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农业(景观)探讨

观光农业是以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以周围景观、农业遗产和资源、农业生产内容、方式以及乡土文化为基础,通过景观规划设计与施工,加上配套的一系列服务设施,为人们提供采摘、教育、休闲、文化、旅游、科技示范、度假于一体的园区,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创造宜人的景观休闲旅游度假空间。农业园区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因此以景观生态学思想为基础发展的观光农业具有更为科学的、合理的发展潜力,顺应了现代农业景观发展的需求。     

城镇化进程中居民自然景观偏好解析——以福建省为例

城镇化进程对区域景观演化及居民价值判断的影响不容忽视。定量描述分析城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居民的景观偏好差异及其空间分布是合理制定景观规划战略的基础。以福建省85个县（区）为研究对象,对抽样人群进行景观偏好问卷测试。结果显示：1）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居民对所测试的多类景观的偏好差异显著;2）区域城镇化水平与该处居民对自然景观的偏好显著正相关;3）以各区域抽样人群自然景观偏好度与人口城镇化率的线性关系为基础,可实现区域内居民自然景观偏好的空间表达。所绘制的自然景观偏好分布图,能直观地反映不同城镇化阶段居民对自然景观的偏好差异及其空间分布情况。该方法体系可为“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科学评估中国传统景观的特定人群偏好提供方法支持,对于区域景观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景观规划模式与景观韵律学

景观规划韵律学研究是目前国际景观生态规划的前沿领域。在总结景观规划的“斑－廊－基模式”基础上,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斑－廊－网－基－体模式”,并尝试揭示隐藏在这一模式内的景观韵律。景观韵律包括景观要素的形状、结构、层次、组份、形态、配置、连通、辐射、尺度、时序等空间结构和空间过程,景观韵律可以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特定时段景观要素的镶嵌格局与空间配置规律。景观度量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成为景观韵律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根据研究地区景观要素的空间配置特点、景观韵律的空间变化规律,规划形成3种战略点和四横四纵的景观结构体系。     

景观中心度及其在生态网络规划与管理中的应用

构建连续性生态网络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管理、游憩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景观规划策略,其规划与管理已受到广泛关注.关键景观组分的识别是生态网络规划与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鉴图论网络分析理论提出了景观中心度的概念及度量方法,并探讨了景观中心度在生态网络规划与管理中的应用内容和框架.景观中心度方法虽然可为景观规划与管理中关键景观要素的确定和连续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新途径,但仍需从指标的生态意义、实验数据的分析和简单通用的分析软件等方面对该方法进行验证和完善.     

森林声景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森林声景资源是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关系到森林景观资源的开发, 也对森林公园景观规划及景观林的科学经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森林声景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包括声景资源旅游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2 个因素23 个指标, 明确了各指标的内涵, 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参照国家标准和现有旅游资源评价、生态评价等相关研究成果, 建立了森林声景资源评价体系的评分标准。根据不同指标的特性与评价依据来源, 确定了相应的评价方法, 并制定了评价结果对应的评价等级。     

景观规划：概念、起源与发展

对目前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等领域中所存在的关于景观概念的多种不同解释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将景观与土地、环境和风景等经常引起混乱的概念术语也做了分析对比．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景观规划的概念内涵和它所基于的景观概念,并通过对景观规划的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总结和分析,将景观规划的起源与发展归纳为３个阶段：１９世纪中后期到２０世纪初期的的起源阶段;５０、６０年代景观规划领域的形成阶段和７０年代以后的景观规划与景观生态学融合发展阶段     

乡村景观评价研究进展及其指标体系初探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加开放乡村发展环境,乡村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乡村景观评价作为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基础工作之一,其根本任务是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对乡村景观所发挥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进行合理评价,揭示现有乡村景观中存在的问题和确定将来发展的方向,为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提供依据。本文概述了国内外乡村景观评价的研究现状。从乡村景观所具有的3种功能出发,初步构建了目标层、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4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效应、生态质量和美感效果三方面。     

基于过程视角的城市地区生物保护规划——以浙江台州为例

生境破碎化和生物过程的阻断是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当前以物种为中心的生物保护规划对区域生境格局关注不足,而景观导向的思路缺乏生物过程考虑。随着保护生物学、景观生态学及景观规划的发展,将物种生物过程与生境格局相结合的综合方法日益得到认可。台州是中国东南沿海快速城市化区域,具备丰富的生物资源,但近年的分散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严重的生境破坏和物种丧失问题。本文以2种鸟类作为指示物种,将其生物过程信息与区域景观格局设计相结合:黑嘴鸥作为典型迁徙候鸟,季节性停留于当地泥质滩涂,其生物行为可视作一种垂直生境选择过程;白茎长尾雉作为本地重要留鸟,其生物过程兼有垂直生境选择和水平迁移。利用景观适宜性和景观安全格局方法从垂直和水平过程对指示物种适宜生境进行判别,并叠加构建城市区域综合生物保护基础结构,为类似地区提供参考。     

