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旅游活动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

旅游活动是提高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收入、缓解保护区与社区矛盾、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为评价旅游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提升的现实效果,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分析保护区内旅游从业人员的经济收入、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分配等,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旅游活动对该保护区社区居民的直接经济影响.结果表明,生态旅游可以给保护区的部分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这部分收入总量较低:保护区内的居民多从事一些较简单的旅游相关活动,对技能要求较高的活动则大多由来自保护区外的人员从事: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收入不论是在当地相关从业人员之间还是在当地人与来自保护区外的人员之间的分配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公平性,居住位置、启动资金和技术技能是造成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依据以上调查及分析结果,论文提出了开发旅游项目、建立培训机制、设立专项基金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提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策目标、海洋环境自然属性、自然保护区区域特殊性以及我国制度环境,明确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思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体、客体和补偿标准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应该以持续的生态效益供给为目标,以正外部性内部化为基本原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是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履行补偿责任;补偿客体为保护区周边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周边居民的补偿标准以其为保护区牺牲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对管理机构的补偿标准以其使保护区增加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在构建补偿机制框架后,探讨了保护区运营资金支持和补偿标准公信力等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保护区与社区关系协调:方法和实践经验

保护区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和认可。从理论上讲,保护区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尺度上表现为保护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衡,在保护区内表现为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上,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已经从以前传统的强制性保护转向比较公开、民主的保护模式,比较典型的方法包括生物圈保护区、综合保护和发展项目(ICDPs)以及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通过多年的实践,上述方法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目前已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社区和社区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不一致、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及项目实施所必需的支持／保障机制。本文对国内外协调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的方法和实践经验等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改善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四川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当地自然保护的影响

采用参与式评估和KAP研究等方法,对马边县境内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及居民生态保护意识和行为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社区经济落后、人口增长、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构成对保护区影响的主要因素,另外当地的传统观念及生活习惯也对保护区动植物存在一定影响。通过分析,结合当地情况,为社区及保护区将来的发展提出参考建议。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

随着全球自然保护区数量以及保护区内部及周边人口的与日俱增,保护与发展的和谐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看作两个互相作用的系统,从自然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当地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两方面剖析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3种典型模式：发展平衡型、发展失衡型和冲突竞争型,其中发展失衡型又分为社区不利型和保护区不利型。然后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以及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对3种模式加以识别。这种模式的划分以及关键行为特征的识别便于保护区为社区管理工作定位,有助于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危害特征与居民态度分析

野猪对农作物的危害是当前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典型案例,分析其危害特征,掌握当地居民对野猪危害与保护管理的态度,对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尤为重要。对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发现,野猪一年四季均危害农作物,危害高峰期在 2-4 月与10-12 月,主要受作物收获期影响;农耕地在保护区的位置、距道路距离及距水源距离显著影响野猪对农耕地的危害,农耕地距道路(< 55 m)和水源越近(< 270 m),遭受危害程度越高。保护区的实验区和周边区域人居活动强烈,但野猪危害较其他区域严重,野猪危害农地时对水源因素较距居民点距离、距林缘距离、隐蔽因素更为敏感。70% 的当地居民认为野猪危害是由于种群数量过多引起。55% 的当地居民不赞同国家保护野猪的政策,62% 的赞同猎杀野猪控制其种群数量增长。受访者年龄与野猪危害程度两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对野猪的容忍度,50 - 70 岁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主要人群,也是态度中立及容忍度较高的人群。为有效减少野猪危害损失,调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矛盾,建议保护区管理者根据野猪危害特征,帮助当地居民建立有效防控措施和有效快速的危害评估与损失补偿机制,同时根据当地居民的态度特征,做好保护政策的宣教工作。     

主体功能区视域下的福建省戴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 必然要对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如何协调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目前自然保护区研究学者、决策者和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生态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从生态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等方面, 进行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设计, 提出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具体建议。以福建省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为构建可行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研究——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为例

