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弋江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的α和β多样性纵向梯度格局

确定溪流鱼类多样性的时空分布格局可为鱼类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基础。尽管溪流鱼类分类群多样性的纵向梯度格局已有大量报道, 但以鱼类生物学特征为基础的功能多样性研究较少。本文基于2009-2010年4个季度对青弋江1-5级溪流共15个样点的调查数据, 利用形态特征数据和食性构建了鱼类复合功能群, 研究了不同级别溪流间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组成及多样性的异同, 着重探讨了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的α和β多样性沿溪流纵向梯度的变化规律。采集到的56种鱼类可分为4个营养功能群和5个运动功能群, 共计14个“营养-运动”复合功能群。双因素交互相似性分析结果显示, 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组成都随河流级别显著变化, 但季节动态不显著; 双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 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α、β多样性都随河流级别显著变化, 但受季节影响不显著。经回归分析, 分类群和功能群α多样性与河流级别大小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但最大分类群α多样性出现于4级河流, 最大功能群α多样性在4级和5级河流间一致; 分类群和功能群β多样性与河流级别大小呈显著的二项式关系, 呈U型分布。分类群β多样性的空间变化主要取决于物种周转, 而功能群β多样性主要由嵌套所驱动。本研究表明, 沿着“上游-下游”的纵向梯度, 河流鱼类的α和β多样性的空间变化规律不同, 分类群和功能群α多样性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但分类群(主要是物种周转)和功能群β多样性(主要是功能嵌套)的空间变化过程的驱动机制不同。     

河流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的纵向梯度格局——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确定鱼类群落的空间格局是保护和管理河流鱼类多样性的基础。尽管河流鱼类分类群（基于物种组成）的纵向梯度格局已得到大量报道,但其功能群（基于功能特征）的空间格局研究较少。以皖南山区新安江为研究流域,沿其"正源-下游"梯度共设置27个调查样点,分别于2017年5月和10月完成2次调查取样,着重研究了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结构的纵向梯度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共采集鱼类44种,可分为5个运动功能群和4个营养功能群,构成14个"营养-运动"复合功能群。双因素交互相似性分析结果显示,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均随河流级别显著变化,但两者均无显著的季节变化;根据相似性百分比分析,由1级至3级河流,数量优势物种和功能群的空间变化主要呈嵌套格局,而由3级至5级河流其变化主要呈周转格局。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局域栖息地、陆地景观和支流空间位置3类解释变量对分类群和功能群空间变化的解释率分别为33.6%和38.5%,其中,分类群受局域栖息地和支流空间位置变量的显著影响,而功能群受局域栖息地和陆地景观变量的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沿着新安江的"上游-下游"纵向梯度,鱼类分类群和功能群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两者的形成机制不同：分类群的纵向梯度变化受环境过滤和扩散过程的联合影响,而功能群则主要受环境过滤影响。     

人为干扰对溪流鱼类功能多样性及其纵向梯度格局的影响

溪流鱼类多样性沿着河流纵向梯度的空间分布规律已得到大量报道, 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基于物种组成的分类α多样性, 而有关分类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纵向梯度分布规律及其对人类干扰的响应研究较少。本文以青弋江上游3条人为干扰程度不同的河源溪流为研究区域, 比较研究了人为干扰对溪流鱼类功能α和β多样性及其纵向梯度分布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 人类干扰改变了河源溪流鱼类功能多样性的纵向梯度格局——由线性变化变为二项式分布。此外, 我们发现, 人为干扰导致土著种被本地入侵种取代, 且较强的土地利用和水污染排放可能增大环境的不连续性, 而群落周转和嵌套变化往往取决于环境的变化。尽管功能β多样性由嵌套成分主导, 但周转成分占比相对于人为干扰较小的溪流而言明显增加。人为干扰显著改变了受干扰溪流鱼类的物种组成和功能多样性, 且功能多样性的纵向梯度格局在不同的多样性指标上存在差异。本研究强调, 在评估人为干扰下多样性的变化时, 需要从多方面考虑, 包括空间尺度和多样性指标等。     

