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龙门山地区下泥盆统平驿铺组的遗迹化石

四川龙门山甘溪剖面下泥盆统平驿铺组的滨浅海相地层中赋存无脊椎动物遗迹化石,可识别出居住迹、停息迹、觅食迹3大类,鉴定为11属,包括Arenicolites,Chondrites,Cylindrichnus,Diplocraterion,Palaeophycus,Planolites,Phycodes,Rhizocorallium,Rusophycus,Skolithos和Thalassinoides。根据遗迹化石特征及其沉积环境,可识别出5个遗迹组合:1)Planolites-Palaeophycus遗迹组合,主要由觅食迹组成,指示低能的砂质近滨环境;2)Rusophycus-Phycodes遗迹组合,主要是觅食迹和停息迹,形成于低能的近滨环境;3)Chondrites-Palaeophycus遗迹组合,主要是居住迹和觅食迹,反映了贫氧低能的近滨下部环境;4)Skolithos-Cylindrichnus遗迹组合,主要由居住迹组成,形成于高能的前滨环境;5)Skolithos-Diplocraterion遗迹组合,主要为居住迹和觅食迹组合,反映了低能、食物丰富的近滨上部环境。     

川西峨眉晚白垩世夹关期河流沉积中的痕迹化石群落*

晚白垩世夹关组中的痕迹化石群落至少由12个痕迹属17个痕迹种组成,其中包括5个新痕迹种,即Cystichrtium cuwatitivum,Steinichnus laryus,Paradidymaulichnus emeiertsis,Monmorphichnus lineates和Rusophycus univalvis.这一化石群落主要是无脊椎动物的进食迹、觅食迹、爬迹、停息迹和居住迹,其中多数呈下浮痕和全浮痕保存,并形成于经常干旱的河流环境(大多出现在泛滥平原沉积中).该群落可识别出两个痕迹化石组合,即1) Scoyenia-Steinichnus-Rusophycus组合,它主要产自泛滥平原和漫滩环境;2)Skolithos-Arenicolites组合,它代表一种水道砂坝或曲流砂坝环境.     

西藏日喀则恰布林剖面大竹卡组孢粉组合及其时代和古环境、古地理意义

西藏日喀则沿雅鲁藏布江分布的大竹卡组为一套杂色的砂砾岩沉积.与新生代印度-劳亚板块的碰撞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具有密切的联系.迄今为止,其中尚未有可靠的化石发现用于指示时代.当前研究根据从大竹卡组中的一些粉、细砂岩中获得的较丰富的孢粉化石,首次探讨其沉积时期的古植物区系和陆地生态环境特征.孢粉组合以榆科和胡桃科具孔类和壳斗科三(拟孔)沟类被子植物花粉占优势,也见有较多的蕨类植物孢子和裸子植物两气囊花粉,其时代可能是渐新世-早中新世.孢粉组合反映大竹卡组沉积期间恰布林一带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揭示印度、劳亚大陆碰撞早期的热带-南亚热带低山丘陵环境.植物区系横向对比表明,恰布林自始新世末以来向北位移了大约500km.     

疑源类优势属丰度与相对海平面变化

湖北宜昌兴山古洞口剖面分乡组鉴定出19属,33种疑源类化石。分乡组上部样品中疑源类化石大量产出,其中Polygonium、Rhopaliophora、Stelliferidium占绝对数量优势。通过对比优势属丰度与相对海平面变化,发现Rhopaliophora对海水深度变化反应敏感,是良好的深水环境指示分子;Stelliferidium的相对丰度存在随海水深度增加而增长的趋势,但变化不甚明显;Polygonium相对丰度的增减与相对海平面变化没有明显相关性。     

西藏南部堆纳地区上白垩统及下第三系遗迹化石及其环境意义

描述我国西藏南部堆纳地区宗山组下部及基堵拉组中的遗迹化石。宗山组中的遗迹化石组合可归属于Ｚｏｏｐｈｙｃｏｓ遗迹相,该遗迹相可进一步划分产于富氧条件下的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ｎｏｉｄｅｓ－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遗迹及产于贫氧条件下Ｚｏｏｐｈｙｃｏｓ－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ｓ遗迹亚相。基堵拉组中的遗迹化石组可归属于在高能的潮下带的临滨和潮间带的前滨环境下产生的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遗迹相。     