保护区与周围社区村寨的发展问题是影响保护区安全的大事。本文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基诺族社区巴卡小寨为例 ,通过市场调查和对巴卡小寨村民的问卷访谈 ,探讨保护区与周边村寨的关系问题 ,特别关注村民由于保护区的保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经济损失的数额。结果发现 ,当地居民可以从保护区中获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经济收入 ,2 0 0 1年占总收入的 2 1 2 4 %。但当地村民因为保护区占用土地而蒙受较大数量的机会成本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对保护区的进一步管理和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

利用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为例,探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1)当地居民对保护区和退耕还林政策不熟悉,如果给相应的补偿,超过一半的居民愿意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在保护区内从事垦荒、砍伐、放牧等活动。建立保护区后,绝大多数村民在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等方面受到影响。(2)不同村庄农户的家庭受损和机会成本相差较大。对于林地没有被保护区划占的农户,机会成本为10000元/户。对于林地被保护区划占的农户,机会成本为10000元/户+750元/666.7m2×被划占的林地亩数。(3)采用投标卡方法,确定农户受偿意愿为230.66元666.7m-2a-1。(4)通过卡方检验,受教育程度、民族和居民所在村别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受偿意愿。文化层次与受偿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瑶族的受偿意愿最高,其次是苗族,汉族的受偿意愿最低,受保护区影响越大的村庄,其受偿意愿也越大。(5)当地居民的受偿方式呈多样化。多数居民希望得到现金补偿,选择多种受偿方式的组合较为普遍。补偿金主要用于基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农户的技术补偿需求主要是优良林木种植技术和果木蔬菜种植技术,最关心的政策补偿是提供就业。     

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

由于"保护自然"和"社区受益"两大特征,生态旅游常作为缓解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手段和工具,它的作用体现于:1)能够为当地社区提供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生计方式;2)鼓励社区居民更直接的参与到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中去。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了当生态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时,生计结果和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作为调查对象,从农户角度入手,通过问卷调查结合访问的方法,一方面针对已将旅游作为生计策略的社区农户进行生计结果的评估,得出结论:在各利益相关者间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社区各项设施和服务质量的改善,以及对居民的环境教育方面,白洋淀旅游均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社区中生计策略未涉及旅游成分的农户进行生计资本的评估,发现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方面存量不足,因此限制了对旅游发展的参与。     

社区居民保护意识及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研究

圈养动物放归项目是否成功,与放归地周边社区居民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野化培训与放归项目自2010年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野化培训圈养大熊猫陆续被放归野外并开展了持续的跟踪监测。2017年,在6只圈养大熊猫被放归至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基于入户调查426份有效问卷数据,运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了四川省六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保护知识、保护意识和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并分析放归发生地组(栗子坪)、相关地组(冶勒、大相岭)和不相关地组(嘛咪泽、老君山和瓦屋山)之间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六个保护区相比,周边社区居民在保护知识、保护意愿和放归支持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2)各保护区多数居民都支持大熊猫放归,放归发生地组支持度最高,相关组居中,不相关组的支持度最低;同时,不相关组在保护意愿和态度上的得分也低于其余两组。即使放归项目处于未实施阶段,当知道项目的居民比例上升时,该社区对放归的支持会进一步提高。(3)管理部门和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对提高居民保护认知起到...     

四川九顶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PRA方法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     

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参与式乡村评估方法(PRA)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应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与退耕还湿政策的农民响应

