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生态系统破坏损失评估

生态系统破坏损失核算是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和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关键内容。本研究以福州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其人类不合理利用生态情况,构建了符合福州市的生态系统破坏损失核算框架体系,对2015和2018年福州市生态系统破坏损失进行核算。结果表明: 福州市2015年生态破坏损失成本为90.81亿元,占GDP比重的1.6%。在系统类型上,海洋的生态破坏损失最大,为63.11亿元,占总生态破坏损失的69.5%,其次为湿地生态系统,占比28.7%,农田生态破坏损失最小,占比仅为1.8%;在功能组成上,产品供给功能损失最大,为63.13亿元,占总生态破坏损失的69.5%,其次为调节功能损失,占比27.5%,主要源于水流动调节功能和气候调节功能损失;在区域分布上,生态破坏损失成本主要集中在罗源县、连江县、福清市和闽清县,累计高达80.92亿元,占总生态破坏损失的89.7%。与2015年相比,2018年福州市生态系统破坏损失成本减少26.08亿元,呈明显降低趋势,降幅达28.7%,主要源于连江县、罗源县、福清市和闽清县生态破坏损失成本的降低,降幅分别为86.4%、14.8%、19.9%和12.6%,主要源于海洋和湿地生态系统类型人为破坏率的降低,表明福州市人民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海洋与湿地系统人为生态破坏现象明显好转。本研究对生态系统生态破坏损失的定价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数据支撑。     

生物能的开发与利用

农村能源是农业生产、生活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包括农村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能(包括工业支农物质之能耗)两大部分。在我国,农村能源构成的特点:一是农村能耗占全国总能耗比重大约达41%;二是生物质能比重大约占77%,矿物能仅为23%;三是生活用能比重大约占83%,而生产用能仅占17%。可见,我国农村能耗水平很低,生活用能源主要靠柴草度日,人均消耗热能只有0.14～0.87标准煤/年、生产上能耗水平更低。生物能分布广泛,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既可通过直接燃烧产生电能和热能,也可产生可燃气体和液体。有以下三种形式:     

福州市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重要实践。目前已有研究开展了全国和省级尺度的GEEP核算,但关于城市尺度的GEEP核算尚鲜见。本研究根据福州市经济和生态发展情况,构建了适于福州市的GEEP核算框架体系,对2015和2018年福州市GEEP进行核算,探讨了福州市GEEP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2015年,福州市GEEP为12085.68亿元,其中,国民生产总值(GDP)为5777.42亿元,生态调节价值为6364.20亿元,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成本分别为30.95和25.00亿元;其中,闽清县GEEP值最大,为1700.22亿元,占全市GEEP的14.1%,其次为福清市、闽侯县和永泰县,占比分别为12.2%、12.1%和10.4%。2018年,福州市GEEP有所增加,达14453.99亿元,较2015年上升19.6%,主要源于GDP的增长(较2015年增长了47.4%),闽清县和鼓楼区GEEP占比较大(12.0%),其次为福清市和闽侯县(11.0%)。与2015年相比,2018年福州市GEEP、单位面积和人均GEEP均有所升高,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成本有所下降(降幅分别为7.2%和12.4%),表明福州市生态环境整体向好。本研究对福州市GEEP的核算可有效弥补目前我国唯GDP论考核的不足,同时也可为福州市政府合理制定生态文明考核体系建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沈阳周边重要生态保护地春季迁徙鸟类多样性调查

2014年3月21日—5月9日,采用样线法与定点观察法对沈阳市周边26个重要生态保护地春季迁徙期鸟类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共记录鸟类16目40科94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4种。居留型组成以夏候鸟和旅鸟为主,共占记录鸟类物种总数的77.7%。区系组成以古北界种为主,占74.5%。生态型中鸣禽最多,占36.2%。不同调查样地的鸟类组成与多样性指数存在较大差异,水库湿地鸟类数量最多;湿地公园物种丰富度最高;森林生态系统鸟类多样性较高;沙地生境鸟类多样性较低。调查发现部分生态保护地存在人为干扰程度较大、生态破坏严重、生境类型高度单一等生态问题。针对相应的生态保护地应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为鸟类生存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云南彝良“9.7”地震次生灾害的生态经济损失评价