苏铁属植物叶表皮特征及其分类学和古生态学意义

苏铁属(Cycas)作为一类古老的裸子植物,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史,因此,深入研究其形态特征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有望为古环境重建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本文分析西双版纳和深圳两地植物园栽培环境下27种苏铁属植物的叶表皮特征及气孔参数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气孔参数与系统发育的关系。结果表明:(1)苏铁属内叶表皮特征保守稳定,具有一定的分类学意义:依据表皮细胞及气孔器特征划分了四种叶表皮类型,可为苏铁现生植物或化石的鉴定提供参考。(2)四种叶表皮类型指示了不同的原生生境特征,对古环境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3)同一环境下,气孔参数在属内的种间差异显著,其次,气孔指数在属内变化与系统发育有关,除气孔指数具显著的系统发育信号外,其余气孔参数均无显著系统发育信号。本研究结果表明气孔参数法重建古大气CO2浓度时,需尽可能利用亲缘关系相近、叶表皮和生境皆相似的代理种,并明确气孔参数与大气CO2分压的相关关系在种间的异同,从而提高该方法的有效性。     

西秦岭甘南地区二叠纪–三叠纪遗迹化石及其古环境意义

西秦岭甘南地区晚二叠世–中三叠世半深海–深海相地层中赋存丰富的遗迹化石,出现了居住迹、觅食迹、停歇迹和牧食迹4大类,14属,包括:Arenicolites、Chondrites、Dictyodora、Diplichnites、Diplopodichnus、Helminthopsis、Laevicyclus、Lockeia、Nereites、Palaeophycus、?Phycodes、Planolites、Protovirgularia、Scolicia。二叠纪乐平统毛毛隆组主要包括Protovirgularia组合、 Dictyodora–Helminthopsis组合和Diplichnites–Palaeophycus组合,上述3个遗迹化石组合主要由牧食迹和觅食迹组成,结合沉积相标志,指示了斜坡相沉积环境。早三叠世山尕岭群识出现了Diplopodichnus–Planolites组合,结合相应岩性及沉积相标志,反映了斜坡–盆地的深海沉积环境。中三叠世古浪堤组出现了Laevicyclus组合和丰富多样的沉积构造,指示了浊积扇的内扇环境。     

川中-川南地区上三叠统滨浅湖沉积中的遗迹化石

川中-川南地区上三叠统滨浅湖沉积中产有丰富的动物遗迹化石,识别为3大类6属8种,包括Sko-lithos linearis,S.verticalis,Ophiomorpha nodosa,Planolites beverleyensis,P.montanus,Palaeophycus tubularis,Taenidiumsatanassi和Cochlichnus anguineus,另外,逃逸构造也很发育。这些遗迹化石主要是无脊椎动物的居住迹、进食迹和觅食迹,大多为全浮痕和上浮痕保存。根据遗迹化石的组合特征及其沉积环境,可识别出3个遗迹组合:1)Skolithos linearis遗迹组合,主要由长的垂直或高角度倾斜的悬食居住潜穴构成,反映高能的砂质滨湖环境;2)Cochlichnus-Planolites遗迹组合,主要由进食迹和牧食迹组成,形成于低能的滨湖沼泽环境;3)Skolithos-Planol-ites遗迹组合,以居住潜穴和进食潜穴为主,遗迹化石的丰度较高,代表潮湿气候条件下的浅湖环境。根据生物扰动的分布及扰动强度,浅湖中可识别出两类扰动类型,即1)砂泥边界扰动,扰动主要发育于砂泥交界处,代表了浅湖下部环境;2)薄砂层扰动,扰动主要发育于薄砂层中,主要出现于浅湖中下部沉积中。     

哺乳动物化石群落线指示的甘肃临夏盆地晚新生代环境演变(英文)