秋浦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溪流鱼类群落的时空格局

确定溪流鱼类群落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开展鱼类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科学基础。该文于2012年5月和10月两次对秋浦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境内的24个可涉水河段取样,共采集鱼类29种,隶属10科4目。研究了溪流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时空格局,并解析了局域栖息地条件与支流空间位置变量对鱼类群落的影响。鱼类多样性的时空变化显著,鱼类多样性总体上为二级溪流高于一级溪流,10月份高于5月份。流量量级、底质粗糙度及异质性、水温和水深等对鱼类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空间变化影响显著。鱼类群落结构符合嵌套格局,季节动态不显著,上游鱼类群落呈现为下游群落的嵌套子集。一、二级溪流间的群落结构尽管存在部分重叠但差异显著,且这种差异主要源于稀有花鳅(Cobitis rarus)、吻虾虎鱼(Ctenogobius spp.)、宽鳍鱲(Zacco platypus)、尖头鱥(Phoxinus oxycephalus)、高体鰟鲏(Rhodeus ocellatus)和原缨口鳅(Vanmanenia stenosoma)等鱼类相对多度的空间变化,其中,除尖头鱥的多度在一级溪流中更高外,其他5种鱼类均在在二级溪流更高。     

黄山陈村水库上游河源溪流的鱼类群落及其纵向梯度格局

确定鱼类群落的分布格局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是合理保护、恢复和管理鱼类多样性的基础。基于2011年5月和10月自黄山陈村水库上游3条河源溪流共39个样点的调查数据,比较研究了溪流间鱼类群落及其纵向梯度格局的异同,着重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溪流鱼类群落纵向梯度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同人为干扰较轻的舒溪相比,人为干扰严重的浦溪和麻溪中水宽、底质和植被覆盖率等局域栖息地条件显著变化,这造成了后者的鱼类多样性显著下降及物种组成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敏感性的地方物种(如宽鳍鱲、光唇鱼、原缨口鳅等)数量减少、耐受性的广布物种(如泥鳅、麦穗鱼、高体鰟鲏等)数量增多。舒溪的鱼类物种数及其组成均与海拔显著相关,但这种"海拔-鱼类群落"关系在麻溪和浦溪中削弱甚至消失。底质、植被覆盖率对舒溪鱼类群落具有重要影响,但对浦溪和麻溪鱼类群落却无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子流域空间尺度上,诸如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河道治理等人类活动可通过对局域栖息地条件的影响,导致溪流鱼类多样性下降及其物种组成的变化,破坏鱼类群落的纵向梯度格局,并改变栖息地与鱼类群落之间的联系。     

南亚热带河流底栖硅藻β多样性及其对空间距离与环境梯度的响应——基于广义非相似性模拟的分析

β多样性指不同生境间群落物种组成的差异,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是生物多样性维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典型的南亚热带中小型河流—广州流溪河为对象,在对底栖硅藻进行季节调查的基础上,采用Baselga对β多样性的分解框架,基于S?rensen相异性系数将底栖硅藻的β多样性分解为周转和嵌套两个组分,运用广义非相似性模拟(Generalized Dissimilarity Modelling, GDM)分析了空间与环境因子对β多样性及其组分的影响。结果表明：底栖硅藻β多样性、物种周转和嵌套组分无明显季节差异,物种周转是流溪河底栖硅藻β多样性的主要组分(>75%);环境与空间过程共同影响流溪河底栖硅藻β多样性和物种周转组分格局,但环境选择是主要的驱动因子;与枯水期相比,丰水期的空间因素对β多样性和物种周转组分的影响程度降低。作为一种非线性距离回归方法,GDM能较好地识别底栖硅藻β多样性及其组分对环境梯度和空间距离的响应。     

基于划分强度的巢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的空间格局

确定河流鱼类群落的空间分布特点是保护和管理鱼类多样性的科学基础。基于2013年10月对巢湖流域66个河道样点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水系、河流级别、生态亚区3个空间体系和鱼类分类聚类支系对鱼类群落空间分布的划分强度,解析了巢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河流鱼类群落与水系和河流级别无显著相关,但随生态亚区间显著变化;水系和河流级别对鱼类群落的划分强度较低,其组内相似性与组间相似性无显著差异;生态亚区的划分强度较高,组内相似性显著高于组间相似性;但同鱼类的分类聚类支系相比,生态亚区的划分强度却相对较低;巢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陆地景观条件,也受景观因子以外的局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影响巢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空间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并探明这些关键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从而为巢湖流域河流鱼类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基础。     

