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基于张掖市2010年调查数据

农户是农村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其生活消费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然而农户的生活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对环境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差异,为了缓解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压力,需要研究其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基于张掖市2010年调查数据和统计资料研究了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空间差异,并分析了原因,研究结果显示:(1)张掖市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056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705hm2/人,人均生态盈余0.649hm2/人;(2)从生态足迹的构成看,当地的生活消费主要是以生物资源和化石能源消耗为主,占总生态足迹的81%,而建筑用地和水域消耗最少,占总生态足迹的1.2%。;(3)张掖市五县(区)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总体差异较小,Gini系数为0.309。但是区域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的差异为0.442,占总差异的71.1%,区域内的差异为0.18,占总差异的28.9%。其中,甘州区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差异最大,Theil指数为0.078;(4)农户消费模式、家庭规模和人均年收入增多,将加剧农户对环境的压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存量和非农化程度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户对环境的影响。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的各种计算模型和评价指数, 对甘南藏族自治州2000-2015 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情况进行动态测算, 并且利用回归分析对2016-2025 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究表明:2000-2015 年甘南州人均生态足迹由1.2 hm²·cap^–1 上升到2.2hm²·cap^–1, 万元GDP 生态足迹逐年下降, 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较小, 呈微减趋势; 整体上处于生态盈余状态, 但盈余在逐年递减; 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在0.63-0.71 之间平稳波动, 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指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生态环境由2000 年的生态很安全强可持续性状态逐渐变为2015 年的较安全弱可持续性状态; 预测显示甘南州自2018 年开始出现生态赤字, 未来发展趋势不容乐观。若不采取有效措施, 其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基于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北疆为例

生态足迹评价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难点之一,便是如何更加真实的体现这种影响。立足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采用“一年一区一值”的参数方案计算区域当年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建设用地流入量改进建设用地足迹算法,对北疆地区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测度,并结合相关指数对研究区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北疆生态足迹增涨3.5倍,且以能源增长为主导,生物生产性足迹贡献率大幅下降;人均生态足迹增长3.4倍,工业型城市生态足迹增长率及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率均高于其他类型城市。(2)研究区生态承载力呈现上升态势,除水域和草地外,其他地类承载力均呈上升态势,昌吉州与阿勒泰地区的总体承载力及人均承载力均呈下降态势。(3)北疆生态利用效率上涨1.32倍,各行政单元呈现农业及服务业型城市生态利用效率上升、工业型城市生态利用效率降低的态势,表明工业型城市生态足迹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速。(4)各行政单元呈现生态赤字状态且不断加剧,总体及人均增速都呈现工业型>农业型>服务业型...     

基于生态足迹的半干旱草原区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以锡林郭勒盟1981-2008年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应用生态足迹法对其近30 a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实证计算和研究,探讨了半干旱草原区的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该区生态足迹明显增加,人均生态足迹由1981年的1.0868 hm²增加到2008年的24.2176 hm²,高于全国和国内部分草原区,化石能源和草地生态足迹急剧增加是区域生态足迹增加的主导因素;(2)随着人口增长,草地、耕地等人均承载力下降,土地总人均承载力也从1981的3.1565 hm²下降到2008年的2.3915 hm²;(3)该区域发展呈现出由生态盈余转为生态赤字,且生态赤字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根源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市场对煤炭等本地优势资源需求的增加和重新配置加速了该区域工业化进程,增加了生态足迹;另一方面草地需求旺盛导致对草地的掠夺性经营加剧,致使草地退化严重,降低了生态承载力。锡林郭勒盟以畜牧业为主,草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急剧增加了对草地资源的需求,如何科学、合理的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草地退化之间的矛盾,是锡林郭勒盟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生态补偿对大熊猫栖息地周边农户生态足迹的影响

大熊猫栖息地正面临破碎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威胁,如何减少这些威胁成为保护大熊猫这一生态旗舰物种的关键.通过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充分考虑当地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帮助其进行生计替代和能源替代,以减小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以120个项目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生态足迹方法,探讨了生态补偿项目对生活在关键生态区域内农村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种生态生产性土地中,农户对林地和草地生态占用最大,能源替代可以大幅降低农户的薪柴消耗水平,从而降低农户对林地的生态占用.通过调整农户的牲畜养殖模式,减小了放牧对草地资源的压力和对草地的生态占用.农户人均生态足迹由2005年的2.7346hm2减小至2007年的1.6325 hm2,对周边环境的压力降低,有利于保护和恢复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准确的环境感知是合理环境行为的前提,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感知。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生计方式较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6,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非农化水平依次提高,但非农活动均以外出打工为主;(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保护认知度以及生态变化感知度发生有规律变化,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的生态关注度、生态恶化感知度依次降低,但生态保护认知度依次增强; 3) 非农户、兼业户的环保活动参与度强于纯农户。     