哺乳动物群的演替过程在重建古环境和古气候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群落线(cenogram)是将陆生哺乳动物群中非肉食性种类按体重分布顺序排列的一种曲线,并可在图中将肉食性种类单独排序,以便显示动物群的整体组成。通过与现生哺乳动物群的比较,化石动物群的群落线已经被用来推断古环境及其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变化。基于甘肃临夏盆地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群的群落线进行古环境重建,时代从晚渐新世直到早更新世。大多数化石种类的体重通过下第一臼齿面积与体重的回归公式来估计,少数种类用其他牙齿或肢骨来估计。大多数体重估计的测量数据来自临夏盆地的化石,少数取自文献。对7个化石动物群分别计算群落线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进行古环境解释。这些分析揭示了临夏盆地在晚中新世、早上新世和早更新世具有开阔的环境,晚渐新世是半开阔的林地,而中中新世为比较紧密的森林;在晚渐新世和晚中新世早期气候干燥,晚中新世的其他时段以及早上新世和早更新世为半干旱环境,而中中新世时期相当湿润。     

塔里木盆地下志留统遗迹组构及其环境解释

遗迹组构是由生物成因改造的沉积岩组构,是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文中运用生物扰动指数和遗迹组构组分图解综合分析方法在塔里木盆地下志留统塔塔埃尔塔格组中建立４个遗迹组构,即反映下临滨和滨外环境的Ｈelminthopsis-Diplocraterion复合遗迹组构,反映了下临滨环境的Ｐalaeophycus遗迹组构和Ｓkolihos遗迹组构,反映中上临滨环境的Ｓkolithos-Arenicolites遗迹组构,对遗迹化石和生物扰动构造进行阶层分析,从中识别出受固底质控制的遗迹化石Ｄiplocraterion,常代表层序地层学中的重要界面。     

浙江沿岸水域软体动物群落结构分析

根据2019年全年4个航次浙江沿岸海域单船底拖网调查资料,分析了4个季节浙江沿岸海域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优势种及资源密度分布,采用生态多样性指数、物种相似性指数(J_s)、群落季节更替指数(AI)和迁移指数(MI)、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ABC曲线)分析了群落物种多样性、动态变化及其稳定性。结果表明:浙江沿岸海域全年共捕获软体动物62种,隶属于3纲, 10目, 32科。腹足纲(螺类)出现种类30种,占软体动物总种类数的48.39%;头足纲(头足类)出现种类19种,占软体动物总种类数的32.63%;双壳纲(贝类)出现种类13种,占软体动物总种类数的20.98%。软体动物群落优势种为长蛸(Octopus variabilis)、剑尖枪乌贼(Loligo edulis)、棒锥螺(Turritella bacillum)、多钩钩腕乌贼(Abralia multihamatai)和双喙耳乌贼(Sepiola birostrata),优势种的季节变化差异较大。浙江沿岸海域软体动物年平均资源密度为204.94 kg/km²,其中夏季平均资源密度为全年最高,冬...     

东亚地区植被气候类型在温度、降水量坐标中的表达

本文利用东亚地区国家的气候和植被资料,根据温暖指数和年平均气温,湿润指数和年平均降水量的关系,建立了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两坐标轴上刻划东亚地区植被分布格局的方法,结果表明,此方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东亚地区植被气候类型的实际分布,利用此方法可以由温度和降水量因子容易地预测东亚任一地区自然或潜在的植被气候类型。     

水热积指数的估算及其在中国植被与气候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试图利用大气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可能蒸散和土壤水分平衡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水热积指数,并应用年平均气温、年土壤水分盈亏值和水热积指数三个气候变量来限定植物群落组合,构成一个圆形的生命-气候图式。根据全国689个标准气象台站的气候资料,计算了中国8个植被地带和26个亚地带的年平均气温、年土壤水分盈亏和水热积指数,绘制了各气候指标在中国的分布图及散点图,较好表现了中国各植被类型与气候指标的关系和格局,包括寒温带针叶林、冷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温带草原、温带荒漠、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并得到了中国各植被地带的气候指标范围及界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年平均气温的等值线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大陆的热量梯度,经度和纬度方向的区分均较明显;年土壤水分盈亏曲线的等值线则比较零乱;综合了热量和水分差异的水热积指数等值线与热量梯度和水分梯度均有一定的对应性,与植被类型的对应也较好。这是在宏观尺度上进行的植被与气候关系研究的一种尝试。     