破坏性地震往往给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失。定量化评价地震造成的损失,对灾后恢复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应用3S技术对云南省彝良县"9.7"地震的次生灾害进行空间分析,应用影子工程法和成本价值法对地震造成的破坏进行定量评价,采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对地震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进行评估。结果表明:"9.7"彝良地震共引发698处地质灾害,损失房屋4587间,直接损失和修复成本为50655.00万元。地震对洛旺乡、角奎镇和洛泽河镇的破坏最为严重,3个乡镇的经济损失占全县的48%。森林生态系统在地震中破坏严重,其受损面积占总损失面积的82.4%。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为36175.09万元,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2198.83万元。研究结果可以为震后恢复重建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基于MSPA-Conefor-MCR的县域尺度生态网络构建——以延庆区为例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与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生境破碎化加剧,生态连通性降低,进而导致乡镇可持续发展受阻。构建生态网络是近年来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点方向,通过加强源地保护、廊道建设和生态管控,能够有效缓解区域生态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促进生物多样性提升。本研究以延庆区为例,通过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连通性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等方法综合构建生态网络,从县域角度分析各网络要素,为乡镇发展提供建议。结果表明：构建的延庆区生态网络整体呈现出“一山一川”分布特点。识别生态源地12个,面积为1085.54 km²,占比达到54.4%。筛选生态廊道66条,总长度1057.18 km,包括21条重要廊道和45条一般廊道,长度占比分别为32.6%和67.4%。识别出一级生态节点27个,二级生态节点86个,在千家店镇、珍珠泉乡等山区乡镇集中分布。不同乡镇的生态网络分布与其地理环境和发展定位有密切联系：千家店镇和珍珠泉乡等位于“山区”,覆盖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广泛,加强源地保护是网络构建的重点,促进乡镇生态与旅游协同发展;刘斌堡乡和张山营镇等位于“山区-川区”衔接处,以强化廊道连通性作为主要方向,...     

基于耕地能值-生态足迹的耕地休耕规模研究——以贵州省松桃县为例

区域耕地休耕规模测算是耕地休耕空间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资源承载力视角理解,其本质是将休耕空间布局于耕地资源承载力相对较低的区域。立足于从区域耕地生态经济系统探索耕地休耕规模,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和生态足迹方法,以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国家第一批休耕试点县的贵州省松桃县为案例区,修正了耕地能值生态足迹改进模型（EC和EF,简称"修正模型"）与耕地能值可持续指数（ESI_cl）,测算了松桃县2016年休耕面积范围值。结果表明：（1）耕地能值生态盈亏可以作为乡镇是否应该休耕的判定标准,基于此测算的最大休耕面积关键在于测算生态耕地面积。总体来看,全县耕地能值生态赤字,应该安排耕地休耕;从分乡镇来看,有3个乡镇可以不休耕、25个乡镇应该休耕。按照全县平均统计（SCAL）和按照分乡镇统计（STL）,全县最大休耕面积分别19558.62hm²和17673.83hm²。最大休耕面积中等及以上等级的乡镇散布于4个区域的8个乡镇。（2）ESI_cl可以作为休耕乡镇时序的判定标准,其优先休耕乡镇的最大休耕面积之和即为全县最小休耕面积。全县ESI_cl偏低,应该适度休耕。优先休耕、适度休耕和暂不休耕的乡镇分别有2个、23个和3个。全县最小休耕面积1396.10hm²,占耕地面积的1.88%。按照全县平均统计（SCAL）,全县休耕面积范围值1396.10-19558.62hm²,占总耕地面积的1.88%-26.34%;按照分乡镇统计（STL）,全县休耕面积1396.10-17673.83hm²,占总耕地面积的1.88%-23.8%。修正模型和ESI_cl为测算区域休耕规模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技术方法,以期为其他类似区域开展休耕实践提供借鉴。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崇明岛生态需水量预测

对上海市崇明岛现状生态需水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崇明岛规划年(2005-2020年)的生态需水量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崇明岛生态需水量在2010、2015和2020年分别为12.05、14.56和16.99亿m3,分别占本地水资源总量的35.86%、43.33%和55.57%;在生态需水组成中,森林和河流生态需水占大部分,城市绿地生态需水量所占的份额最小;在2010、2015和2020年,森林生态需水分别占生态需水总量的53.44%、56.87%和59.56%,河流生态需水分别占生态需水总量的26.31%、22.32%和19.48%,城市绿地生态需水量所占的份额分别为1.33%、2.47%和2.94%.     

辽宁省农村生态经济分区的研究

辽宁省农村环境,由于以往工农业生产没有注意生态经济问题,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较为严重,已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要求按照生态经济规律去进行生产和建设。同时,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也改变了单一农业结构,第二、三产业迅速兴起,只按农业生态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和建设已不适应,必需按照农村生态经济的高层次去考虑。为此,我们进行了辽宁省农村生态经济分区的研究。     

