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农民对退耕还林的意愿评价

为了解生态修复政策对陕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2007年通过参与性农户调查方法,研究退耕还林项目对陕北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由于生态项目实施引起的农民态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农民接受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但只有极少数人乐意植树(8.9%)、种草(2.2%). 尽管19.1%的农户表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项目的负面影响,63.8%的农户表示支持退耕还林项目,但是高达37.2%的农户表示项目结束后会再次垦荒种粮.由此可见,退耕还林项目恢复的植被在项目结束后有可能被重新开垦为农田,该项目获得的环境成果面临被再次破坏的风险.因此,给予合理的补偿来减少农民经济损失、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环境修复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森林、草地等资源的伤害越来越大,为了不断加强生态修复,加强生态环境以及经济水平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退耕还林的力度。本文对勐腊县退耕还林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以此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退耕还林政策可持续性评价 ——卧龙自然保护区研究

农户是退耕还林工程中的经济主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和认知响应将会对工程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就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态度和认知、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的经济影响、以及农户现有耕地面积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以期从农户角度出发,探讨卧龙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尽管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有3个问题影响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一是当地居民的粮食需求问题,由于当地居民粮食消费的外在依赖性,以及工程本身导致的耕地和收入减少,使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受到潜在的威胁;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和他们对于工程的经济预期,现行的退耕还林工程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足够的吸引力来保证其可持续性;三从生态恢复理论和实践上看,退耕补偿的数量和期限须考虑区域的差异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在本研究区域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以甘南高原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功能,农户作为该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环境资源过度依赖会严重影响该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当前亟需深入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环境友好型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本研究以甘南高原为例,基于581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了影响农户环境资源依赖度的因素。结果表明: 甘南高原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其主要体现在食物自给、生活用能、收入来源3个方面,依赖度分别为57.3%、56.9%和37.4%;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及非农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低,而抚养比系数较高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家庭抚养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领导能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重、生态政策、海拔等因素均对农户的环境资源依赖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抚养比、海拔对其具有正向影响,而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领导能力、生态政策等因素对其表现为负向影响。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农户对退耕政策及生态环境的认知与响应

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对黄土丘陵区107户农户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根据研究区内地形等条件将所调查农户分为旱地农户和川水地农户两组,就目前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态度及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意识及行为的异同进行分析比较。尝试从农户行为角度研究区域发展问题,并基于对农户行为的分析,对区域相关政策制定、实施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研究区农户对于土地依赖性较大,旱地农户表现尤为突出,大多数农户对于退耕持支持态度。农户进行的相关水土保护措施,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农户经过决策后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农户为了保证基本农业生产,采取的相应的对策所产生的效应。在土地管理及水土保护措施方面,除了相关的种植措施外,旱地农户更多倾向于通过工程措施来获取好的回报,而川水地农户更多注重于现有土地质量的管护,来进一步提高现有耕地的质量。农户对于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明确,川水地农户认识要比旱地农户更充分一些。与10a前相比,近80%的农户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然而近45%的农户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根本不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两组农户之间差异不大。超过55%的农户认为生态环境恶化首要原因是气候的影响,干旱是关键因子,其次是过度放牧(24.5%)和水土流失(22.5%)等,两组农户对于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差别,旱地农户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是干旱和水土流失,而川水地农户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是干旱和过度放牧。     

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基于张掖市2010年调查数据

农户是农村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其生活消费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然而农户的生活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对环境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差异,为了缓解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压力,需要研究其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基于张掖市2010年调查数据和统计资料研究了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空间差异,并分析了原因,研究结果显示:(1)张掖市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056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705hm2/人,人均生态盈余0.649hm2/人;(2)从生态足迹的构成看,当地的生活消费主要是以生物资源和化石能源消耗为主,占总生态足迹的81%,而建筑用地和水域消耗最少,占总生态足迹的1.2%。;(3)张掖市五县(区)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总体差异较小,Gini系数为0.309。但是区域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的差异为0.442,占总差异的71.1%,区域内的差异为0.18,占总差异的28.9%。其中,甘州区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差异最大,Theil指数为0.078;(4)农户消费模式、家庭规模和人均年收入增多,将加剧农户对环境的压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存量和非农化程度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户对环境的影响。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农户对环境移民政策及重建预案的认知与响应——西南喀斯特移民迁出区研究