澜沧江流域水生昆虫群落分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海拔格局的空间尺度依赖性

群落分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海拔格局研究, 是了解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现状、揭示多样性维持和变化机制的重要途径。当前对水生昆虫分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分布格局, 及其尺度依赖性依旧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3-2018年在云南澜沧江流域500-3,900 m海拔梯度共149个溪流点位的水生昆虫群落调查数据, 利用线性或二次回归模型探索并比较了局部尺度(点位尺度)和不同区域尺度(100 m、150 m、200 m、250 m海拔段)的分类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物种均匀度指数)和功能多样性指数(树状图功能多样性指数(dbFD)、Rao二次熵指数(RaoQ)和功能均匀度指数(FEve))的海拔格局。结果表明, 在局部尺度, 物种丰富度指数和dbFD指数沿海拔梯度均无显著分布特征, Simpson多样性指数、RaoQ指数、物种均匀度指数和FEve指数沿海拔梯度呈现U型或者单调递减趋势。在区域尺度, 随着区域海拔带宽度的增加, 物种丰富度指数沿海拔呈不显著的单调递减格局, 但dbFD指数沿海拔分布由U型转变为单调递减趋势; 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RaoQ指数沿海拔梯度由显著U型趋势转变为无显著分布特征; 物种均匀度指数沿海拔梯度无显著分布特征, 但FEve指数呈显著增加的海拔格局。综上, 群落分类多样性指数和功能多样性指数沿海拔梯度分布存在局部和区域尺度的空间差异, 但区域尺度下二者海拔格局随海拔带宽度的增加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溪流大小及其空间位置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2008年10月和2009年10月分别对黄山地区阊江流域与青弋江流域1-3级浅水溪流中鱼类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着重探讨了溪流大小及其空间位置对鱼类群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共捕获35种鱼类,阊江和青弋江分别为26和29种,其Jaccard相似性系数为57.1%;两流域间每样点的物种数差异显著,个体数差异极显著。在溪流级别梯度(1-3级)下,鱼类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都呈上升的变动趋势,且物种数的变化相对个体数较显著。综合相关分析、逐步多元回归分析与典范相关分析的结果,阊江和青弋江中鱼类物种数的空间变化主要与下游量级相关,而个体数的空间变化主要与水宽相关。因此,阊江和青弋江1-3级浅水溪流中鱼类群落结构的空间分布格局是溪流大小和空间位置的共同作用结果,且溪流大小和空间位置分别决定鱼类的个体数与物种数的空间分布。       

负密度制约和生境过滤对古田山幼苗功能多样性年际变化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一直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利用负密度制约和生境过滤分别解释群落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较多,但结合这两种机制来解释功能多样性格局年际变化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以古田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24 ha动态监测样地的木本植物幼苗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年和2007年的幼苗动态监测数据,比较了幼苗功能α和β多样性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趋势。结果表明:2006–2007年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幼苗群落内与木质密度、比叶面积、叶片氮含量、叶片磷含量4种功能性状相关的功能α多样性显著增加,与气孔密度相关的α多样性变化不显著;幼苗群落间基于5种功能性状的β多样性均呈显著增加趋势。综合分析表明,负密度制约能够促进古田山木本植物幼苗群落内的功能α多样性,而生境过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群落的功能β多样性。该结论还需要更长期的调查数据来验证。     