天山旱獭某些生态的初步调查

我国的啮齿动物占全国兽类(400余种)的三分之一多。高山、草原、荒漠、农田以及城镇都有不同种类栖居。传播疾病,偷盗粮谷和食品,破坏草原,危害森林,咬损衣物以及破坏工业设施,同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为了控制各种鼠害,我刊已刊登过一些鼠类研究的文章。现在党和国家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提高工农业产量。消灭害鼠,讲究卫生,减少农林牧及工业方面的鼠害损失,是我国动物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要进行有效的防治鼠害,必须掌握各种鼠类的生态习性和活动规律,以及适应各种害鼠的有效灭鼠方法;从长远考虑,还要进一步研究和掌握不同种类的数量变动规律和其它种群生态特征,才有可能有计划的长期控制鼠害,但是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不多;另外,生态防鼠,破坏和清除鼠类的栖息环境,断绝食物和水源,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也是控制鼠害的重要方面,已引起大家的注意。 为了配合全国的灭鼠活动,我们就编辑部现有的啮齿类方面的文章,集中了一些在本期登出,一则供有关方面参考,同时借以推动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啮齿类的生态学以及有效的防治方法,特别应注意农林牧业和城镇现情况下的鼠类数量变动规律,力争防患于未然。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产能

基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和森林生态站长期监测数据,利用森林生态功能修正系数对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产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估,探讨各市/地区间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布格局,以及不同林分结构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牡丹江市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位于其他市/地区前列,全省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量相当于本省地表水量的72.88%,以及2004—2008年间全国、辽宁省和吉林省年森林涵养水源量的10.25%、6倍和4倍;固碳量相当于抵消了本省工业碳排放量的67.61%,而2004—2008年间全国、辽宁省和吉林省年森林固碳量相当于抵消本区域内年工业碳排放量的9.97%、4.94%和14.70%。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生态韧性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是一典型水陆相复杂生态系统,其人地关系矛盾和冲突强烈改变了区域生态韧性格局。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框架"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综合评价体系,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鄱阳湖水陆交错带2000年、2010年、2020年的生态韧性进行评估;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强度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从而为地区生态韧性提升策略的制定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综合韧性指数先增后减,整体呈上升趋势,韧性低值区经历了"小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小分散→整体分散"的空间演化特征;（2）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大部分乡镇经历了"释放→重组→开发"的演化交替,其中2020年各乡镇韧性演化处于开发（r）、保护（K）、释放（Ω）、重组（α）阶段的乡镇数量分别占49.4%、28.3%、8.2%、14.1%;（3）2000-2020年内的不同时期,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生态韧性驱动因子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其中植被覆盖、夜间灯光强度、建设用地距离以及夜间灯光强度变化趋势成为研究区韧性变化的主导驱动力,且影响强度出现较为明显的逐年增强趋势。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剖析研究区域的韧性发展现状和趋势,推动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且可持续的人地耦合系统。     

西藏生态足迹与承载力动态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2005—2010年西藏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以及生态盈余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西藏2005—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出振荡式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0.34 hm2/人波动上升到2010年的0.83 hm2/人,其中人均林地消费所占比重最大,多年平均值占总消费的39.8%;人均耕地消费基本稳定在0.18—0.2 hm2/人之间,其他类型土地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少;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平滑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14.78 hm2/人下降到了2010年的13.77 hm2/人,其中林地和牧草地及其转换的化石能源地人均生态承载力所占比重达到了95%,可耕地、牧草地、林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在2005—2010年之间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水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不大;人均生态盈余较大,但呈现出递减趋势,2005年为14.44 hm2/人,而2010年下降到12.94 hm2/人;生态盈余中比重最大的是林地,但其足迹波动较大,介于1%—30%之间;草地人均生态足迹仅占生态承载力的5%左右,水域人均生态足迹占生态承载力的比例可忽略不计。     

基于易地扶贫搬迁视角的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变

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实施的一项专项扶贫工程,在助力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同时,对改善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约占全国总搬迁人口的1/5,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省份,因此,研究选择贵州省县域搬迁人口最多的册亨县为研究区域。基于2009、2015、2020年3期土地利用和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数据,研究选用修正当量因子法及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前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时空演变规律,并探讨了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修复成效。结果表明：（1）搬迁后2015-2020年,册亨县ESV增长8.32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7.97%,比较搬迁前2010-2015年（增幅4.13%）有显著提高。（2）坡妹、冗渡、巧马、丫他、八渡、百口6个乡镇ESV增量占册亨县总增量的82.89%,ESV增量贡献最大。（3）册亨县搬迁力度越大的乡镇其ESV增加越明显,对应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易地扶贫搬迁与ESV增长有明显的空间相关关系。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量化易地扶贫搬迁所产生的生态修复成效,有助于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科学性和空间针对性。     