环境移民工程的实施对迁出区生态重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对喀斯特石山区4个屯农户进行了调查,根据研究需要将其分为移民迁出区和非移民迁出区,对比两组农户的现有耕地面积、经济收入以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等问题,探讨迁出区的移民效应和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环境移民缓解了人地关系的矛盾,提高了耕地的利用效率、加强了农户环境意识、增加了经济收入以及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有力地保证了退耕还林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多种经营的推广.但仍然存在4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潜在移民人数仍然很高.二是农户种植行为的商业化,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三是现有的配套措施不够完善,水、路等基础设施亟待解决.四是特色产业和文化受到冲击.     

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生计资本对于农户再次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约77%的农户愿意再次参与退耕工程,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和不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显著差异性。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式不同:其中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有着显著的负影响,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生计资本二级指标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对其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影响,且贡献较大((β=-23.041)),而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以现金收入的影响最大(β=38.591),其次分别是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β=13.625)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β=7.717)。最后,论文探讨了生计资本及其组成指标对于农户再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建议降低农户对于土地资源的依赖,提高非农业收入和补偿标准,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优化区域发展环境来提高农户的再参与意愿。     

广西灵川县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

广西是我国南方农业大省(区),明确其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采用了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通过随机入户方式,与农户面对面交流,并结合调查问卷,对广西桂林市灵川县11个乡镇的农户进行了调查访问,为方便研究和数据处理,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将该县11个乡镇分为3个片区:东部片区、中部片区、北部片区,对比3组农户的文化素质、种植制度、冬季农业现状、农业需求和农田水利设施等方面问题,探讨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调查结果表明,虽然目前灵川县农业取得众多发展成就,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县种植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一是种植制度结构单一,二是冬季农业发展薄弱,三是种植技术贫乏,四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因此,为促进灵川县种植业可持续发展,亟需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建立合理的种植制度;大力发展冬季农业;满足农民最迫切的农业需求;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禁牧政策背景下宁夏盐池县农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为了改善北方农牧交错区退化的草原,国家从21世纪初开始实施了禁牧政策,政策实施以后,北方农牧交错区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对该地区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尤其是研究收入和禁牧政策的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为后续政策实施和改善提供理论支持,并为营造幸福生活、建立幸福乡村提供更多依据。基于此本文以典型北方农牧交错区宁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通过调查问卷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评价的相对收入、自评价的收支状况、禁牧政策满意度、禁牧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参加社会活动的频率和环境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自评价的相对收入、自评价的收支状况和禁牧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随农民生活满意度分位点的提高而降低,而禁牧政策的收入影响只对中分位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活动的频率对低生活满意度分位点农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环境满意度只在高分位点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以使农村居民更支持和愿意参与到生态政策中去。所以,有必要继续完善现有生态补偿政策,在继续保护和改善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北方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实效分析

通过对X省Y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实证研究,在分析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知识了解、防治法律评价、法律遵守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剖析农业面源污染法律防治存在农户法律意识不强、守法能力较弱、行政部门执法能力有待提升和相关防治法律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完善防治法律、强化执法监督管理和运用经济手段激励守法行为等建议,促进农村环境改善。     

浅谈楚雄州陡坡地生态治理的现状及对策

实施陡坡地生态治理,进行退耕还林,不仅可加速楚雄州生态的修复,增加林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治理水土流失,提高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固碳减排的能力,而且还可以转变山区农村传统的产业机构,发展特色林业,促进山区综合开发和农民增收致富,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发展目标,最终达到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局面,为此,就楚雄州的陡坡地退耕还林生态治理现状情况提出治理建议和对策。     

