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园游客游览动机及满意度调查

植物园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是向公众展示生物多样性和开展生物多样性教育的重要场所.了解游客参观植物园的动机以及游览后的满意度,对植物园的运营及科普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作者选择厦门园林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北京市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5个植物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向游览后...     

植物园发展的动向

对国内外植物园近十余年来发展的动向进行评述,列举了近年来一系列重要的植物园国际会议与重大活动,指出当前国际植物园工作的中心任务首先是物种保护。总结和分析我国植物园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在园貌建设上与国际先进植物园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１）植物的收集量;（２）活植物数据的积累;（３）罕见植物的引种;（４）现代技术的应用。作者最后提出,我国植物园发展应把握的几个主要问题是：（１）既是多功能全方位发展,又应各具特色;（２）生物多样性是植物园永恒的主题;（３）植物园应着重物种迁地保护的研究和实践;（４）植物园应重视栽培和利用植物并着重以药用植物为对象。     

植物园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

以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主要着眼于野外。实际上,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主要是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其典型标志是城市化过程。然而城市化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因此,应提倡从改善城市化过程以及正确导向城市化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本文主要讨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有利条件。同时指出,绝大多数植物园都在大、中城市中,应该担负历史赋予的这个责任,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发挥作用。     

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植物园建设

植物园建设与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象征,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论述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根据植物园的现状和功能,阐述了植物园建设在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植物园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前景。     

植物园里的DNA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Na-ture上首次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型,从此揭开了基因自我复制的奥秘。1962年他们曾为此荣获诺贝尔奖。50年后的今天,为纪念这一伟大的里程碑,由BBSRC和英国邱园联合举办了一个 “植物园里面的DNA”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充分地展示了DNA在现代植物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关于DNA的研究已经渗透到邱园的许多领域,其中尤其是系统进化的研究。DNA序列分析现已用于所有分类水平上的系统学研究,其中许多研究工作集中在科内属间的亲缘关系上。例如,最近维也纳大学和英国邱园的科学家们刚刚发表了利用叶绿体rb…     

中国植物园五十年

概述了中国 14 0多个植物园过去 5 0年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布和特征 ,以及植物园在研究、保护、展示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评述了中国植物园早期在经济作物烟草、药用植物薯蓣和野生果树资源研究中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 ,以及近年来在种子科学、物种保护、经济植物引种驯化和育种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植物园活植物收集的现状。其中木兰科、姜科、苏铁类、药用植物、猕猴桃属和杜鹃属等收集圃的建设已属世界领先。介绍了植物园科普和旅游的发展和中国植物园特有的盆景艺术园和硅化木收集园     

中国植物园五十年

概述了中国140多个植物园过去50年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布和特征,以及植物园在研究、保护、展示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评述了中国植物园早期在经济作物烟草、药用植物薯蓣和野生果树资源研究中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近年来在种子科学、物种保护、经济植物引种驯化和育种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植物园活植物收集的现状.其中木兰科、姜科、苏铁类、药用植物、猕猴桃属和杜鹃属等收集圃的建设已属世界领先.介绍了植物园科普和旅游的发展和中国植物园特有的盆景艺术园和硅化木收集园.     

中国植物多样性探访万里行 多类型本土植物园:生物及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

2006年,由环保志愿者倡导的创新型环保项目建立多类型本土植物园,保护生物及文化多样性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启动。5年来,该项目逐渐做大做强,得到国际国内权威机构的积极评价。     

庇护植物的“诺亚方舟”

植物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和生存环境赖以维系的根本保证。但是，人类活动对植物的破坏已经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临界点。目前植物的濒危和灭绝的速度是植物自然消亡的1000倍以上，在全球已知的约27万至35万种高等植物中，约有6万至10万种受到濒危和灭绝的威胁。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本世纪可能有近2／3的植物会在自然生境中消失。保护植物刻不容缓!     

