",城市群内部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外围地级市递减,"中心-外围"的分布格局明显。(2)城市生态韧性主要在相邻等级之间进行递次转移,仍未实现跨等级转移,具有"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特征;地理空间背景在城市生态韧性动态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为"强强联合、低低临近"的集聚效应。(3)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城市生态韧性表现为显著抑制作用,人口密度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韧性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全面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韧性城市"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和理论依据。     

牧民对草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黄河源区5个县为例

牧民对草地可持续利用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地的利用状况,进而影响牧民保护草地行为的产生。基于黄河源区（玛多、玛沁、班玛、达日、甘德）的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牧民生计方式和草地退化认知特征的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牧民对草地退化生态认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源区88%的牧民认为近5年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相一致;（2）联户放牧、子女受教育程度、新技术培训、牲畜养殖规模等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3）户年均收入、国家草原奖补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负向作用。为有效解决黄河源区牧民对草地的严重依赖性和源区内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应（1）加强牧民专业技能培训、提升草原牧民整体文化水平;（2）鼓励中小牧民参与联户经营;（3）优化牧户生计方式,改善生计策略,减小牧民对草地的依赖程度,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评价及生计风险预测

渔民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参与主体,其后续生计发展将直接决定此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在重构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重点禁渔水域典型退捕渔民的抽样数据,测度渔民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并找出影响后续生计恢复的主要障碍因子,最后跨领域的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预测模型动态分析了不同区域渔户生计脆弱性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渔民弃船上岸后呈现出生计脆弱性的比例较高,但不同类型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内湖保护区最高,干流非保护区次之而干流保护区最低;(2)敏感性维度在诱发渔民生计脆弱性上起着主导作用,即个体禀赋比安置区条件更为重要,特别是成员年龄大但无基本社保兜底,受教育程度低且"双转"难的渔民家庭更易陷入生计困境;(3)自然和金融资本是推动渔民生计恢复的主要生计资本,而阻碍渔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共性因子主要有上岸后的收支失衡,社会支持不足及过分依赖原有生计方式等,同时各区域在脆弱性各维度上还有特殊的障碍因子;(4)推动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转产增收后,并不一定能确保缓解未来五年中的渔户生计脆弱性程度,上岸后完成社会融入并有效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也至关重要,而干流保护区则还需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否则后续将面临极高的返贫风险;(5)长江临近区域的同类渔民生计脆弱性现状、面临的生计风险、后续生计恢复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生计监测和帮扶政策可进行协同统筹。     

川滇生态屏障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及影响因素

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揭示人类活动对景观生态风险恶化的潜在影响,对防范和化解景观生态风险、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0、2020年土地覆被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 10.8和Fragstats 4.2等软件,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脆弱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借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