基于农户响应的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改善策略

农户是农村地区生产和决策的基本单位,其生计策略和认知态度对当地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基于农户生计策略和认知响应的调查分析是探讨生态改善策略的重要方法。以北方农牧交错带红旗滩小流域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农户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农户对农业及农业政策的响应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农户经营结构具有典型的农牧二元特征,农、牧业之间相互依赖,分别解决粮食和增收问题,相对而言,农户对牧业生产抱有较高的期望。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和禁牧政策持相反的态度。结合研究区域的生态和社会经济背景,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地生态环境改善须考虑和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农牧协调问题、农户的经济需求问题和农户的经营行为问题。     

陕北小流域退耕农户剖面特征的土地利用决策响应

采用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数理统计(Mathematical Statistics)与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相结合的方法(GMM),探讨退耕前后陕北燕沟流域土地利用及其关键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变化,揭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土地利用决策中的重要性,了解农村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3年,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总体上与延安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一致,即坡耕地减少和林草地增加显著;(2)1990—2001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不明显,农户家庭基本特征与资源禀赋等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显著。2001—2013年,劳动力转移和交通条件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有显著影响,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再分配产生了较大影响。     

油脂工业废水处理工艺研究趋向分析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了我国油脂工业废水的迅速增加,并对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严重影响。本文就油脂工业废水的生物处理工艺进行研究探讨,并分析其处理工艺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生活环境及质量,更好更快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发展。     

中国居民环境保护意愿的调查分析

调查了不同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态度的影响,从国家安全和农户意愿双重角度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运行状况.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经济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经济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城市周边地区或环境严重退化的偏远山区,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恶化;通过年龄与环境态度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居民对环境严重恶化的关切程度及对政府开展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增强;发展经济、强化教育、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引发区域气温下降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等生态恢复工程促进了地表植被覆盖增加,进而通过影响地表-大气之间热量交换影响区域气候过程。基于黄土高原1998—2000年和2008—2010年SPOT卫星反演的植被覆盖资料、54个地面气象站气温资料及EIN-Interim地表热通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交叉验证及地表热量平衡分析的方法,从站点尺度探讨了退耕还林(草)工程初期和10年后黄土高原植被变化与气温和地表热通量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退耕还林(草)工程开展10年后,黄土高原气温最小值、最大值与平均值均有下降,植被覆盖增加与气温变量降低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同时,植被覆盖增加与潜热通量增加、感热通量与大气下行长波辐射下降在空间上也呈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植被恢复可通过增加地表蒸散发作用对区域气候产生降温效应,会减缓气温升高对黄土高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陇中黄土高原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对退耕还林(草)的响应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然而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近郊凤翔镇和远郊鲁家沟镇为例,采用重复测定方差分析、主响应曲线分析和相关分析等解析2镇1998—2015年农村经济结构及收入变化对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的响应特征,确定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驱动的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解释了2镇70.4%的农业收入结构差异,因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小麦等夏粮作物向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的转变,进而影响了农业收入结构的变化;(2)退耕还林(草)政策对农村经济结构的影响弱于对农业收入结构的影响,它解释了2镇54.1%的农村经济结构差异,近郊凤翔镇农村经济收入明显高于远郊鲁家沟镇。退耕还林(草)政策对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远郊鲁家沟镇农村经济结构影响相对较小,近郊凤翔镇工业、服务业和商业餐饮业等非农产业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随着农业收入比重的降低而有所提高;(3)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该区种植业结构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凤翔镇和鲁家沟镇农村集体收入之间的差距;(4)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过程中,梯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等秋粮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研究认为退耕还林(草)在实施过程中需考虑地域差异,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相应调整,在推动种植业发展的同时还应兼顾林业、牧业和一些非农产业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恢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