农户收入差异对生活用能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江汉平原为例,通过入户调查方式获取基础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考察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对生活用能选择的影响,并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不同收入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发现:(1)能源属性对不同收入农户的选择行为影响较大,高收入农户对舒适性、卫生性较强的电力能源消费较多;中、低收入农户则消耗了较多的薪柴、秸秆等非商品能源,比较关注能源的经济性;(2)能源消费数量及生态环境效应因农户收入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农户每年人均消费数量较多,为533.89千克标准煤,分别比低收入和中收入农户高出25.24千克标准煤、7.32千克标准煤;高收入农户每年人均用能足迹最多,为2.1569hm²,分别是低收入和中收入农户的5.87倍、2.58倍;(3)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数量增多和消费结构的"商品化"、"高碳化"倾向十分明显,总足迹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商品能源的消费增长。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当前日趋严峻的能源供需矛盾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为制订合理的节能减排策略、优化农村用能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的洞庭湖区生态可持续时空演化研究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科学评估洞庭湖区生态可持续状态,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对探究其生态可持续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降低生态赤字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碳足迹与生态足迹理论构建了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填补了化石能源无法核算生态承载力的问题,同时调整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参数因子。在对洞庭湖区25个区县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分析中,计算了2000—2019年生态赤字、足迹广度与深度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近20年来洞庭湖区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均生态承载力,致使人均生态赤字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增大,空间维度上呈湖滨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2)洞庭湖区除林地之外的土地利用类型均存在自然资本存量的消耗,且表现为高生态赤字;(3)三次产业结构的分配、土地利用的变化、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等均会对洞庭湖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4)改进后的化石能源账户相较于传统账户的计算方法更能反映真实的碳排量与碳吸收量。研究以期为洞庭湖区土地利用、生态保护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区域生态足迹盈亏测算及其空间特征——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足迹分析法能够通过计算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水域的产量,估算人类对自然资本的消耗和自然资本的供给情况,进而对区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定量评估。论文在改进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及其13个地级市生态足迹盈亏进行测算,进而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江苏省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7890 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2991 hm2/人,生态赤字为-1.4899 hm2/人,万元GDP生态足迹为0.2033 hm2/万元;(2)地级市中,人均生态足迹上,常州市最高为2.9317 hm2/人,宿迁市最低为1.7348 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上,盐城市最高为0.6111 hm2/人,苏州市最低为0.0812 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上,常州市最高为-2.8115 hm2/人,盐城市最低为-1.1503 hm2/人;万元GDP生态足迹上,宿迁市最高为0.3956 hm2/万元,无锡市最低为0.1651 hm2/万元;(3)江苏省及其苏南、苏中地区的人均建筑用地生态足迹和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所占比例较大,苏北地区人均耕地生态足迹和草地生态足迹所占比例较大;(4)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在空间分布上较为一致,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万元GDP生态足迹空间分布北高南低,整体上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成反比。研究结果能够为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定量参考。     

福建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分析了福建省1999～2003年5年间的生态足迹变化过程.结果表明,福建省人均生态足迹由1999年的1.428 hm²上升至2003年的1.658 hm²,人均生态承载力由1999年的0.683 hm²减少到2003年的0.607 hm²,生态赤字逐年提高,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生态足迹供需结构分析表明,福建省人均生态足迹供需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其需求以草地和化石燃料为主,两者占总量的55.74%～63.43%,而供给以耕地为主,草地仅占人均生态承载力的0.77%～0.82%,化石燃料的供给几乎为零.5年间万元GDP生态足迹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福建省的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源分布特点,提出了减少区域生态赤字的对策.     

