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探讨

本文分析了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和价值构成,指出了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补偿的一些可行途径。公益林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但目前其价值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这就妨碍了公益林的发展,因此,应对公益林的价值补偿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体制上给公益林的价值补偿以政策支持,以便使公益林的建设能够稳步地发展。     

构建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

构建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补偿金额的确定及补偿方式。目前存在的较大争议是森林生态效益货币化计量结果与实际补偿额度之间有巨大差异,一方面森林经营者认为补偿额远远不能满足投入需求,应以生态效益产出为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另一方面,森林生态效益的很大部分来自自然投入,不能以货币化的形势简单计量。森林生态补偿的国际案例表明:世界各国因森林资源产权制度不同,其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有所差异,私有林偏重于市场补偿机制,公有林则偏重于政府主导的补偿机制。森林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用户付费、政府代表受益方付费及国际组织捐赠;在补偿方式上,以政府投资为主,以用户付费和基于市场的认证授权交易为辅。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现状,森林经营者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是确定的,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获取方的确定则非常困难。因此,政府主导和第三方介入应是解决森林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的主要方式,受损方及其受损成本是森林生态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     

基于文献计量的草地生态补偿效益与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草地生态补偿致力于保护草地生态系统服务数量和质量,同时提高畜牧业的经济可行性,是实现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政策之一。梳理世界范围内草地生态补偿研究,综述生态补偿是否解决草地生态系统已有问题以及归纳其影响因素,对探寻未来草地生态补偿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以草地生态补偿为主题,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集了2007年至2022年共69个案例,已有研究以公共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社会生态系统3个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草地补偿的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和影响因素,发文量占比分别为34.78%、17.39%、43.48%。主要结果如下:草地生态补偿的生态效益以恢复草地面积与质量、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提升草地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社会经济效益重点包括增加牧户经济收入和改善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生计结构;影响因素以牧民主观认知、牧户客观条件、牧区生态环境、社会政策背景及补偿支付方式为主。建议未来草地生态补偿研究可从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效益间的权衡、牧民为重要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生态目标和牧民需求导向的支付方式多样性3个方面重点探索。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优先级机制研究及应用——基于碳汇总量与变化量视角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对于提高森林建设者积极性、促进森林生态效益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中依然存在仅以森林面积为补偿依据导致激励错位的问题。基于此,结合国家"双碳"目标,提出一种基于碳汇总量与变化量双向视角的综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优先级机制,选取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秦巴山区为案例,分别从森林碳汇总量与变化量视角量化各区县生态补偿优先级,并构建二者结合的综合优先级模型,以促进在生态补偿实践中的资金分配公平性与激励性。研究发现,(1)在研究期内大多区县森林碳汇总量增长,但存在个别区县森林碳汇功能降低的现象,具体原因存在差异;(2)碳汇总量优先级与碳汇变化量优先级清单存在差异。总量优先级高的区县,变化量优先级较低,因此,生态补偿应综合考虑各区县森林碳汇在两个维度的表现;(3)综合优先级排名结果呈现"高值-中值-低值"的不同区间特征,该补偿机制在综合优先级高值区激励区县扩建森林、新增森林碳汇,在中值区激励区县保育森林,在低值区鼓励区县结合森林现状从扩建与保育两个方向提升森林碳汇功能。以森林碳汇保育与增汇成果为导向,有效探索碳汇功能在生态补偿中的实践价值,为我国区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提供研究基础。     

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提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策目标、海洋环境自然属性、自然保护区区域特殊性以及我国制度环境,明确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思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体、客体和补偿标准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应该以持续的生态效益供给为目标,以正外部性内部化为基本原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是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履行补偿责任;补偿客体为保护区周边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周边居民的补偿标准以其为保护区牺牲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对管理机构的补偿标准以其使保护区增加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在构建补偿机制框架后,探讨了保护区运营资金支持和补偿标准公信力等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生态建设补偿的定量标准——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区一期生态建设工程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一期生态建设工程的补偿为例,探讨生态建设的补偿标准.从工程投资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建设的总成本为1.46亿元/年,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并结合专家咨询赋权,计算出生态建设工程成功实施后,建设区域所增加的生态服务效益为0.83亿元/年,外部区域所增加的生态服务效益为2.13亿元/年;综合生态建设成本和生态效益,提出了根据生态服务效益分担生态建设成本的补偿标准分析思路,并由此计算得到外部区域对建设区域的补偿标准为1.11亿元/年.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及其关键技术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机制等3个方面对国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要求,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动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必要性,分析了其事权与补偿的关系;从对生态系统补偿和对人类行为补偿两个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并从识别补偿的主体、构建补偿的方式、确定补偿的标准、拓展融资的渠道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4个关键技术,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     