象山港浮游动物β多样性及其成分变化的环境因子解释

根据象山港24个站位浮游动物样品和配套环境数据,采用R语言的gdm工具包对浮游动物β多样性进行了广义非相似性模型(GDM)分析,并利用betapart工具包对β多样性进行了成分(周转和嵌套性)分解,探讨了环境因子与浮游动物β多样性及其成分间的关系。GDM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有10个环境变量(表层水温、溶解氧、水深、透明度、p H、叶绿素a、地理距离、电导率、盐度、悬浮颗粒物)对浮游动物β多样性有影响,解释了GDM模型偏差比例的75.2%。在这10个变量中,水温、溶解氧、水深是驱动β多样性变化重要因子,3个变量累计相对贡献比例占63.9%(以GDM模型偏差的可解释比例作为100%),其他7个变量占36.1%;3个变量中,又以水温最重要,相对贡献比例占到38.4%。从各预测变量的影响梯度看,地理距离、p H和盐度分别在约高于25 km、7.8和25,水温、叶绿素a含量分别在约低于22℃和0.5μg/L时,随着变量梯度的增加,β多样性增大;而溶解氧、电导率、透明度和水深则随着梯度增加β多样性一直增加,悬浮颗粒物含量对β多样性几乎无影响。据β多样性成分分解结果,象山港浮游动物在时空变化上总体以周转为主,嵌套性很低。在象山港,浮游动物嵌套性主要发生于大型浮游动物和幼体类群,尤其是幼体类群,嵌套性在时空上几乎都高于周转。进一步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与大型浮游动物嵌套性显著相关的环境因子是水温和溶解氧,而与幼体类嵌套性显著相关的环境因子除水温和溶解氧外,还有电导率和流速。     

高原鼠兔干扰对高寒草甸植物物种和功能性状beta多样性的影响

采用野外空间多点同步取样,分析了高原鼠兔干扰对高寒草甸植物物种beta多样性和植物功能性状beta多样性的影响,确定了高原鼠兔干扰下高寒草甸植物物种和功能性状beta多样性的变化途径,分别提出了高原鼠兔干扰区域内,基于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功能性状多样性的高寒草甸植物多样性维持策略。结果表明,高原鼠兔干扰使高寒草甸植物物种相似性显著降低了28.1%,植物功能相似性降低了28.7%。尽管高原鼠兔干扰没有改变高寒草甸植物物种和功能性状beta多样性的变化途径,且对植物物种和功能性状的嵌套组分不存在显著影响,但高原鼠兔干扰显著降低了植物物种和功能性状周转组分所占的比例,降幅分别为36.6%和34.3%。高原鼠兔干扰区域内,高寒草甸植物物种beta多样性的变化以周转为主导(周转占比81.4%;嵌套占比:18.6%),植物功能性状beta多样性的变化以嵌套为主导(嵌套占比64.9%;周转占比35.1%)。因此,针对划定的高原鼠兔干扰区,需要同时保护区域内所有高原鼠兔栖息地(多位点保护),以达到维持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目的,而可以仅通过保护该区域内植物功能性状丰富的位点,即可维持较高的植物功能多样性。     

Patterns of grassland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along an elevational gradient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青藏高原草地群落组成和结构的海拔梯度格局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是维持区域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该区域较高的生物多样性。然而,我们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的海拔分布格局及其自身维持机制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沿公路形成的海拔梯度设置了39个实验样地(海拔跨度为2800–5100m),每个样地设5个调查样方进行群落调查,包括物种组成、高度、盖度,评估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物群落的α和β多样性的海拔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草地群落高度随着海拔的增加而显著降低,而群落盖度变化却不显著。随着海拔的增加,植物物种丰富度(α多样性)显著增加,而群落变异性(β多样性)显著降低。约束聚类分析表明,随海拔增加草地群落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基于此,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我们监测到3个渐变的海拔间断点,分别在海拔3640、4252和4333 m处。结构方程模型(SEM)表明,降水增加和温度降低对α多样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植物群落α多样性的变化显著改变群落变异性。以上结果表明,青藏高原的群落组成和结构沿海拔梯度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澜沧江中游水生昆虫生活史和生态学性状多样性的海拔格局: 气候和土地利用的影响

物种通过功能性状响应环境变化, 探究群落功能性状多样性的海拔格局是揭示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和形成机制的重要研究内容。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是影响溪流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其群落构建的重要因素, 然而气候和土地利用沿海拔梯度如何影响水生昆虫功能性状垂直分布格局的系统研究仍旧比较缺乏。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在云南澜沧江中游1,000-3,000 m海拔共56个溪流样点的水生昆虫群落调查数据, 利用线性和二次回归模型探索并比较了生活史性状(化性、生活史快慢、成虫寿命)和生态学性状(营养习性、生活习性、温度偏好)的群落加权平均性状多样性指数沿海拔梯度的分布特征, 并通过随机森林模型解析流域尺度气候和土地利用变量对生活史和生态学性状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 生活史性状中, 少于1世代、无季节性、慢季节性、成虫寿命长等性状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呈显著的“U”型分布格局, 而快季节性和成虫寿命极短多样性呈显著的单峰型海拔格局, 成虫寿命短多样性呈显著递增的海拔格局。生态学性状中, 温度偏好多样性与海拔梯度无关, 附着者和爬行者的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分别呈显著的递增和“U”型格局, 滤食者、植食者和捕食者的多样性分别呈显著递增、递减和“U”型海拔格局。随机森林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气候和土地利用对生活史性状多样性的解释量高于对生态学性状多样性的解释量, 年平均温度和农业面积百分比是共同的关键因素。综上, 水生昆虫群落功能性状多样性海拔格局存在差异, 主要受不同自然环境梯度和人类干扰因素驱动。研究结果可为制定澜沧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提供理论基础。     

