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中成本核算的原理分析与方法改进

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证明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低于这个下限,生态补偿理论上将达不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目的。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流域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与核算方法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域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与方法,提出了基于分类核算的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     

流域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方向和热点,尤其在我国,生态补偿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其研究和实践进展迅速。流域是完整的地理与生态系统区域,是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典型单元。从流域角度研究和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可以最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要素的综合性。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前沿命题。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国内外进展与应用案例,总结了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存在的主客体界定、补偿原则、措施短效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概述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就流域生态补偿确定方法、补偿途径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水权交易与水市场、流域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经济学视角下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基于一个污染赔偿的算例

近年来,随着流域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明显,流域生态补偿成为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具体执行中还存在许多问题。通过分析不同制度安排下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变化,来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在介绍有关制度的重要概念后,通过比较"囚徒困境"和"囚徒梦想"两个博弈案例,指出了制度安排对效率的重要影响,即效率和公平的是由现有制度安排决定的,在每一种制度安排下,效率和公平的含义会有所不同。基于一个流域污染赔偿的算例,分析了四种制度安排下的效率差异。在这个例子中,甲代表上游的排放污水的企业,乙代表下游受害的居民。在第一种制度安排下,甲不用考虑对乙造成的损失,双方的总收益实现了最大化,但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对乙不公平。在后三种"更公平"的制度安排下,存在着对乙的利益进行补偿的不同方案,且在第三种制度安排下,双方的总收益同样达到了最大化,只有在对甲进行强制的制度安排下(即强制要求甲安装污水处理设施),双方的总收益均少于其它三种制度。对案例的分析表明:(1)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公平和效率可以"兼得";(2)如果利益相关者拥有影响制度安排的机会,将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对缓解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中上下游的利益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水供需服务流及外溢价值核算的太湖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生态补偿协调流域内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缓解上下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是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而流域生态补偿核定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如何模拟并量化水供需服务流动的流向、流量、流速及路径以明确供需双方及其空间关系;二是如何实现栅格尺度-地理单元-行政单元的尺度推演以实现不同行政单元之间生态系统服务的盈余、占用、外溢核算。整合卫星遥感、经济社会统计、水文气象观测等多源异构数据,集成水量平衡、水供需服务流动、生态价值核算等方法,构建了基于水供需流动及其外溢价值核算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核定框架,利用D8流向法解决了水供需服务流动的流向、流量、流速及路径模拟与量化,实现了"栅格尺度-地形单元-行政单元"空间尺度推演的外溢价值核算,形成了流域内横向水生态补偿资金收取与分配方案。以太湖流域为例,在全面分析水资源外溢、占用及其价值的基础上,解析了县域尺度的水供需时空关系、流动路径及属性特征,辅以水质指标进而明确界定了责任方与补偿对象,形成了补偿资金收取与分配方案。结果表明,太湖流域水供需双方界线清晰、服务流近似于自然汇流过程,供给方以流域西部、西南部、中部县域为主,特别是西部至中部的县域,应受偿资金较多,平均各县应受偿资金比例超过2%/a,应受偿资金最多的嘉善区,比例超过19.66%/a;需求方聚集于流域中部、东部,特别是黄浦江自然汇流沿岸县域,应收取补偿资金较多,平均各县应收取资金比例超过5%/a,应收取最多的浦东新区,比例超过15.48%/a;净补偿资金基本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流域的大部分城市核心区的县域净补偿资金为负值。研究的核定框架、量化核算方法、资金统筹方案可应用到其他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实现流域内部与流域之间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     

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与措施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促进我国生态保护、协调区域发展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尽管我国在国家、区域、流域等尺度上的生态补偿实践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政府单方面决策为主与利益相关参与不够、补偿范围界定方法不科学、生态补偿对象和补偿方式不完善;补偿标准低与确定方法缺乏科学基础;缺乏监督机制和政策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不足.围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建设,提出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并从以下方面探讨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措施与对策:科学确定生态补偿地域范围;明确生态补偿载体与补偿对象;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经济标准核算方法;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措施,以期为建立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提供参考.     

近40余年中国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实践探索综述

生态补偿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构建了一种公正有效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成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40余年,我国生态补偿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取得较大进展。基于文献、资料梳理与分析可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特征在研究内容、补偿模式、融资方式、标准核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内以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为重点,以流域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生态补偿影响因素分析、生态补偿政策措施制定、生态补偿效益评估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丰富。实践层面,我国生态补偿政策制度探索大致经历了初始、形成、快速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的纵深发展过程,总体上形成了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实践体系与框架。区域生态补偿实践受到生态补偿政策顶层设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地理环境特征与生态资源禀赋、区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区域外部社会环境、公众感知能力及参与度六大因素的协同影响,呈现横纵贯穿、内外结合结构下发挥约束—引导—需求—激励作用的四维生态补偿实践影响机制。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及市场...     