陕西省森林生态效益动态预估

森林资源作为森林生态效益的载体,决定着其价值量的高低和服务功能的发挥。本文以第6次和第7次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期间全国各省森林面积和蓄积及其森林生态效益的物质量和价值量为基础数据,构建并筛选出最优预估模型,并估算了第2～9次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期间陕西省森林生态效益物质量和价值量动态变化。结果表明:y=a S+bV+c为物质量和价值量最优预估模型,陕西省森林生态效益各项功能的物质量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积累营养物质和净化大气环境方面物质量增长尤为显著,第5次连续清查期间增长率较大,介于9.45%～30.35%;第2～9次连续清查期间森林生态效益总价值量依次为1979.66×10~8、2061.41×10~8、2064.46×10~8、2324.02×10~8、3085.11×10~8、2394.08×10~8(第6次连续清查实际值)、3510.69×10~8、3896.77×10~8、4069.95×10~8元·a~(-1),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陕西省各项森林生态功能中涵养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占总价值比重较大,分别介于40.52%～40.70%和23.08%～26.50%,其次是固碳释氧、保育土壤和净化大气环境,积累营养物质所占比重最小。该最优预估模型体现了森林资源本身特征与森林生态效益之间的协同关系,为有效估算陕西省森林生态效益物质量和价值量动态变化提供了简便可行途径,为促进生态GDP和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支撑。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

为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我国推行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机制,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实行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和评价补偿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对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意义重大,这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重要条件。在总结和梳理政策效果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特点,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策评价模型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评估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第一个试点阶段（2012-2014年）期间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整体较好,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并且需要从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体系的健全、政策设计与执行等方面进行完善。建议推动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动态评估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指南;重视强化政策的配套机制能力建设,完善区域联动长效机制和信息共享;促进补偿政策目标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转化,改善和保障河流生态基流;拓宽流域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主体进入环保市场。在谋求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统筹规划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流域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     

流域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方向和热点,尤其在我国,生态补偿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其研究和实践进展迅速。流域是完整的地理与生态系统区域,是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典型单元。从流域角度研究和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可以最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要素的综合性。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前沿命题。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国内外进展与应用案例,总结了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存在的主客体界定、补偿原则、措施短效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概述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就流域生态补偿确定方法、补偿途径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水权交易与水市场、流域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以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目前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合理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法可以为生态补偿优先地区的选择提供较为可靠的定量化依据。综合考虑青海省各市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使用Arc GIS工具的基础上,运用"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o-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方法,分别对青海省各市县生态补偿优先等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适用于森林、草原等基于要素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空间选择,而"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更适合区域性的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根据"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可以得出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优先补偿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南部,次级补偿区主要位于青海省中部,潜在补偿区主要在青海省东北部。与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比较,海西州内的很多市县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原有的资金分配方式更多的考虑民生因素而忽略了环境因素。在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中,要结合生态综合补偿,提出合理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改善民生。     

森林生态效益税对陕西省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者也提出未来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将发展成为森林生态效益税.在论证森林生态效益税的理论依据、课征对象、征收方式、税率等的基础上,以陕西省为例,构建了突出林业的2007年陕西省42部门投入产出表,并采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别使用成本定价法和溢价定价法,定量分析了课征森林生态效益税对陕西省各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对林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征收10％森林生态效益税的3种不同方案下,森林生态效益税不会对陕西省价格体系造成过大影响,实施森林生态效益税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食品制造业、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3个产业的价格变化较大.此外,两种定价方法的计算结果略有差异,采用溢价定价法得到的结果要略高于成本定价法的结果.     