通过对三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边缘6个村屯和实验区内5个村屯的310家农户家庭就湿地保护与退耕还湿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探讨了农民对湿地保护和退耕还湿政策的响应.调查发现:湿地保护与退耕还湿的农民响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年龄结构,认知水平和区域位置,决定了他们对湿地保护和退耕还湿支持意愿的不同,表现在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和居住在实验区的人更倾向于湿地保护和退耕还湿.在退耕还湿问题上,农民反对退耕还湿的原因和农民接受退耕还湿的补偿方式选择都反映出农民对现有耕地及补偿制度的思考.研究表明:湿地重要性已经被广大农民所认可,农民对湿地保护和退耕还湿政策的支持主要取决于能否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缺乏明确的退耕还湿补偿制度和替代生计引导是湿地保护和退耕还湿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缺失.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子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自然保护区在涵养水源、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有效缓解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安全屏障。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地处生态脆弱敏感区,在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的生态安全状况备受各界关注。基于此,采用PSR模型和障碍因子分析法,从资源环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等方面选取23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九寨沟保护区20年来的生态安全动态变化,探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1-2019年九寨沟生态安全指数呈曲折上升趋势,从0.7933增加至0.8623,其中压力和状态安全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响应指数呈逐年波动上升趋势。（2）总体而言,保护区处于"安全"状态,仅个别年份受地质灾害影响,降至"临界安全"水平,安全等级演变历程为"安全-临界安全-安全-临界安全-安全"。（3）保护区生态安全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响应层,主要障碍指标为保护区居民数年增长率（C2）、地质灾害发生次数（C6）和法律完善程度（C22）,障碍度分别为12.63%、10.53%和9.47%。（4）随着灾害防治措施和管理体制的不断优化完善,最大障碍因子经历了由法律完善程度（C22）、污水处理设施完善程度（C20）和地质灾害防控措施完善程度（C17）到地质灾害发生次数（C6）、保护区居民数年增长率（C2）的变化。未来需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提升灾害防治技术和保护管理应对措施,进一步优化社区共管体制,探索自然保护与社区居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稳步提升九寨沟保护区生态安全水平。     

野生动物就地保护与其分布地经济发展的相容性

生态文明建设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实践中,需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成功案例,并克服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综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认为:目前世界上的野生动物就地保护方式主要是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发挥保护作用同时,也给周边居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传统的"命令-控制型"保护政策忽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不利于形成居民积极的保护态度;居民的保护态度除了受来自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的影响,还和周边居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密切相关;为提高居民保护积极性,经济激励机制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保护工作中一般应用的经济激励措施主要包括直接经济补偿、生态旅游、现代狩猎、生态补偿等。     

保护区与社区如何协调发展:以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协调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关系,需要了解社区的发展特点与意愿诉求。2014年9–11月,我们对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的151个自然屯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关键人物访谈法,结合文献法、季节历、市场调查分析、参与式山林考察、社区需求分析等方法,并于2015年开展了深入保护区内社区农户的精准扶贫调查作为补充。根据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社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林地资源为主,对保护区资源依赖程度较强,基础设施整体发展不足,市场化水平不高,缺乏发展资金;(2)社区发展意愿多样,但依然集中在生存需求方面;(3)社区对保护区的诉求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森林资源利用方面。本研究根据目前社区所处的发展阶段,结合保护区面临的威胁、发展策略以及生物资源分布特征等,从优先关注区域、关注人群、关注项目等方面探讨了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途径,并给出发展项目建议,包括栖息地恢复与人工林生态改造、社区生计替代相结合,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助,重点关注与落实保护区内分布社区的发展意愿与行为诉求,丰富社区发展内涵等,同时建立社区共管委员会、开展人员培训与自然保护宣传教育。本项研究探讨了在开展社区工作初期时的工作方法与内容,并建议下一步可向微观与宏观两个方向发展,即建立村级、家庭的和谐指标评价体系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相关利益群体做好社区工作的法制化与标准化,保护区与社区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这种思路对自然保护区其他方面的建设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退耕还林政策可持续性评价 ——卧龙自然保护区研究

农户是退耕还林工程中的经济主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和认知响应将会对工程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就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态度和认知、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的经济影响、以及农户现有耕地面积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以期从农户角度出发,探讨卧龙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尽管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有3个问题影响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一是当地居民的粮食需求问题,由于当地居民粮食消费的外在依赖性,以及工程本身导致的耕地和收入减少,使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受到潜在的威胁;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和他们对于工程的经济预期,现行的退耕还林工程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足够的吸引力来保证其可持续性;三从生态恢复理论和实践上看,退耕补偿的数量和期限须考虑区域的差异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在本研究区域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