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鹮游荡期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

随着野生动物旅游业的发展,野生动物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研究在科学管理野生动物旅游业,提高游客体验,促进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07年10～11月应用可操纵试验法在陕西汉中朱鹮(Nipponia nippon)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了朱鹮游荡期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研究结果表明,朱鹮游荡期对人类干扰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并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朱鹮的警戒距离为(38.57±14.01)m,惊飞距离为(23.84±9.45)m,警戒距离是惊飞距离的1.6倍左右,两者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干扰者的衣着颜色是影响朱鹮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的主要因子,朱鹮对鲜艳衣物敏感.随着距居民点距离的减小,朱鹮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逐渐增强,但朱鹮对道路有一定回避效应.建议最小接近区域的面积应该是以警戒距离(AD)为半径的圆形区域,朱鹮最小接近区域的面积=∏×38.572≈4700m2,该区域范围内限制游客进入,并禁止游客穿着鲜艳色衣物进入自然保护区.     

青藏高原两种雪雀惊飞距离的比较研究

在分析鸟类对人类干扰耐受程度的研究中,惊飞距离是常用的衡量指标之一,它是指人在鸟类惊飞之前能接近鸟类的距离,反映了鸟类对人为侵扰的适应程度。本文通过对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的白腰雪雀Montifringilla taczanowskii和棕颈雪雀M.ruficollis惊飞距离的比较研究,旨在探讨2种鸟类对人类干扰适应性的差异。结果显示,体型较大的白腰雪雀的惊飞距离(12.50 m±0.36 m,n=46)显著大于棕颈雪雀的惊飞距离(11.03 m±0.43 m,n=33);觅食个体的惊飞距离显著小于观望个体(P0.001);随着入侵者起始距离的增加,2种雪雀惊飞距离逐渐增大(P0.001)。结果表明,鸟类初始状态和入侵者起始距离能够显著影响鸟类的惊飞距离,体型较大的鸟类对人类干扰的适应性较差。     

鸟类惊飞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惊飞距离(FID)是指捕食者(包括人类)接近目标个体并导致其逃避时,捕食者与目标个体之间的距离。惊飞距离能很好地衡量动物个体在特定环境下的恐惧反应和风险权衡,是研究动物逃避行为的常用指标,并为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鸟类是研究逃避行为的理想对象,本文综述了影响鸟类惊飞距离的各种因素,可分为3类:栖息地因素(距隐蔽处的距离和生境开阔度等)、鸟类自身因素(生活史、体型和群体大小等)以及与捕食者相关的因素(捕食者的接近方向和速度等)。城市化也会影响鸟类的惊飞距离,导致城市中的鸟类通常比乡村生境的同种鸟类拥有更短的惊飞距离。习惯化、适应和生境选择是解释惊飞距离城乡差异的3种假说。研究鸟类的惊飞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鸟类的逃避行为及其风险权衡机制,为物种保护中设立合理的缓冲区域及制定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国内有关鸟类惊飞距离的研究多为行为观察和单一因素的影响,有待从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角度探讨鸟类的逃避行为并用于物种保护。     

麻雀幼鸟和成鸟逃逸距离的比较

逃逸是鸟类常用的反捕食手段。自然选择会优化鸟类的逃逸距离,以便在躲避被捕食风险和保持能量之间做出权衡。理论模型预测动物个体可依据期望寿命来调整自身的行为：期望寿命短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偏好,即逃逸距离短;而期望寿命长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回避,即逃逸距离长。同时,逃逸距离还受到外部因素（如人为干扰强度、鸟类群体大小）的影响。本研究在北京城区收集了麻雀（Passer montanus）145只成鸟和75只幼鸟的逃逸距离数据,发现麻雀成鸟比幼鸟有着更长的逃逸距离,且成鸟更可能是群体中首先逃逸的个体。此外,研究发现麻雀的逃逸距离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群体大小增加而增加。本研究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存活率高的类群（成鸟）有着更长的逃逸距离。     

惊飞距离--杭州常见鸟类对人为侵扰的适应性

惊飞距离是指人在鸟类惊飞之前能接近鸟类的距离,反映了鸟类对人为侵扰的适应程度。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在杭州6个区的调查中共见到42种鸟类,以其中的9种优势种兼广布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鸟类沿侵扰梯度惊飞距离的变化及影响惊飞距离的主要因子。根据植被类型、建筑比例、干扰因素等差异,将栖息地分为5类：建筑区,城市园林,西部山区,水荡,农田。选取体重、活动高度、观测点可视度、引人注目程度、迁徙状态作为探讨惊飞距离的5个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栖息地的人为侵扰程度有极显著差异：建筑区的人为侵扰程度与城市园林有显著差异,西部山区、农田和水荡之间无显著差异。②在不同栖息地中,惊飞距离具有显著差异;随着人为侵扰程度的提高,同种鸟类在不同栖息地中的惊飞距离呈减小趋势。③鸟类对人为侵扰的惊飞距离与选取变量问的关系显著：体形大小、观测点可视度与惊飞距离呈显著正相关,活动高度与惊飞距离呈显著负相关,而引人注目性与惊飞距离不相关。说明多数鸟类对人为侵扰已有了一定的适应性;体形较大、在植被稀疏的栖息地中以及靠近地面活动的鸟类惊飞距离较大,对人为侵扰的适应性较差。     