庐山西海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资源初步调查

调查水生生物资源现状是科学制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策略的重要依据。为了掌握庐山西海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水生生物资源现状,于2019年10月对庐山西海全湖浮游植物资源、浮游动物资源和鱼类种类组成进行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庐山西海有浮游植物123种,平均密度、平均生物量和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7.13×10~6ind./L、1.75mg/L和1.579;浮游动物56种,平均密度、平均生物量和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分别为326.6 ind./L、1.13 mg/L和1.686;鱼类22种,其中鲤形目最多为16种,鲈形目4种,鲇形目2种。与历史资料相比,庐山西海的鱼类种类数量以及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生物量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为了更好地保护庐山西海宝贵的水生生物资源,建议采取优化保护区功能区划、提升管理能力建设和加强保护宣传等对策。     

试论植物园功能变迁与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植物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来源, 植物多样性是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战略资源。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法,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构建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体系。通过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对我国植物多样性进行迁地保护, 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园林展示、科普教育和资源开发利用, 对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植物园的功能变迁、全球和中国植物园分布与数量以及植物迁地保护现状,讨论了植物园与植物迁地保护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国家植物园的定义及设立标准, 进而讨论了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意义、挑战、统筹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等问题, 最后提出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设目标、管理体制、空间布局和认证等方面的建议, 以期为我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植物园

在总结中国植物园发展历史及当前国际植物园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植物园面对对世纪所必须重视的5个方面。（1）植物园整体质量和特征化,作者列举了10个方面的差距。（2）药用植物的栽培、利用和保护。从药用植物分类学研究,有效成分的分析及动态研究,药用植物栽培化和“地道药材”问题4个方面论述植物园的优势和潜力。阐明了“栽培化”的涵义。（3）引种和物种保护,指出广泛引种的重要性和重点种类迁地保护的必要性,并首次提出了“濒危生境”这个术语及其概念。指出了未来引种理论研究的方向及其对农业生产的意义。（4）活植物收集圃信息系统。（5）科普教育。作者认为,虽然不少植物园目前还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困难,但就整体而言,未来的10年将是植物园继续较大发展的10年。     

中国各省植物园中多孔菌种类、分布和组成

多孔菌是木材腐朽菌中最关键的真菌类群, 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明确植物园对植物上真菌资源的保护状况, 在2010-2021年间, 作者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个代表性植物园中木本植物上的多孔菌进行了系统调查、标本采集和种类鉴定, 记录多孔菌164种, 隶属于担子菌门伞菌纲6目23科79属。其中,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儋州热带植物园和广西药用植物园多孔菌种类最多, 分别有90种、46种和37种; 兰州植物园、西宁植物园和乌鲁木齐植物园物种数量最少, 分别有4种、3种和2种。在植物园中, 分布最多的物种是云芝栓孔菌(Trametes versicolor)、白囊耙齿菌(Irpex lacteus)和黑管孔菌(Bjerkandera adusta), 分别生长在24、18和18个植物园中, 而软多孢孔菌(Abundisporus mollissimus)等32种多孔菌只发现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在164种多孔菌中, 常见种、偶见种和稀有种分别有114、40和10种。生长在植物园中的多孔菌仅占全国所有森林生态系统多孔菌总数的16%, 而植物园中发现的稀有种仅占全国稀有种总数的3.1%。在10种稀有多孔菌中, 有6种发现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天然林中, 其中4种稀有多孔菌发现于植物园内的人工林中, 占植物园所有多孔菌的2.4%, 占全国稀有多孔菌的1.3%。所调查植物园多孔菌包括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北半球广布和寒温带成分, 分别包括50、45、38、20和11种, 占本研究多孔菌总数的30.5%、27.4%、23.2%、12.2%和6.7%。目前中国植物园保存了我国60%的植物种类, 包括85%的珍稀濒危植物, 但对生长在植物园中的多孔菌资源保护作用有限。因此, 对稀有多孔菌的保育仍需聚焦在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上。     