生态旅游区的景观生态问题及其调控

目前,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生态破坏现象,严重影响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旅游区建设中亟待重视的问题。本文总结了当前我国生态旅游区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并运用景观生态学、旅游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解决生态旅游区生态问题的景观生态调控对策和措施,包括进行旅游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合理的旅游生态管理容量、对旅游景观结构进行生态化设计、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加强旅游生态教育和旅游环境监测等方面。     

城市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景观生态学途径

城市非点源污染是伴随城市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城市土地利用的特殊性、不透水层面积的增加,使城市非点源污染不同于农业非点源污染,而控制难度更大.治理城市非点源污染的常用方法是最佳管理措施(BestManagementPractices,BMPs),主要采取一些局部修复措施在地表径流迁移过程中控制污染物.但城市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对非点源污染的影响十分显著,结合局部的BMPs和区域的景观规划是控制城市非点源污染的一个理想途径.城市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景观生态学途径首先需要了解城市景观格局对非点源污染源、污染物迁移过程和受纳水体的影响,明确非点源污染与景观格局的关系,判定造成非点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和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根据城市非点源污染控制要求,针对性地重新组合原有景观格局或引入新的景观要素以构建新的景观格局,并将BMPs融入规划之中,将景观规划与管理有机结合,增强城市景观异质性,实现对城市非点源污染的有效控制.     

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与景观多功能性——从科学理念到综合评估

生态系统和景观是构成地球表层系统的基本功能单元。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支撑作用以及人类对环境合理利用和保护的角度,逐渐形成了生态系统服务和多功能景观的科学概念,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也很快成为学术热点。但是从国内外主要进展上看,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多功能性的定量化研究都还比较薄弱。生态系统与景观具有等级关联性,前者是构成后者的基本要素,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功能具有同源性。因此,将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多功能性研究紧密结合既有现实基础又能够深化彼此研究的定量化水平,并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多功能性综合定量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从当前国内外研究文献看,该框架具有可行性,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化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多功能性研究的现实途径。     

临汾—运城盆地以水为线索的传统地域景观特征和发展启示

临汾—运城盆地是中国最早的农、盐业生产区之一,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地域景观。研究利用地方志、相关水利、农业等历史信息和现代考证成果,结合历史舆图和1968年卫星航拍图,以水为线索归纳其地域景观特征和营建智慧,为传承地域景观、缓解区域城镇化问题和指导未来相关规划编制提供启示。临汾—运城盆地的传统地域景观主要包括引泉、引河灌溉等引水工程主导的区域景观格局和与自然相适应的聚落防洪排涝景观体系,未来规划设计可以重点从4个方面开展：1）利用传统引水工程骨架构建区域景观格局,发挥新的城镇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开展水生态关键区域的精明保护、修复和关键资源的人文复兴;3）延续传统聚落防洪工程智慧,结合现代工程技术构建与自然相适应的城镇防洪系统;4）传承城镇水利系统、公共环境和人文空间相复合的传统,实现城镇环境品质提升。     

景观生态恢复与重建是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关键途径

生态恢复与重建是跨尺度、多等级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层次应是生态系统（生物群落）、景观,甚至区域,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生态系统。景观的恢复与重建是针对景观退化而言,景观退化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景观结构退化与景观功能退化。景观结构退化即景观破碎化,是指景观中各生态系统之间的各种功能联系断裂或连接度(connectivity)减少的现象;而鲜受重视的景观聚集（aggregation）在很多情况下同样具有造成景观退化的负面效应。景观功能退化是指与前一状态相比,由于景观异质性的改变导致景观的稳定性与服务功能等的衰退现象。景观恢复是指恢复原生生态系统间被人类活动终止或破坏的相互联系;景观生态建设应以景观单元空间结构的调整和重新构建为基本手段,包括调整原有的景观格局,引进新的景观组分等,以改善受胁或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其基本生产力和稳定性,将人类活动对于景观演化的影响导入良性循环。二者的综合,统称为景观生态恢复与重建,是构建安全的区域生态格局的关键途径。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由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模式生态系统（model ecosystem）组成的模式景观（model landscape）,以实现生态系统健康、生态格局安全和景观服务功能持续,以3S(RS,GPS,GIS)技术为支撑的GAP(ageographic approach to protect biological diversity)分析将为大尺度景观恢复的诊断、评价、规划提供重要的手段。景观中某些关键性点、位置或关系的破坏对整个生态安全具有毁灭性的后果,研究景观层次上的生态恢复模式及恢复技术、选择恢复的关键位置、构筑生态安全格局已成为景观生态学家关注的焦点。     

