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生态旅游因具备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轻贫困双重目标的潜力,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鉴于生态旅游在影响社区生计方面的研究争议,论文综览国外大量相关文献,在界定生态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影响、社区参与、能力建设、社会文化和公共设施4个方面系统梳理国外生态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生计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社区资源控制权、旅游收益规模、地方介入旅游产业供应链能力、自身能力、旅游管理等因素对旅游扶贫效应起着关键性作用。最后,对当前研究展开评述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三点展望,以期为中国未来生态旅游影响研究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导。     

海洋保护地社区多元化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关系

海洋保护地在主要承担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重要自然资源自然遗迹和人文资源有效保护的同时,兼具生态功能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等多重任务,普遍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间的依赖-冲突关系,探究社区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依赖关系,对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东长岛海洋保护地的415户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模型,分析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IDES) 的特征,进一步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生计资本对 IDES 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生计资本得分呈现出由渔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递增的总趋势,且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结构具有较大差异;(2)渔业兼业型和旅游主导型社区居民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显著高于其它居民,IDES总指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渔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务工主导型,且渔业主导型生计的供给服务依赖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文化服务依赖度最低;(3)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居民的供给、文化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海上养殖规模、渔业作业范围、接受政府技能培训次数、生态补偿政策、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旅游扶持政策惠及程度等指标是平衡居民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关键。基于此,从不同类型居民以及当地政府多个角度提出提高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水平,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建议,以期为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广东珠海荷包岛生态旅游资源分析及规划

在对广东省珠海市荷包岛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和旅游环境承载力,认为淡水资源是荷包岛开展生态旅游的限制因子. 同时依据在生态旅游规划中的生态保护、社区参与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将荷包岛划分成西部(大脑山)生态保护区、中部生态旅游利用区和东部旅游开发保留区等3个功能区.并对岛上的旅游线路、旅游活动和相关旅游设施建设等进行了初步设计.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     

旅游活动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

旅游活动是提高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收入、缓解保护区与社区矛盾、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为评价旅游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提升的现实效果,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分析保护区内旅游从业人员的经济收入、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分配等,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旅游活动对该保护区社区居民的直接经济影响.结果表明,生态旅游可以给保护区的部分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这部分收入总量较低:保护区内的居民多从事一些较简单的旅游相关活动,对技能要求较高的活动则大多由来自保护区外的人员从事: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收入不论是在当地相关从业人员之间还是在当地人与来自保护区外的人员之间的分配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公平性,居住位置、启动资金和技术技能是造成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依据以上调查及分析结果,论文提出了开发旅游项目、建立培训机制、设立专项基金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是解决农户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等关键问题的主要途径。采用参与式的农村评估法(PRA),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最为匮乏,且生计资本值存在一定差异。(2)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除N1外,以上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杭锦旗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生计资本对于农户再次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约77%的农户愿意再次参与退耕工程,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和不愿意再参与退耕的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显著差异性。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式不同:其中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有着显著的负影响,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生计资本二级指标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对其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影响,且贡献较大((β=-23.041)),而现金收入、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以现金收入的影响最大(β=38.591),其次分别是家庭村委会成员数量(β=13.625)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β=7.717)。最后,论文探讨了生计资本及其组成指标对于农户再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建议降低农户对于土地资源的依赖,提高非农业收入和补偿标准,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优化区域发展环境来提高农户的再参与意愿。     

旅游与生计可视化分析

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的生计具有重要影响,旅游与生计研究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以Web of science核心库中1994—2016年间收录相关主题的文献为基础,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和Carrot2对旅游与生计研究的前沿热点、知识基础和合作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旅游与生计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管理和地理等学科领域;"乡村旅游"、"保护区旅游"、"文化旅游"、"海洋旅游"等是旅游与生计研究的热点议题;旅游与生计研究的知识基础主要包括"保护区管治"、"成本效益分析"、"乡村旅游"、"乡村发展"等研究领域。     

禁牧政策下宁夏盐池县农户适应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禁牧政策下农户的适应策略是农户为了应对外界干预而做出的各种适应性改变,生计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对比分析禁牧初期和禁牧10a农户生计模式、养殖及种植方面的变化,并以农户的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运用有序多分类和二项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适应策略(农户生计多样性、养殖规模及养殖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与禁牧初期相比,当前农户的适应策略主要表现为农户生计模式具有初步非农化倾向,生计多样性增加,大部分农户养殖规模减小或不变,农户生产结构有所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减小,单只羊的养殖成本增加。2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对其适应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农户生计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养殖规模变化的主要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影响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主要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因素。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连片特困区发展机理——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为例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有着密切关系,决定农户的生计策略,影响区域的发展机理与发展模式.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民族、地形、农户类型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状况进行定量评估,创建农户非农性指数,揭示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和非农性指数的关系,结合研究区实际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研究,探讨区域发展机理.结果表明: 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量整体偏低,其中,回族略高于汉族、川道农户高于山地农户、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显著高于农业户;区域发展与非农性指数和人力、物质等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需着力提升农户的非农性指数和人力、物质等资本量,同时引导农户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流转,促进自然资本两极分化.     