抚仙湖和滇池硅藻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关系的时间格局

目前国内对生产力–生物多样性关系(productivity–diversity relationship,PDR)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地生态系统和空间尺度,少量关于湖泊系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现代调查,缺乏较长时间尺度上的模式探讨。本文应用沉积物色素记录重建了抚仙湖和滇池初级生产力变化历史,对硅藻群落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两个湖泊的初级生产力都是驱动硅藻群落变化的主要环境梯度。进一步分析硅藻群落α与β多样性响应湖泊生产力水平的模式,发现滇池硅藻群落表现为随着系统生产力的上升物种丰富度减少,β多样性降低,而抚仙湖呈现相反的变化模式。两个湖泊β多样性与生产力平均水平的关系均表现出与α多样性相似的特征,但在与生产力变化幅度的关系上,滇池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而抚仙湖则没有显著的变化。滇池硅藻群落生产力随硅藻多样性的降低显著增加(R2=0.597,P0.01),而在抚仙湖无显著变化,表明了滇池群落多样性的维持对群落生产力的影响较弱,如与营养盐富集的促进作用相比。滇池明显的富营养化过程与强烈的人类扰动带来的环境异质性降低可能对群落多样性–生产力的关系产生了明显的控制作用。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

生物多样性沿环境梯度的变化趋势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海拔梯度包含了多种环境因子的梯度效应,因此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海拔梯度格局对于揭示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梯度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的研究尺度,植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具有不同的分布格局,而形成这种格局的因素有很大差异。本文从α多样性,β多样性和γ多样性三个尺度总结了植物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分布格局及其环境解释。α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格局在不同生活型的物种之间差异很大,但对于木本植物来说,虽然也存在其他格局,但α多样性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格局。在一般情况下,β多样性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并且对于不同生活型的物种,β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具有相似的分布格局。γ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具有两种分布格局：偏峰分布格局和显著的负相关格局;特有物种数往往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减少,而特有度则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加。     

西藏横断山区溪流细菌beta多样性组分对气候和水体环境的响应

理解沿环境或空间梯度的群落组成变化(即beta多样性)一直是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中心问题, 且beta多样性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环境的响应已成为当前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西藏横断山区怒江和澜沧江两个流域入江溪流中的细菌为研究对象, 使用Baselga的beta多样性分解方法, 基于Sørensen相异性指数将细菌的beta多样性分解为周转(turnover)和嵌套(nestedness)两个组分, 探究了细菌beta多样性及其分解组分随海拔距离的分布模式, 并且衡量了环境、气候和空间因子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 两个流域中细菌的群落结构显著不同。两个流域的细菌总beta多样性和周转组分随海拔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周转组分占总beta多样性的比例较大。气候和环境因子是两个流域中细菌总beta多样性及周转过程的重要预测因子, 并且所有的显著因子均为正相关, 其中环境因子中相关性最高的为海拔距离(R ²= 0.408, P < 0.001), 而气候因子中相关性最高的为年均温差(R ²= 0.417, P < 0.001)。方差分解结果暗示嵌套组分主要受空间扩散的影响; 总beta多样性和周转组分在环境较恶劣的澜沧江主要受环境过滤的影响, 而在环境较温和的怒江主要受空间扩散和环境过滤的共同影响。此外, 较为恶劣的环境条件会增加细菌的总beta多样性和周转率, 并且会形成更强的环境筛选作用去影响细菌群落的物种组成。我们的研究表明对西藏横断山区水体细菌多样性的保护需要从整个流域入手, 而非少量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松嫩平原湿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环境梯度分布格局及控制因子