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分析

二氧化碳增加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减少碳排放迫在眉睫。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和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碳足迹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年人均碳足迹达2.67 t CO2,其中,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比例达76.53%,间接能源消费碳足迹比例仅占23.47%;(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碳足迹依次下降,其中,纯农户人均碳足迹达4.32 t,兼业户与非农户分别为2.37 t和1.07 t;(3)随着农户家庭规模的增大、收入水平的提高、距县城距离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户碳足迹不断增加;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恩格尔系数的增加和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碳足迹不断减少。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直接影响着环境行为,这不仅关系到生态保护计划的执行效果,更关系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草地、森林、湿地、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依次减弱,其中,半农半牧区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强于农牧区;(2)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可管理性、脆弱性、损害度的感知度依次降低,且不同区域农户的属性感知存在差异;(3)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政策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以甘南高原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功能,农户作为该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环境资源过度依赖会严重影响该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当前亟需深入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环境友好型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本研究以甘南高原为例,基于581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了影响农户环境资源依赖度的因素。结果表明: 甘南高原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其主要体现在食物自给、生活用能、收入来源3个方面,依赖度分别为57.3%、56.9%和37.4%;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及非农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低,而抚养比系数较高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家庭抚养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领导能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重、生态政策、海拔等因素均对农户的环境资源依赖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抚养比、海拔对其具有正向影响,而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领导能力、生态政策等因素对其表现为负向影响。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y on environment in the high-cold pasturing area: A case of Gannan pasturing area

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forces driv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uring area. In the paper,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was taken as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a series of index like population quality, prosperous, using intensity, livelihood tactics ar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human factor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temporal series data from 1980 to 2007,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human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 presents a simple framework for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and it has been used as a comprehensive index of human activity impact, which indirectly reflect human activity’s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reased from 238736.9 to 877716.1 ha and per capital ecological footprint also increased from 0.854 to 1.961 ha/per during 1980–2007 in Gannan pasturing area. However, in the meantim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tensity was inclined from 25.396 to 3.025 ha/ten thousand yuan.
With a view of dismantling the human driving force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 modified IPAT-called STIRPAT has been employed as a common analytic framework.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using intensity was a major driver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ir coefficients were greater than 1.0 in model (1); In addition, promoting the prosperous lever and the primary industry proporti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 will be increased, but their coefficients are less than 1.0 in model (1). At the same time, the technological eco-efficiency of sample regions was discussed in details, the range ability of the technological eco-efficiency was wider, and 15 years went beyond the average level, but the other was less than the average level. Another important finding in the empirical study is that there are some evidences of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ecological footprint within the range of calculated data. Some potential improvements in some further researches and suggestions to alleviate the environment pressure, and it is put forward in the last section.     

基于遥感和GIS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四川林地动态变化

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对四川省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林地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利用遥感和GIS技术获取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0年的土地利用数字数据以及土壤侵蚀数字数据。利用GIS技术获取坡度分级数据、环境质量等级数据、地貌分区数据和地市州行政单元数据。将所有数据转化和重采样为100m分辨率的栅格数据。再次,将所有数据投影到同一投影同一坐标系上。利用GIS的提取、叠加和统计分析功能对林地动态变化特征及其背景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林地净增面积主要来源于草地和其它用地,而林地净减少部分的主要去向是耕地和建设居民用地,总体上,林地净减少7972hm^2;净增林地的区域主要是广元市、绵阳市和达州市或盆周山地和丘陵地区。净增林地的区域主要位于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坡度等级较低,土壤侵蚀为强度和中度的区域。净减少林地的区域主要位于生态环境质量中等、水土流失较轻、坡度较大的区域。就林地的生态功能而言,局部区域改进,总体下降;退耕还林的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还未能显现。建议加大对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山区的森林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对甘孜藏族自治州、乐山市、雅安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处的森林保护力度,加大对脆弱生态和陡坡环境的森林保护力度。     

禁牧政策下宁夏盐池县农户适应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禁牧政策下农户的适应策略是农户为了应对外界干预而做出的各种适应性改变,生计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对比分析禁牧初期和禁牧10a农户生计模式、养殖及种植方面的变化,并以农户的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运用有序多分类和二项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适应策略(农户生计多样性、养殖规模及养殖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与禁牧初期相比,当前农户的适应策略主要表现为农户生计模式具有初步非农化倾向,生计多样性增加,大部分农户养殖规模减小或不变,农户生产结构有所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减小,单只羊的养殖成本增加。2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对其适应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农户生计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养殖规模变化的主要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影响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主要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因素。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虽覆盖全部地区,但其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修复成本与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缺少对外围农户受偿意愿的关注。基于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的553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VM法、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向农户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调查区域85.53%的农户具有较强受偿需求,这一意愿具有生计方式、收入层次以及流域差异,经Heckman期望值估计方法调整后,农户受偿水平为1250.5元户^-1 a^-1。(2)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草场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受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牲畜存栏量与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生产性工具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是否为脱贫巩固户身份对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汉语水平与农户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是否常去村级文化中心正向影响农户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