浅谈生物教学中学生问题能力的培养

提出“问题”体现出学生对教学过程的一种积极参与。通过问题调动学生用已有知识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思考,进行求知突破,学生可以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培养     

油松林对油松毛虫危害的补偿与超补偿效应的研究

本文从油松毛虫的优化管理出发,在油松林-油松毛虫生态系统中,将油松林视为一个子系统,通过人工模拟摘叶和油松毛虫自然危害的方法,从宏观上进行了油松生长指标的测定,从微观上进行了油松生理指标的分析,均证明了油松在一定失叶率条件下,具有补偿与超补偿效应。并进一步组建了不同龄级油松的补偿与超补偿模型,同时寻求了相应的补偿点和超补偿点。通过1988—1991年在北京部分地区的应用,有力地说明了该项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为制定油松毛虫综合防治的新策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基于“管制平衡”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研究

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管制与治理维度,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一个"管制平衡"导向型政策,进而提出从"参与式干预发展"的角度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性评价。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的一个纯牧业嘎查(村庄)的案例研究,将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PADev)方法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呈现,并获得了兼具"形成性"和"主体间性"的综合性评价结论与发现。为验证PADev的适合性和科学性,从"元评价"的角度,进一步呈现了基于生态调研和抽样社会调查的评价,作为PADev方法的"验证性"评价。案例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草-畜-人"历史性(长达35年,从1983年牲畜承包开始)发展变迁的结构关系中,从政策作用的末端来评价生态补偿政策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比较难以直接确定其因果关系,但从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未来发展的角度,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将积极地促进牧民们的自主整合和适应市场的发展,以及"生态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的收敛趋同。     

棉铃虫二代期模拟为害蕾的经济生态学效益

通过3年时间,在黄河流域棉区的两个不同的地点,于3种不同肥力类型的地块上,以3个不同的陆地棉品种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工摘蕾模拟为害和棉铃虫自然为害的田间试验,得知土壤肥力极大地影响着棉株对于早期蕾损失的补偿能力。在肥力条件较好的地块,容许二代棉铃虫适度为害,同时辅以适当的人工摘蕾,能显著提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后还给出了这一技术的应用方法。     

中国森林资源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概述了我国森林资源的现状和变化,分析了森林资源现状和变化对我国生态生产的影响。指出,虽然我国营造了大量人工林,其生态效益远不足以补偿在江河中上游坡地上采伐天然的损失。必须改变林业经营的指导思想,以生态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来经营森林。     

吉林西部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效益及生态恢复评价

为了对吉林省西部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效益及生态恢复情况进行科学评价,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和突变理论构建湿地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生态效益的多元性特征,应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等多目标规划与决策方法,参照研究区2001年的生态效益研究成果,对其2005和2012年现状生态效益及其生态恢复情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2005年以来莫莫格保护区的湿地生态效益水平很高,查干湖、向海保护区湿地生态效益处于较高水平,大布苏保护区湿地生态效益水平一般.突变级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多目标规划与决策方法结合应用,能够科学地体现湿地生态效益的动态性和整体性,准确地反映研究区生态恢复的客观实际情况;近年来吉林省西部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工作初见成效,主要保护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对人为增益性干扰积极响应,湿地整体效益得到恢复和提高.     

将GEP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评估分析

随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生态补偿的实践也在快速推进,在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考核评估是确保机制运行效率的核心问题。对将GEP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现有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存在一定缺陷,而基于GEP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能够激发受偿主体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面的创新潜力;从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其他绩效考核的相容性来看,GEP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扭曲程度更低,可以作为县域环境考核的优化指标;从与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的相容性来看,将GEP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并不是简单否定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体系的作用。将GEP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需要将其与现有绩效考核体系有机结合,它特别适用于生态综合补偿机制下生态补偿绩效考核。     

加强森林培育 提高森林生态效益

森林的生态效益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更加突显,森林生态效益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森林资源出现相对短缺的现状,为了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就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大对森林建设的投入力度和培育力度。本文论述了如何通过加强森林培育来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希望能够对实践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