中国特有种川榛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气候环境因子的关系分析

采用查询资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中国特有种川榛(Corylus kweichowensis Hu)的地理分布资料以及各分布区的气象数据;利用Kira温暖指数、Kira寒冷指数、徐文铎湿度指数、Holdrige生物温度、Holdrige可能蒸散率和Holdrige可能蒸散量对川榛地理分布格局与气候水热指标的关系进行研究;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川榛分布的气候水热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川榛分布于中国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平分布范围为东经102°06′~121°59′、北纬25°11′~37°38′,分布的最北端和最东端均位于山东省牟平县,最南端和最西端分别位于贵州省安龙县和四川省泸定县;垂直分布海拔为300~2500 m,集中分布海拔为500~1000 m,主要分布于秦岭、伏牛山、大别山和大巴山等山系.川榛分布区的年均温、Kira温暖指数、年降水量和Holdrige生物温度的最适范围分别为1124℃~1772℃、9153℃·月-1~14924℃·月-1、59638~160175 mm和1166℃~1754℃,Kira寒冷指数、徐文铎湿度指数、年空气相对湿度、Holdrige可能蒸散量和Holdrige可能蒸散率的均值分别为-673℃·月-1、911、7481%、86025 mm和089,其分布南界和北界的Kira温暖指数、Kira寒冷指数和年降水量的范围分别为6290℃·月-1~16910℃·月-1、-3990℃·月-1~-110℃·月-1和42550~205820 mm;按照Holdrige分类系统,川榛属于暖温带和亚热带湿润森林生命地带类型中的树种,生态适应性较广.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限制川榛地理分布的气候水热条件由高到低依次为低温条件、高温条件、湿度条件,因此,园艺化栽培川榛时可首先考虑1月均温、Kira寒冷指数、极端低温、无霜期和年均温等因素.     

黄土高原地区主要植被类型的气候梯度分布

应用Thronthwaite的方法,对黄土高原286个气象站(台)的某些气候指标进行了计算,其中包括校正的潜在蒸散(APE)、水分指数(IM)、热量系数(TE)、干旱指数(IA)和湿润指数(IH)。同时,得到了每项气候指标的地理回归模型,并利用各项地理回归模型分别做出了各项气候指标的地区分布图。APE和IM与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格局有密切的关系。本区大多数的植被类型的IM均为负值,照例划入干旱亚湿润-半干旱-干旱(dry subhumid-semiarid-arid)地区内,而大部分植被的TE在57.1—85.5之间,应属中温范畴。植被与气候指标的相关性表明:黄土高原南端的地带性植被,实际上为干旱森林、疏林和灌丛,它们在性质上与分布于山地上的辽东栋(Quercus liaotungensis Koiz.)林有所区别。     

用于全球变化研究的中国植物功能型划分

 植物功能型(Plant functional types, PFTs)作为沟通植物的结构和功能与生态系统属性的桥梁,随着全球变化与植被的关系研究的深入而受到广泛重视。植物功能型的划分依赖于研究的背景、尺度和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区域尺度全球变化研究的需要,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植物关键特征的植物功能型划分方法。该方法首先选择了6项植物特征,包括3项冠层特征：木本-草本、常绿-落叶和针叶-阔叶,以及3项生理特征：光合途径(C3 / C4)、植物的水分需求和热量需求,作为划分植物功能型的关键特征;然后,先根据植物冠层特征划分得到5个基本类型,再根据水分和热量条件进行详细划分,得到29种备选类型;需要时,再根据研究目的从这29种备选类型中选择所需类型。根据这个方法,在充分考虑了我国季风气候条件下特有的水热配置和高海拔环境对植物的形态和功能特征影响的基础上,从备选类型中选择了一套适合中国气候和植被特征的植物功能型体系。这套体系包括18类植物功能型,其中含7类‘树’功能型、6类‘灌木’功能型和5类‘草’功能型,另根据需要设置2类‘裸地’功能型。并且根据植物的生理生态特征和中国植被的地理分布确定了用于限制植物功能型分布的气候因子,这些气候因子包括绝对最低温度、最暖月平均温度、有效积温、年最热月平均温和最冷月平均温之差、湿润指数、年均降水量。应用表明,这套植物功能型可用于模拟我国植被在当前气候条件下的分布。该研究为发展适于我国的植被模型和区域气候模型、评估全球变化对我国植被的影响及植被变化对气候的反馈作用提供依据与参数。     