基于MFA的生态工业园区物质代谢研究方法探析

物质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MFA)是国家尺度物质代谢研究的重要手段。首先对国内外不同地域尺度下MFA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总结;在此基础上,从工业区内的企业及其所形成的工业共生网络(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s,ISNs)物质核算入手,针对如何在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 Parks,EIPs)尺度开展物质代谢研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通过引入部门间实物型投入产出表(Physical Input-Output Table,PIOT)对该尺度MFA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改进,最终构建了EIPs-MFA模型及指标体系。以期为生态工业园区实践中的规划与管理提供方法指导。     

Water mites (Acari,Hydrachnidia) of water bodies of the Krąpiel River valley: interactions in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a river valley

The present study is a discussio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water bodies in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a river valley, taking into account landscape data. The Hydrachnidia assemblages in particular types of valley water bodies (oxbows, riparian pools, permanent ponds, flooded alder carrs, sedge marshes, and springs)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the water bodies in the landscape. Moreover, the formation of a fauna in a particular type of valley water body is also influenced by its origin. For example, the faunas of the oxbow lakes and riparian pools would have many characteristics in common, as these two types of water body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originating in the river. As many as 61 species common to the valley water bodies and the Kr?piel River were noted.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valley water bodies and the river, the direction of migra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was clearly predominant. Migration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from the river to the valley water bodies, took place to a far lesser degree. CCA analysis of landscape variables showed the influences of certain landscape parameters on water mites. These should be regarded as indirect influences, but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effects, they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Hydrachnidia assemblages.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and spatial variables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plant species in a fragmented and changing landscape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forests in Europe and large parts of North America have been subject to extensive forest clearance.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numerous new forest patch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to former agricultural land. As a result, the present forest area often consists of a mixture of small forest patches of different age, area, habitat quality and connectivity embedded within a hostil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se patchy landscapes,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plant species may be affected by both regional and local factors, although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both is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113 forest plant species in a fragmented landscape. Species abundances at the regional scale conformed to a clearly unimodal abundance distribution which we believe to be related to 1)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due to succession and 2) inequality in migration rates. Patch incidence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life form, which in turn was correlated to seed mass and dispersal mechanism.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s showed that presence/absence of 59 species studied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patch connectivity, patch area and age for 35, 30 and 34 speci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orest plant species are influenced by both local and regional factors. Moreover, they also demonstrate that next to spatial aspects of fragmentation, temporal patterns of landscape change may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presence/absence patterns of plant specie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studies dealing with regional population structures of plants.     

基于Barista的城市建筑景观动态变化——以沈阳市铁西区为例

基于Barista软件从高分辨率影像提取建筑物3D信息,结合ArcGIS软件,应用转移贡献率、建筑密度、建筑平均高度及建筑面积比例分析了沈阳市铁西区改造过程中建筑景观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 随着城市改造的进行,空地、居住、工业建筑与道路4种优势景观类型是景观变化的主体,空地、居住、商业建筑和道路面积增加,工业建筑面积减少.建筑密度降低,平均高度升高.建筑景观的区域差异明显,工业区建筑密度高于居住区,建筑平均高度低于居住区.离城市中心距离越远,建筑密度越小,建筑平均高度越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不同的保护哲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以物种为核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另一种是以景观元素为核心和出发点的规划途径。前者首先确定物种,然后根据物种的生态特性来设计景观格局,后者则以各种尺度的景观元素作为保护对象,根据其空间位置和关系设计景观格局。多种空间战略被认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保护核心栖息地、建立缓冲区、构筑廊道、增加景观异质性和引入或恢复栖息地。落实这些空间战略必须首先回答选择什么和在什么地方设计上述景观元素的问题。对此,目前尚没有很好的答案。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2010年来黄土高原景观生态研究进展

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加剧了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退化,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服务不断下降。针对黄土高原地区存在的问题,我国学者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围绕"景观格局演变-驱动机制-水土流失过程-生态系统服务"的框架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梳理和总结2010年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突出表现在区域比较研究、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耦合研究、生态服务权衡方法和模型构建等方面比较缺乏。建议未来黄土高原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应加强区域尺度上的综合研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深化景观格局演变的形成机理;进一步开展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定量识别方法学研究,开发格局-过程耦合模型;加强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研究,同时开展相应的实证性研究,研发适宜的生态服务权衡模型,进而深入探讨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机制。     

城市滨水景观的视觉环境质量评价——以合肥市为例

滨水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合肥市为例评价城市滨水景观的视觉环境质量。综合"基于公众感知"和"基于专家/设计"的评价方法,选取22张滨水景观照片作为研究对象,评价这些滨水景观的视觉环境质量和各物理要素等级,对评价数据进行了相关和回归分析。评价结果表明环境质量得分较高的滨水景观比得分较低的滨水景观拥有更多的自然式驳岸和适当的园林小品。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有利的人工景观"、"驳岸类型"和"树群轮廓线"对滨水景观视觉环境质量有着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另外,将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未来城市滨水景观的规划和管理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