滇西北鹤庆草海湿地紫水鸡生态适应的初步观察

中国南方紫水鸡(Porphyrio porphyrio)在快速扩散,探究其生态适应十分必要。2014年3月至2015年8月在云南鹤庆草海湿地的观察,得到以下结果。紫水鸡集中分布在以开阔水域为主并有足够植被覆盖的西草海,很少见于附近干扰频繁的其他湿地,其适宜的生境开阔水域约占49.6%、水生植被覆盖水面占39.3%、陆地占11.1%;紫水鸡早间(7:00~9:00时)频繁活动在开阔水域、高草丛、岸边草地,中午后逐渐远离岸边而藏掖草丛中;白天活动的紫水鸡集群大小在1~7只之间,1~2只的集群占62.0%,大的集群中常有司职警戒、领头的个体;紫水鸡用于觅食、休息、警戒的时间分别占47.8%、23.5%、15.1%,很少互动交流,但常驱赶靠近的其他鸟类以维护个体自身的"领域";紫水鸡应对干扰威胁的警戒、避让、惊飞平均距离分别是26.4 m、20.5 m和17.6 m。在鹤庆的紫水鸡集中分布于西草海湿地并避让人为干扰,说明其以避让和逃逸方式应对人为干扰和生境胁迫,应该考虑立法给予重点保护。     

斑块生境中食果鸟类对南方红豆杉种子的取食和传播

生境斑块化对食果鸟类的移动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对植物种子的传播格局和效率。南方红豆杉(Taxus chinensis var.mairei)是我国一级保护植物,在南方山区多因人为干扰而呈斑块状分布。2011年,2012年10月底到12月中,以分布于福建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豆杉生态园中南方红豆杉种群为对象,研究斑块生境中鸟类对南方红豆杉种子的取食和传播行为,并评估专性鸟类和泛性鸟类的传播效率。结果发现:南方红豆杉源斑块共吸引22种食果鸟类取食红豆杉种子,并与13种鸟类形成了种子传播关系。不同年间,黑短脚鹎(Hypsipetes leucocephalus)都是植物的主要传播鸟类,而其他鸟类传播者种类具有一定的年间变化。生境斑块化导致专性鸟类黑短脚鹎和泛性鸟类红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hyncha)种子传播效率差异。与红嘴蓝鹊相比,黑短脚鹎飞行的平均距离较短((16.3±11.0)m,Mean±SD,n=125),传播距离相对较近;且它们取食后偏好在源斑块中活动,喜栖息在同种成树、甜楮(Castanopsis eyrei)及其他阔叶树等栖树上。红嘴蓝鹊取食后常在斑块间移动,常停歇在同种成树和毛竹(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上,传播距离相对较远((24.9±20.0)m,Mean±SD,n=95)。空间一致性结果表明,黑短脚鹎移动距离对幼苗更新距离的空间一致性程度高;而红嘴蓝鹊偏好生境与幼苗更新生境一致性程度高。结果表明,斑块生境中植物能与专性鸟类、泛性鸟类之间形成种子传播互惠关系,且种子传播效率受到专性鸟类和泛性鸟类传播距离和传播生境的影响。     

道路交通对鹅喉羚昼间集群特征和警戒行为的影响

分析道路交通对濒危有蹄类动物行为模式的影响,阐明其行为反馈与适应机制,对制定道路工程干扰下濒危物种的保护方案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和2016年6-8月,调查了国道216线白昼运营对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集群特征和警戒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道216线的扰动导致鹅喉羚集群规模显著增加;随着距国道216线距离越近,鹅喉羚警戒行为投入时间越多,距离道路500m可能是国道216线对鹅喉羚集群和警戒行为影响的阈值。本研究结果表明,道路带来的人为干扰与捕食风险相似,迫使鹅喉羚调节其集群规模和警戒水平。未来应加强道路等交通工程影响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行为反馈和适应机制研究,据此提出减缓措施,降低道路对野生动物的负面影响。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鸟类多样性研究