物种丰富度格局及其决定因素是生态学核心问题,但对其形成机制仍缺乏共识。为探究松嫩平原西部半干旱区沿湖岸至高地环境梯度(局地尺度)植物群落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决定因素,以沿该梯度依次分布的7种群落(狭叶香蒲沼泽、小香蒲沼泽、芦苇沼泽、草丛沼泽、拂子茅草甸、羊草草甸和榆树疏林)为对象,采用样带网格调查法及聚类分析法划分群落类型,测定物种丰富度、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及其环境因子(水位、土壤含水率、有机质等),揭示群落多样性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沿湖岸至高地环境梯度：(1)物种丰富度(2.00—18.00)和α多样性(Simpson指数0.12—0.90;Shannon-Wiener指数0.23—2.57和Pielou指数0.34—0.88)总体上均呈类似N字型分布(在下部深水生境狭叶香蒲沼泽最低、中下部季节性积水生境草丛沼泽最高、中上部湿润生境拂子茅草甸较低、上部沙丘干旱生境榆树疏林又较高);(2)广义的β多样性(Jaccard指数0.56—0.96)可以分解成物种周转(丰富度没有变化的地点间的物种替代)和嵌套(物种贫乏地点是物种丰富地点子集时的物种差异)两个过程,其在该梯度上半段...     

千岛湖陆桥岛屿地表蚂蚁群落物种多样性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了探讨千岛湖岛屿景观参数对地表蚂蚁群落物种α和β多样性空间格局的影响, 作者分别于2017和2018年的5-8月, 采用陷阱法、凋落物分拣法和手捡法调查了千岛湖33个岛屿上的地表蚂蚁群落, 并依据食性将其划分为捕食性蚂蚁和杂食性蚂蚁。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全部蚂蚁、捕食性蚂蚁和杂食性蚂蚁群落α和β多样性与岛屿景观参数的关系。结果表明, 岛屿面积对全部蚂蚁、捕食性蚂蚁和杂食性蚂蚁的物种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隔离度则无显著作用。蚂蚁群落的β多样性由空间周转组分主导。岛屿面积差对全部蚂蚁、捕食性蚂蚁和杂食性蚂蚁群落β多样性的嵌套组分有正向影响, 隔离度差只对杂食性蚂蚁的总体β多样性有正向影响。因此, 岛屿面积是影响千岛湖地表蚂蚁群落物种丰富度的主要因素, 并且岛屿面积通过嵌套组分来影响蚂蚁群落的β多样性, 表现出选择性灭绝过程。此外, 不同食性蚂蚁可能因为扩散能力的差异对岛屿景观参数产生不同的响应。     

地理距离和环境因子对阿拉善戈壁植物群落β多样性的影响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分布着超过20万km²的典型戈壁生态系统, 且这些戈壁生态系统正遭受着持续性气候变暖与极端天气的影响。然而, 土壤、气候、空间变量等因子对阿拉善戈壁大尺度植物β多样性及其关键组分的相对影响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阿拉善典型戈壁生境的276个样方进行植物群落组成调查, 并结合气候、土壤等数据, 探讨了地理距离和环境因子对阿拉善戈壁区植物群落β多样性及其组分的影响。研究表明: (1)在阿拉善戈壁区,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 植物群落β多样性及物种周转组分显著增加, 而且β多样性主要源于物种周转组分, 物种嵌套组分的贡献非常有限; (2)偏Mantel分析显示环境因子和地理距离对β多样性及其物种周转组分均有显著的单独作用; 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表明, 环境因子和地理距离共同解释了植物β多样性及其物种周转组分10.84%-17.67% (Bray-Curtis)和15.47%-24.81% (Sørensen)的变异, 但环境因子可以单独解释更多的变异(6.62%-9.97% (Bray-Curtis)和8.98%-14.51% (Sørensen))。在众多环境因子中, 气温日较差、土壤含水量和地表砾石盖度对植物群落β多样性和物种周转组分的贡献更大。以上结果表明, 环境过滤、扩散限制以及其他未知过程可能共同影响阿拉善戈壁区植物群落β多样性格局, 其中环境过滤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