五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油松群落优势种生态位研究

根据五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油松群落57个样地调查资料,通过TWINSPIN聚类分析对该群落类型进行了划分,将划分群丛类型作为资源轴,计算了乔木和灌木树种Shannon-Wiener和Hurbert生态位宽度及Morisita重叠指数。结果表明：油松群落共划分为7个群丛。乔木层油松、辽东栎、茶条槭的生态位宽度（Shannon-Wiener和Hurbert生态位宽度）较大,LB和HB分别是1.656、1.404、1.047和0.948、0.735、0.386。灌木层水栒子、土庄绣线菊、陕西荚蒾的生态位宽度较大,LB和HB分别是1.562、1.401、1.300和0.512、0.447、0.389。乔木层生态位高度重叠的占6%(>0.8),中度重叠的占10%(0.6~0.8),小于0.6的低度重叠的占84%,灌木层高度重叠者占7%(>0.8),中度重叠者占10.39%(0.6~0.8),小于0.6的低度重叠者占82.25%。说明油松群落组成植物对当地环境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资源环境利用能力,种间竞争较小,有些物种的生态位明显趋于特化,群落处于共摊阶段。     

辽宁中南地区环境质量状况及生态建设战略问题

辽宁中南地区(或辽南经济区),系指辽宁中部平原地区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和大连沿海城市组群的广大区域,所辖10个市30个县,土地面积9.44×10~4k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64.2%,人口267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1%,工农业总产值5.934×10~(10)元,占全省的84%。这个地区自然地理位置优越,前有以大连为中心的临海港口城市组群为“窗口”,后有重工业基地中部城市群为“腹地”,工业基础雄厚,农业生产商品率高,石油、矿产和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技术力量强,开发潜力大,是辽宁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我国国土整治重点地区之一。随着经济建设和资源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经济建设、人群健康、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和破坏,而且有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     

基于“三生功能簇”的甘肃白龙江流域生态功能分区

山区流域土地资源紧缺,合理的土地开发适宜性评价和功能分区可综合反映空间差异,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管理。本研究基于"三生"功能视角,定量评估了甘肃白龙江流域三生功能适宜性,并以乡镇为基本单元,运用三生功能簇划分流域生态功能区。结果表明:流域生产功能极适宜和适宜区面积分别为1894.36和1789.13 km~2,共占流域可用空间的28.78%;生活功能极适宜和适宜区分别为568.10和909.10 km~2,共占11.54%;两者适宜性分布具有一定重合性,其中宕昌北部、武都东北部和舟曲-武都-文县段白龙江两岸适宜性均较高;生态功能极重要和重要区分别为1776.49和3594.21 km~2,共占41.96%,片状集聚于迭部和舟曲山区、文县南部和武都东南部;生态功能与生产、生活功能均呈权衡关系;流域可划分为7个生态功能区,并提出了相应的管控建议。本研究可为流域土地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南瓮河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遥感评价

运用遥感技术,科学、快速地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能够为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和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1990、2000和2015年的Landsat TM/OLI/TIRS为数据源,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湿度分量、归一化植被指数、地表温度和干度指数4个指标的权重,运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评价模型,对南瓮河自然保护区1990—2015年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遥感生态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其时空分异;1990—2015年,保护区 RSEI均值由0.55上升至0.83,生态环境质量优良以上区域面积所占百分比逐年增加,这与该等级中森林所占比例增加有关;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区域所占比例高达91.4%,这与保护区的建立及相关工程与非工程防护措施的实施密切相关;核心区、缓冲区北部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火灾的发生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而道路附近和试验区的东南部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与人类活动的干扰密不可分.     

生态脆弱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以四川省西昌市为例

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类型最多、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农村居民点作为生态脆弱区中主要人类活动区,成为导致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干扰源。以四川省西昌市为例,分别利用InVEST模型中的生境质量评估模块、沉积物持留率分析模块、养分输出率分析模块评估了生态脆弱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西昌市通过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生境质量平均得分提高22.4%,土壤输出量下降4.6%,氮(N)、磷(P)输出量下降13.1%与8.2%,所以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有利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后,农村居民点数量与面积的减少,降低了森林火灾、土地开垦等植被破坏事件发生的频次,成为促使西昌市生境质量提升的主要原因;而农村居民点与农田面积下降,林地面积的增加是导致西昌市土壤输出量与N、P输出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可降低垃圾回收成本与污水处理成本,从而促使 N、P输出量进一步下降。     

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贡献力”框架的广州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健康的生态系统保障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可以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监测指标。本研究以"活力—组织力—恢复力—贡献力"为评估框架,构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指标体系,并以乡镇(街道)为研究单元、基于二级地类对广州市2000、2005、2010、2015年生态系统健康进行动态评估。结果表明:2015年,"健康"、"较健康"的乡镇(街道)数量占比不到1/5,市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整体不容乐观; 2000—2015年,近3/4的乡镇(街道)生态系统健康等级未改变,"显著增强"、"显著减弱"的乡镇(街道)均只占1%,"增强"、"减弱"的乡镇(街道)则分别占5%、20%;从因子主导性来看,研究时段内无因子主导乡镇(街道)的数量基本不变,单因子、双因子主导的显著增加,三因子、四因子主导的趋于减少;整体而言,2000—2015年广州市生态系统活力有所提升但恢复力明显下降,生态系统健康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不利于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