城市公园及城市其他自然保护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鸟类最主要的栖息场所。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影响,鸟类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其群落结构受到影响。南海子麋鹿苑周边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为了摸清该地区鸟类群落组成及多样性,自2014年10月起对研究区野生鸟类种类、数量和分布特点进行连续调查,共记录鸟类18目、49科、156种;其中,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16种。鸟类优势种随年份变化和季节变化不一,总体来看,绿头鸭、灰喜鹊、喜鹊、[树]麻雀等留鸟为研究区优势种。研究区鸟类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性指数呈现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的变化规律;鸟类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性指数呈现秋季夏季春季冬季的变化规律。同时,探讨了影响鸟类多样性的因素,提出连通城市绿地,打通动物迁徙通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理念,创造多样的景观;对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域限制人类活动,保护野生鸟类生境等建议。     

笼舍和洞穴两种条件下出生的幼年华南虎警戒行为比较

对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分别在笼舍和洞穴环境条件下出生的华南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幼虎的警戒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幼虎的警戒行为多样;洞穴出生的幼虎警戒性整体高于笼舍出生的幼虎;在笼舍与半散放区连通的环境中,2组幼虎组内在每个测量时间点的警戒距离与逃逸距离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警戒距离:df=18,F=5.690,P0.001;逃逸距离:df=18,F=4.875,P0.001),而2组幼虎之间的警戒距离与逃逸距离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警戒距离:df=1,F=7.461,P=0.072;逃逸距离:df=1,F=3.288,P=0.167);2组幼虎的警戒距离与逃逸距离随时间增加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组幼虎的警戒距离与时间没有显著相关性(笼舍组:R~2=0.082 0,P=0.235,n=19;洞穴组:R~2=0.084 2,P=0.228,n=19),而逃逸距离与时间显著相关(笼舍组:R~2=0.318 5,P=0.012,n=19;洞穴组:R~2=0.304 9,P=0.014,n=19)。     

太行山东北部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秋季生境利用研究

深入了解动物的生境利用特征是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境进行就地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于2019年9月15日至11月15日期间,结合红外相机陷阱技术和生境样地调查,对太行山东北部的豹猫秋季利用生境进行了对照取样。记录了生境的海拔、乔木胸径及距水源距离等20个生境变量,比较了豹猫利用生境(n=39)和非利用生境(n=141)的群落结构差异。结果表明:同非利用生境相比,太行山东北部豹猫偏好选择海拔较高(791.36±80.94) m、坡上位(53.80%)、乔木胸径较大(22.11±3.85)cm、株数较少(6.90±1.50)株、郁闭度较大(49.65%±2.60%)、灌木较高(1.31±0.11) m、灌木盖度较大(51.30%)、枯草盖度较大(18.97%±4.71%)、土壤较湿润(87.20%)、距水源距离较近(66.70%)、距社区距离较近(61.50%)和距人为干扰较近(71.80%)的生境。此外,豹猫偏好生境变量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生境的乔木特征(乔木胸径、乔木高度和乔木郁闭度)、人为干扰(坡位、距社区距离和距干扰距离)、海拔及距水源距离是影响豹猫秋季生境利用的关键因素,反映了该区域豹猫秋...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很多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但这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研究却十分薄弱,因此十分有必要在介绍欧美、澳洲学者的研究进展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研究现状,提出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监测和管理策略.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活动主要有野生动物观赏、徒步行走、摄影、野外宿营、山地车或雪地车、电动或机动艇游湖、溪涧漂流、环境教育、社区访问等,旅游活动类型、范围、强度、时空分布等是影响对野生动物干扰大小的主要因素.生态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和生理指标改变、繁殖力降低、种群分布和物种组成的改变等)和间接影响(生境破坏、外来种散布和环境污染等).国外生态旅游对鸟类的影响研究较多,主要集中鸟类的惊飞反应、取食、能量消耗、繁殖等方面;对兽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生理指标改变、种群数量等方面.我国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收集基础性研究数据和深入探讨一些理论与应用问题,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的行为、生理、种群动态、物种多样性、生境质量、游客的时空分布、态度和行为等进行长期监测,而后将其结果应用到野生动物、生境以及游客的管理决策中去.另外,研究中应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优势鸟类共存机制

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4-8月对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进行实地调查,从生态位分析了园内黄臀鹎Pycnonotus xanthorrhous、麻雀Passer montanus和白颊噪鹛Garrulax sannio 3种优势鸟类的共存机制。结果表明:3种鸟类的时间生态位宽度整体相近,分别为0.862 1、0.793 7和0.866 7,从季节来看,黄臀鹎较平稳,麻雀夏季最宽、冬季最窄,白颊噪鹛夏季最窄、秋季最宽。空间生态位宽度为:黄臀鹎(0.604 9)>白颊噪鹛(0.387 6)>麻雀(0.215 8),它们在人工生境中的生态位宽度均最大;3种鸟类的时空生态位重叠值普遍较高,在时间上,白颊噪鹛和麻雀重叠度最高,达到了0.985 3,在空间上,黄臀鹎和麻雀重叠度最高(0.873 2),其次为黄臀鹎和白颊噪鹛(0.831 6),最低的为麻雀和白颊噪鹛(0.481 1)。3种鸟类均为城市适应种,在不同维度的生态位上通过行为空间、食性、巢址选择、生境垂直和水平分布分离等多种方式形成系统的生态位分离,增强群落的稳定性以达到共存目的。     