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供给的补偿标准评估——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而准确核算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供给的补偿标准是建立科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要素。对于补偿标准的核算,鲜有学者从公平的视角出发,考虑补偿标准应在生态服务价值供给的基础上剔除本地区的自身消费。首先对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方的供给行为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评估依据进行理论探讨,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以生态环境价值为依据,对生态保护行为的生态外溢环境价值进行补偿;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渭河流域为例,构建当量因子模型测算渭河上游2006—2015年供给的生态服务价值,并结合水足迹法测算并剔除2006—2015年渭河上游自身消费的生态服务价值;最后,测得渭河上游应获得的补偿标准由2006年的12.82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44.09亿元,总体呈增长趋势,说明上游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不断付出努力,不断增加对下游的剩余生态服务价值供给。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

为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我国推行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机制,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实行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和评价补偿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对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意义重大,这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重要条件。在总结和梳理政策效果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特点,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策评价模型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评估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第一个试点阶段（2012-2014年）期间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整体较好,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并且需要从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体系的健全、政策设计与执行等方面进行完善。建议推动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动态评估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指南;重视强化政策的配套机制能力建设,完善区域联动长效机制和信息共享;促进补偿政策目标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转化,改善和保障河流生态基流;拓宽流域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主体进入环保市场。在谋求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统筹规划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流域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和福利成本法的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研究

空间选择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选择合理的区域进行生态补偿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以黑河流域上游肃南县为研究区域,运用分布式水文模型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对研究区实施生态补偿后的水源涵养增加量进行模拟,同时考虑土地利用类型转化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丧失风险,采用福利成本法对研究区生态补偿空间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黑河上游肃南段内不同子流域的生态补偿效率系数最高值为0.0394,最低值0.0131,相差明显;根据效率系数,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可将各子流域划分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分批进行补偿;采用空间选择后生态补偿效率较不采用时可提高54.5％.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洞庭湖流域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要目标是维护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维护和提升人类福祉所需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提出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框架,以实现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质量提升和格局优化。基于该框架,以洞庭湖流域为例,通过流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状况分析、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问题识别,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实现可持续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出系统保护与修复布局建议。通过洞庭湖流域的分析案例为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重要区域的识别提供了可借鉴的指标和定量分析方法,为流域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思路和途径。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生态红线政策保护成效评估中的应用

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是中国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宏观政策,其保护成效评估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在分析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及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内涵、划定进程及管控要求的基础上,结合生态红线政策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关联及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红线政策保护成效评估应用中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红线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技术框架和基本思路。开展生态红线政策保护成效评估,能从科学上明确生态红线政策实施对多尺度利益相关者成本、效益的影响,为生态红线政策的综合研究提供框架和科学方法;从政策设计上,为生态红线布局进一步优化提供依据;从制度建设上,提出符合生态红线政策实施的制度框架,推动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设由理论走向实践。     

舟曲藏文化生态环境观对比分析

采用资料分析和指数分析两种方法对舟曲县3个藏汉村寨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差异分析,从生态观的角度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说明舟曲县3个村寨村民不同的生态观是决定其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关键因素。分析了舟曲藏文化的生态环境观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良性循环、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并挖掘了这种生态观背后特定的文化内涵,总结了舟曲藏族生态文化主要包括苯教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生态文化。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了思考,阐述了舟曲藏族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应当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树立合理的生态观。     

泰山保护地生态资产价值评估

为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的保护,促进区域更好地发挥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生态资产价值衡量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对保护地生态资产及价值的评估,明确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价值,可以为保护地生态功能定位以及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泰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有着丰富的自然生物资源,构成了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学研究价值。研究选取泰山保护地内的生态资产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调研、观测与统计资料等相关数据,从物质量与价值量的角度进行模型运算,得到2017年泰山保护地生态资产价值为133908万元。研究结果表明泰山生态资产价值对维持当地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构建的评估体系为我国生态资产价值的评估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综合评估方案,为我国生态资产评估提供更为全面的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也为环境产权、生态补偿等政策制定提供定量分析基础。     

北京市消耗食物生态足迹距离

以北京市消耗食物生态足迹的距离为研究核心。结果表明2008年至2012年,北京的生态足迹距离、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足迹总里程总体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生态足迹距离增大到676.75 km,增长19.3%;人均生态足迹距离增加到18.42万km,增长54%;生态足迹总里程增加了1倍强,达到56亿t km。北京市的食物生态足迹距离不断扩大,并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市化的生态成本上升。所消耗各类食物的生态足迹距离从大到小分别为水果类、蔬菜或粮油类、肉蛋类和水产类。蔬菜类和水果类的生态足迹距离存在明显的季节波动,且冬春季节远高于夏秋季节。从转移生态承载力来源地的视角,直线距离越远、占据市场份额越大的地区,对北京市消耗食物生态足迹距离的贡献率越高。     