科尔沁沙地差巴嘎蒿群落及种群生态特征

对科尔沁不同类型沙地上差巴嘎蒿群落内物种重要值、多样性等生态特征进行分析后,将其划分为3个类型：差巴嘎蒿 1年生植物群聚、差巴嘎蒿 禾草类群丛、冷蒿 黄蒿+禾草类群丛,分别分布于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上.随着沙地基质固定程度的增加,差巴嘎蒿群落由差巴嘎蒿-1年生植物群聚(先锋群落、盖度＜10%、多样性指数0.33)演替到差巴嘎蒿-禾草类群丛(盖度30%～35%、多样性指数0.56)再演替到冷蒿 黄蒿＋禾草类群丛(草原群落、盖度40%～45%、多样性指数0.59).在差巴嘎蒿群落演替过程中,差巴嗄蒿种群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在流动沙地上为增长型;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上为衰退型.人工种植5年后差巴嘎蒿种群年龄结构为增长型,人工种植18年后为稳定型.     

中国人口分布的自然成因

中国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性,明晰人口分布格局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增进对人地关系的理解,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人口密度为指标,采用洛伦兹曲线与空间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并探讨了自然因素组合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以及人口分布与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干燥度、净初级生产力、地表粗糙度、距海岸线距离等16个指标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 中国人口分布集聚现象显著,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以高、中、低人口密度为主,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正空间关联特征;人口密度与河网密度、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净初级生产力、≥5 ℃积温、降水量变异、相对湿度、温暖指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相对高差、平均高程、日照时数、地表粗糙度、距海岸线距离呈显著负相关;气候因子(年均温度、温暖指数、降水量变异、净初级生产力)、地形因子(地表粗糙度、相对高差)和水系因子(河网密度)为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建议加强对东部高人口密度区的生态环境监控,避免因人口增长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同时,强调对中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育,增强这些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减缓东部地区高人口密度的生态环境压力.     

滇西北高原湿地景观变化与人为、自然因子的相关性

人为活动的干扰与自然因子的变化共同作用于湿地生态系统,但两者对湿地生态系统作用的贡献率存在差异,目前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基于面向对象分割和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技术方法,研究了滇西北高原典型湿地纳帕海汇水区内28年来(1987—2015年)的湿地类型、分布及其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并探讨其与当地人为活动的干扰(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自然因子(主要气候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湿地总面积共计减少2456.46 hm~2,其中,原生沼泽、沼泽化草甸和草甸面积分别减少了1152.07,1257.72,202.74 hm~2,湖泊面积增加了156.07 hm~2;(2)湿地景观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斑块数量(NP)由1987年的221增加到2005年的299,随后减少到2015年的260;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由1987年的1.81增加到1999年的1.84,随后减少到2015年的1.75;聚集度指数(contagion index)由1987年的52.82减少到1999年的52.02,随后增加到2015年的53.49;(3)湿地分布面积和香农多样性指数与第一、二、三产业值,以及年均温度呈负相关,与降水量呈正相关;斑块数量、聚集度指数均与第一、二、三产业值,以及年均温度呈正相关,与降水量呈负相关;(4)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对湿地面积和景观多样性指数变化的解释度为63.50%,气候因子对其的解释度为36.50%。整体上,人为活动的干扰是导致该区域湿地不断萎缩、景观多样性改变的关键驱动力。减缓人为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过度影响,是当地保护湿地资源、维护湿地生态功能的关键。     

中国人口分布的自然成因

中国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性,明晰人口分布格局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增进对人地关系的理解,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人口密度为指标,采用洛伦兹曲线与空间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并探讨了自然因素组合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以及人口分布与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干燥度、净初级生产力、地表粗糙度、距海岸线距离等16个指标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 中国人口分布集聚现象显著,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以高、中、低人口密度为主,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正空间关联特征;人口密度与河网密度、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净初级生产力、≥5 ℃积温、降水量变异、相对湿度、温暖指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相对高差、平均高程、日照时数、地表粗糙度、距海岸线距离呈显著负相关;气候因子(年均温度、温暖指数、降水量变异、净初级生产力)、地形因子(地表粗糙度、相对高差)和水系因子(河网密度)为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建议加强对东部高人口密度区的生态环境监控,避免因人口增长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同时,强调对中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育,增强这些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减缓东部地区高人口密度的生态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