功能、谱系多样性在机场鸟类群落研究中的应用——以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为例

随着航空业的发展,野生动物与飞机之间的冲突愈发密集,机场鸟类群落多样性研究引起了大量关注。研究鸟类群落对生境类型的使用状况,可以掌握生境类型与鸟击风险的潜在关系,为机场环境改造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于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采用样点法对扬州泰州机场及周边8 km范围内的农田、湿地、林地和城镇4种生境中30个样点的鸟类群落进行调查。利用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包括丰富度、多度、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辛普森多样性指数以及均匀度指数来表征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以及功能和谱系多样性,阐明机场周边4种生境的鸟类群落多样性差异。同时,基于多度加权的平均成对功能距离（MFD）和平均成对谱系距离（MPD）来表征群落的功能和谱系结构,探究群落构建机制,量化各多样性指标间的相关性。研究共记录扬州泰州国际机场鸟类88种,分别隶属于14目36科,目、科中数量最多的为雀形目（Passeriformes）和鹬科（Scolopacidae）。谱系和功能多样性在生境间差异显著,功能分散度在农田最高,城镇最低;谱系多样性指数在城镇最高,湿地最低。标准化效应值分析表明,随机生态过程影响了湿地鸟类群落功能和谱系的构建过程,农...     

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动态变化

生境破坏是目前野生动物保护面临主要问题,加强生境恢复与重建对保护珍稀物种具有重要意义.将3S技术运用到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评价中,分析了近20a(1987～2006年)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的动态变化,结果:鸻形目鸟类最适宜觅食生境和适宜觅食生境分布面积在1993年最大;觅食生境变化以1993年为分水岭;最适宜觅食生境和适宜生分布面积呈下降趋势(倒U形分布),不适宜觅食生境分布面积呈增加趋势(U形分布).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类活动增加.     

基于提高鸟类多样性的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植物景观探析

植被覆盖率高的线性公园,可作为鸟类的迁徙途径和栖息之所,并猜测其可作为生态廊道的一部分,适宜的营造植物景观、提升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对保护鸟类多样性有促进作用。因此,采用标准取样法对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进行研究,提取可能影响鸟类多样性的植物群落因素、植物生境因素,对提高鸟类多样性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研究结果主要表明,在线性公园绿地宽度30~200m内,随着宽度的增加,鸟类的数量有所提高;含有不同类型植物生境的线性公园绿地,对鸟类目标种的吸引力不同,植物生境类型数较多样的线性公园绿地具有较高的鸟类目标种吸引力;不同的鸟类目标种偏好在不同的树种上进行活动。     

城市中的野生动物

城市里面都有什么野生动物？或者说,城市里面有野生动物吗？ 我们不是说蜜蜂、蝴蝶那些小虫子,也不是在说麻雀、喜鹊这些常见的鸟类。我们是在说那些真正的哺乳动物,那些一般人觉得要在动物世界和Discovery Channel里面才能看到的野生哺乳动物。     

在野象的警戒区里

野生动物大多有一定的警戒足巨离,人类一旦进入它们的警戒距离,它们就会做出必要的反应。野象伤人事件往往发生在野象的警戒区内。     

昆明城市绿地结构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岛屿化的绿地格局对城市鸟类的群落结构及空间分布会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样线法和样方法调查昆明城区19块绿地内的鸟类种类和数量、乔木种类和数量,结合遥感影像和现场调查,使用ArcGIS分析绿地生境结构,研究了城市绿地与鸟类的关系。结果表明,鸟类种类和数量与绿地面积呈正相关、与绿地距市中心距离无相关性;绿地内水域、硬化地、建筑地面积与鸟类种类和数量呈一定的负相关;乔木种数和食源乔木种数与鸟类种类呈显著正相关;城市绿地结构对鸟类的影响还与鸟类的生态习性相关。因此可以通过优化生境结构、改变绿地面积及乔木组成来提高城市鸟类多样性。     

身边的麻雀

<正>麻雀在中国极为常见,在城市和乡村等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都能见到它飞来飞去、蹦蹦跳跳的身影。有些孩子在成长阶段对于鸟类,也许只认识麻雀。麻雀分布广泛,在亚洲、欧洲、非洲及太平洋岛屿都有它的分布。有关麻雀分类学地位的讨论,在20世纪末达到了高潮,有将其归属为梅花雀科的,有将麻雀独立为科的……不过,大多数学者认可将麻雀归为雀科。根据康奈尔大学鸟类实验室《世界鸟类》网站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