城市生态品质公众感知与现状的定量指标研究

随着国家对韧性城市和人居环境的重视,城市生态品质正在不断的提升和优化,如何对生态品质进行量化以及如何满足公众需求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各盟市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差异巨大,城市生态品质公众感知与现状亟需系统研究。从生态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可获得性三个维度建立了评价体系,通过收集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612份满意度调查问卷、7项百度指数以及12项城市生态品质现状定量指标,系统分析了城市生态品质公众感知与现状间的差异。研究表明,问卷调查和现状结果均显示出可获得性>数量>质量,而百度指数则相反,表明当前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在城市生态品质建设中更需要注重质量上的优化。研究提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城市生态品质建设的发展方向,为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路径提供了参考。     

日本演习林制度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演习林是日本通过农林院校管辖和运行的自然林地与人工林, 兼具科教、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与林木生产等功能。演习林的责、权、利明确, 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保护与利用, 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 是日本经济协调发展与快速实现生态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目前, 日本约有30所高等院校拥有演习林, 演习林面积约占日本森林总面积的5‰, 其中东京大学的演习林建立最早、运行与管理机制最为完善。演习林主要有三大功能: 教学实践、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演习林主要负责人是大学教师, 教师既参与科教也参与管理, 实现了教授治校、科教与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当前, 我国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期和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关键阶段, 农林类高校或研究所可借鉴日本演习林制度, 主动参与到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实践中; 涉及生物学与农林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应积极承担当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的建设与管护。政府可以引导和吸纳有着充足研究经费、学术水平较高的农林与生物学类高校(特别是相关学科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高校)在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或城市周边开辟高校直辖林地, 实现教学实践、研究与保护、社会服务等共建共存模式, 提升我国高校农林与生物学科研究水平, 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保护和国家公园的高标准建设。     

海南省公益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

构建了海南省公益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09年国家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尖峰岭生态定位站连续观测数据、社会公共数据等数据资料,利用影子工程法、替代工程法等方法,首次对海南全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2010年)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海南省公益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010年总价值为1113.6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50亿元的54%,单位面积森林提供的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4.09万元/hm2。由于考虑森林提供负氧离子的功能,8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贡献值之中,净化大气环境>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森林保护>森林游憩>保育土壤>积累营养物质。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能力变化的影响——基于723个村的实证研究

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是生态公益林的首要功能,维护生态安全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简称"林改"）的重要目标。为了厘清福建林改对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能力变化的影响,以促进生态公益林质量的精准提升。运用综合蓄水能力法测算分析了福建省5县（区）723个村林改前后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能力变化,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林改对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能力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林改后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量普遍增加,但单位面积水源涵养能力多数下降,少数提升。（2）产权归属通过经营管护行为对单位面积水源涵养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国有权属存在正向影响,集体权属与私有权属存在负向影响。（3）面积、人工林占比、防护林占比、蓄积量变动和降雨量等因素,主要通过资源结构、经营条件和外部环境对单位面积水源涵养能力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在提高生态公益林数量的同时要注重提升生态公益林质量,加大政府赎买,重点挖掘幼龄人工生态林生态潜力,做好天然林和防护林保护等政策建议。     

Effects of habitat age and disturbance intensity on the biodiversity of three trophic levels in Central Kenya

In recent decades, the extent of primary forest in tropical regions has decreased drastically, with concurrent increases in the extent of tropical secondary forest.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We present novel data on species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for three taxa (bats, geometrid moths and plants) in forests at two stages of secondary growth located in the Aberdare Mountains in Central Kenya.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pha diversity for any of the sampled groups between forest types. However, we found disturbance‐driven differences of tree and herb community compositions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ree and moth – and tree and shrub community compositions. Changes in community compositions were more pronounced using an abundance‐based indicator (Bray–Curtis) in comparison with an incidence based (Sørense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olely working with alpha diversity values can be misleading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as they might not reflect compositional changes between habitats. Furthermore, abundance‐based compositional measures appear to be superior to incidence‐based measures for detecting subtle effects of disturbance on biod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