海洋保护地社区多元化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关系

海洋保护地在主要承担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重要自然资源自然遗迹和人文资源有效保护的同时,兼具生态功能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等多重任务,普遍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间的依赖-冲突关系,探究社区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依赖关系,对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东长岛海洋保护地的415户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模型,分析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IDES) 的特征,进一步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生计资本对 IDES 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生计资本得分呈现出由渔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递增的总趋势,且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结构具有较大差异;(2)渔业兼业型和旅游主导型社区居民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显著高于其它居民,IDES总指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渔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务工主导型,且渔业主导型生计的供给服务依赖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文化服务依赖度最低;(3)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居民的供给、文化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海上养殖规模、渔业作业范围、接受政府技能培训次数、生态补偿政策、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旅游扶持政策惠及程度等指标是平衡居民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关键。基于此,从不同类型居民以及当地政府多个角度提出提高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水平,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建议,以期为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网络成瘾的生物学机制研究与展望

网络成瘾是指由于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社会及心理损害的现象,危害极大,故受到广泛关注。网络成瘾主要受生物学机制的调控。在脑神经机制方面,通过对成瘾者的自发脑电、事件相关电位以及成瘾者静息态BOLD-f MRI的分析,发现成瘾者脑功能区出现异常。同时,网络成瘾也受到自主神经功能的影响。另外,脑内奖赏系统和成瘾记忆模型也可能成为引发网络成瘾的脑神经机制。体内化学物质的失衡也能引发网络成瘾。鉴于此,一些治疗方法如药物干预、行为干预、认知干预以及综合干预疗法使得根治网络成瘾成为可能。本文拟从网络成瘾的概念、表现特点、不良影响及其发生的生物学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厦门市生态资源也逐步成为了厦门市的重要旅游资源。为了客观认知厦门市生态资源对游客及本土居民的影响,完善和提升厦门市生态城市建设成效,基于景感生态学和城市意象的基本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提出了城市生态意象的概念及构成要素,并对厦门岛的城市生态意象的空间构成及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示范。研究指出要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提升城市生态资源的旅游品位及本土居民的生态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就必须充分结合景感营造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将城市生态意象融入到公众生活认知和景感体验中。本研究为客观评价城市生态资源的公众认知影响力及景感营造成效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北京市水果消费的生态足迹距离研究

采用生态足迹距离指标方法体系,对2009年至2012年间北京市水果消费的生态足迹距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4年间:跨区转移的生态承载力质量距离,由2009年的11.5×10~8t km逐年增加到了2012年的17.01×10~8t km,共增加了47.91%;生态足迹距离则相对稳定在886.66 km至1073.55 km之间;人均生态足迹距离,总体上由2009年的4.39×10~4km增加到2012年的5.55×104km,共增加了26.42%。从类别的视角,年均生态足迹距离最大的是香蕉(2072 km),最小的是苹果(476 km);年均跨区转移的生物承载力质量距离,最大的是西瓜(4978×10~8kg km),最小的是香蕉(518×10~8kg km);而4年平均人均生态足迹距离,最大的是西瓜(17.7×10~4km),最小的是香蕉(1.92×10~4km)。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北京,对外生态依赖范围也迅速扩大,并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     

基于层次分析-有序加权平均多准则评估的雄安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模拟研究

稳定、高效的生态安全格局对于"建设雄安新区"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目前尚缺乏一套科学、弹性的规划方法,用于指导新区建设。采用层次分析(AHP)和有序加权平均(OWA)空间多准则评估方法,结合Google Earth Engine遥感云计算技术和InVEST模型,在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风险的基础上,模拟新区生态安全格局。首先,生态安全格局涉及众多专业领域,内涵较为丰富,决策过程应采用参与式方法,建立包含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奠定格局构建的决策基础;其次,AHP-OWA方法按不同决策情景(风险),提供了一整套"完全保护—中立—完全开发"的空间决策集,定量揭示"保护—开发"权衡关系,为格局构建提供充足决策支持;最后,白洋淀保护地以及启动和起步区建设,会对生态安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构建工作应在科学规划启动和起步区建设的同时,围绕白洋淀开展。未来在"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目标指引下,新区建设方案应以"保护优先"为基本原则,结合重要区域、现有规划和资金预算等要素共同确定,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     

耦合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态资源价值化体系分析

运用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生态资源价值化体系的变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耦合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理论框架。按照价值化的逻辑总结出价值化两条路径：流量价值化和存量价值化,并通过梳理科技文献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流量价值化缺乏"生态视角"和存量价值化缺乏"整体视角"。对比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生态资源价值化变迁的特点,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生态资源的公有和单要素管理,实现流量、存量的管控和生态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在市场化改革前期,生态资源使用权与所有权的收益逐步分离,激励了社会资本带动生产力发展,但也造成了生态危机和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在市场化后期,各地不断实践探索全生态要素治理,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位联动追求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指出生态资源价值体系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揭示了其背后社会资本与生态资本的耦合关系。最后,提出在市场化改革后期需要坚持"公共性"政党的领导,并在耦合社会资本与生态资本这一思想指导下构建的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生态资源价值化框架。研究结论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生态资源价值化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提供政治经济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