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关系——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探索禁牧政策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关系,对提升农户生计和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农牧交错带上典型的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SLA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实地调研数据,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运用灰色关联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两者间的关系和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仅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阶段,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储量较低,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各乡镇间差异较小;(2)农户对沙漠化逆转的响应主要表现在生态政策、适应行为、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境感知5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属性差异和空间差异,63.76%的受访户倾向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3)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起负向作用,而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呈正向影响;(4)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是今后该县农户生计资本更新与发展、可持续生计能力形成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陕北黄土高原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以佳县为例

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严峻,是我国农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不同地理地貌村庄的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还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基于佳县的调研数据,将样本划分为风沙区、丘陵沟壑区和土石山区三类村庄,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比分析基础上,结合二元logistic模型对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贫困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正向作用,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增加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负向作用。风沙区和丘陵沟壑区的结果与总样本相似,土石山区贫困农户自然资本越丰富反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不同类型村庄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不调整生计策略的贫困农户未来仍有70％选择扩大农业、林业生产。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个体经营和外地打工是他们主要选择的方式,自然灾害和红枣市场不景气是他们未来愿意选择生计多元化的主因。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良好的社区与自然保护地关系首先建立在社区生计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上。为促进社区认同、接受乃至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逐渐重视社区利益,推动其生计转型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社区居民从事产业活动、进行生产经营、参与产业分工,是维持和改善生计的重要方式之一。研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从不同研究视角、地理空间和政策背景的案例研究中提取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路径的内在逻辑,形成内容、激励机制、政策保障、结果、成败分析、发展对策六个核心范畴,以动因与形式、结果与原因来归纳总结前5个范畴的核心事实,根据发展对策提出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原则,并结合国家公园特征和管理目标提出建议。研究表明,在社区层面协同保护与发展本质上来说是降低农户面临的自然、政策和市场风险的过程,生计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双重目标可以通过产业生态化,产业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来实现。以产业发展带动生计转型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多重效益,但其实现需要尊重本土文化,保障社区基本权利,多方参与协作,匹配和提升居民差异化能力。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社区生计发展特别需要依托本地资源,对标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生态化,拓展传统产业功能,从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中寻求生态和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变迁与农户生计安全

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及其安全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在总结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特点、传统生计变迁及其主要驱动力的基础上,主要从环境行为/生态后果、文化适应两方面分析了生计变迁的影响。资源配置家庭化是少数民族生计变迁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应受到重视。当前针对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安全而开展。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在考虑西南地区生态安全的背景下,生态脆弱性和生计后果是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针对少数民族生计的研究还需要突出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作用。民族文化资本化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民族文化作为生计资本并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生计研究的有效补充。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重要的生态保护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其对生计风险的多维感知不仅会影响其生产行为决策,更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急需准确地了解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维度生计风险感知测量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家庭发展需求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且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环境风险、家庭发展需求风险、政策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农户。②农户对家庭发展需求风险的熟悉性、自愿性、持续性感知均最高,对健康风险的恐慌性、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均最高,对社会风险的可控性感知最高。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对政策、市场及健康风险的可控性感知均高于其他区域。③人力资本对可能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慌性感知、熟悉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对自愿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农户防范生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对人地系统的演化起着主导驱动作用,探讨人类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成为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农户作为广大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产生着深远影响。在阐释农户生计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分析框架,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主要进展,指出未来研究中需关注农户的生计演变规律及其调控机制、农户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评估与监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方式塑建等关键问题。     

自然保护区居民福祉的历时性——以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系统管理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在区域尺度上管理生态系统服务并提高当地居民福祉。选择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福祉进行历时性研究。构建了不同于较大范围和行政区域尺度的福祉指标测量体系,包括了主、客观福祉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下的人类福祉,然后对保护区居民从1995经2005至2015年的主、客观福祉和人类福祉指标进行了定量评估和特征刻画。历时数据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保护区居民福祉有明显提升,2005—2015年阶段比1995—2005年阶段的增幅更多;居民主、客观福祉在各方面有了明显提升;人类福祉在基本生活与服务、安全、选择和行动的自由等方面有显著提高,健康方面有显著下滑。通过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受访者居住地与保护区的距离等部分人口特征对提升居民主、客观福祉和人类福祉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结合陕西省佛坪县实际情况,针对如何提升保护区居民福祉,提出了巩固生态系统服务成果、经济发展共建共享、社区共管助力旅游开发、提升教育水平促进旅游就业等建议。     

野生动物就地保护与其分布地经济发展的相容性

生态文明建设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实践中,需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成功案例,并克服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综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认为:目前世界上的野生动物就地保护方式主要是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发挥保护作用同时,也给周边居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传统的"命令-控制型"保护政策忽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不利于形成居民积极的保护态度;居民的保护态度除了受来自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的影响,还和周边居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密切相关;为提高居民保护积极性,经济激励机制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保护工作中一般应用的经济激励措施主要包括直接经济补偿、生态旅游、现代狩猎、生态补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