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小高全新世早期遗址人类对獐的利用

小高遗址是山东地区近年来发现的一处全新世早期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獐骨骼。本文主要从年龄结构、季节性特征及骨骼单元分布频率等角度对獐的骨骼进行研究。年龄结构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的狩猎对象以7-24个月的青年和中年的个体为主;且越到晚期,未成年个体所占比例越高,这表明大多数獐是在接近或达到最大体重后成为人类的狩猎对象,且人类狩猎活动对獐的种群结构造成了一定影响。季节性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对獐的狩猎活动多发生在食物资源比较短缺的冬季及春季。骨骼单元分布频率和骨骼破裂程度研究表明,小高遗址可能还存在对骨髓的充分开发与利用。结合獐的生物学特征,我们认为,小高先民对獐的利用模式符合全新世早期动物资源广谱性和强化利用的特征,也表明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周口店田园洞梅花鹿年龄结构分析

从牙齿主尖釉质层、齿质暴露程度、齿窝封闭情况、齿冠的相对高度、咀嚼面的磨蚀程度及牙冠齿缘釉质层的联合程度等方面对田园洞梅花鹿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划分.研究结果显示,中年、青年个体占主体,其次为幼年和老年个体.这表明动物死亡的原因不是自然死亡,很可能是史前人类狩猎造成的灾害性死亡.     

现代狩猎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作用

尽管现代狩猎有别于传统狩猎,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国际上有大量学者从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狩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本文综合国内外文献,综述了狩猎在种群动态、行为、基因及表型方面可能对野生动物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 规范管理下的适当狩猎是管理野生动物种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野外种群数量的恢复甚至增加.但过度或不当的狩猎会影响野生动物种群性比、出生率和死亡率,改变动物觅食行为及社群空间行为,对动物基因及表型产生人工选择.国际上很多国家已成功开展适当的狩猎活动,而我国要想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科学应用狩猎,应基于生态学、经济学理论,参考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科学制定狩猎限额,加强狩猎监督管理,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季节和集群大小影响震旦鸦雀对人类接近的响应

本研究对震旦鸦雀在人类接近时的行为响应进行了观察,探讨集群大小以及季节性对人类接近时震旦鸦雀行为响应的影响.在人类靠近的情况下,震旦鸦雀个体或 者集群会采取逃逸、哨兵行为和警戒鸣叫或这些行为的组合做出反应,哨兵行为和警戒鸣叫常常伴随出现.人类接近时,出现哨兵行为和警戒鸣叫的个体和集群的比例呈现明显的月变化,在繁殖季节(4-9月),哨兵行为和警戒鸣叫出现的平均比例远低于非繁殖季节(10月-次年3月);出现哨兵行为和警戒鸣叫的集群比例随着集群大小的增加而增加.震旦鸦雀的集群大小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繁殖季节以单只和较小集群为主,而非繁殖季节以较大集群为主.人类接近时, 不同季节和不同集群大小中哨兵行为和警戒鸣叫的出现与否呈现极显著的差异,方差分量估计表明警戒行为表现的差异主要由集群大小引起     

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生计方式——老奶奶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本文对郑州晚更新世老奶奶庙遗址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埋藏学观察显示动物遗存的堆积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动物遗存主要由马科和原始牛构成,还包含羚羊、鹿类、野猪、犀牛等。对马科动物的分析表明:人类很可能把猎物整体搬运到遗址上进行屠宰。动物骨骼中的骨髓与油脂被充分提取,成为人类饮食的重要构成,反映了狩猎采集者最大化地获得食物的生计策略。马科动物和原始牛的死亡年龄结构显示:人类以获取成年个体为主,暗示了人类狩猎能力和集体协作行为的发展。本研究试图为进一步认识中原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生计方式与文化发展提供依据。     

散放条件下春季梅花鹿行为时间分配的研究

梅花鹿 (Ｃｅｒｖｕｓｎｉｐｐｏｎ)是我国珍贵的经济动物 ,梅花鹿野生种群数量极少 ,主要分布在吉林东部、四川诺尔盖、江西彭泽、安徽南部以及浙江西部[14 ] ,是国家 1级保护动物。国内对梅花鹿行为学研究仅对活动节律[2 ] 、性行为[7] 、社群行为[12 ] 有一些零星报道[8,11,13,14 ] ,尚未见有关行为时间分配及其与性别和天气之间关系的报道。我们于 1998年4～ 5月对散放条件下东北梅花鹿 (Ｃ .ｎｉｐｐｏｎｈｏｒ ｔｕｌｏｒｕｍ)的行为时间分配进行了研究 ,为保护梅花鹿这一濒危物种研究提供基础资料。1　研究地区与方法1 1　自然概况黑…     

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

狩猎采集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了上百万年,尤其在晚更新世之末全新世之初他们的适应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单一。本文提出一个简约的模型来模拟狩猎采集者可能的适应行为的变化。这个模型利用我国431个气象站三十年的气候材料,模拟狩猎采集者的生态环境与可能的食物资源,然后参考民族学上狩猎采集者的材料来推定我们假想的狩猎采集者的生计特征,进而预测他们可能的适应行为的变化,尤其是这些变化的地理分布,这对于我们探讨史前狩猎采集者适应行为变迁的规律可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日本梅花鹿与大丰麇鹿发情期反刍行为的差异

家养有蹄类动物的反刍行为已有大量研究,而受限于野外条件,野生有蹄类动物反刍行为的研究有限。以往研究认为,体型可能是影响动物反刍行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日本奈良公园日本梅花鹿Cervus nippon nippon和中国江苏大丰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为研究对象,观察记录并比较分析了发情期的日本梅花鹿与发情期的麋鹿在卧息时反刍行为的种内及种间差异。按照年龄性别差异,分5种类型(成年雄性、成年雌性、亚成雄性、亚成雌性和幼鹿)研究两物种食团咀嚼时间、咀嚼频率和咀嚼速率的差异。结果表明,1)日本梅花鹿的咀嚼速率和食团咀嚼时间受性别-年龄的显著影响:咀嚼速率为幼体>亚成雌性>亚成雄性>成年雌性>成年雄性,而食团咀嚼时间为成年雄性>亚成雄性>成年雌性>亚成雌性>幼体;2)性别-年龄对麋鹿咀嚼频率有显著的影响,成年雄性<成年雌性<亚成雄性<亚成雌性<幼体;3)两物种在咀嚼频率、食团咀嚼时间和咀嚼速率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体型更大的麋鹿咀嚼速率更慢,食团咀嚼时间更长。与体型相关的性别及年龄显著影响了日本梅花鹿和麋鹿的反刍行为。     

中国梅花鹿地史分布、种和亚种的划分及演化历史

对中国梅花鹿地史分布、种亚种的划分及其演化历史作了系统的研讨。认为从早更新世至现代,东亚季风区的梅花鹿应是一个多向度种,中国的梅花鹿可划分为９个亚种。指出梅花鹿可能在上新世晚期发源于我国的华北地区,更新世期间曾广泛公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和青藏区的东部,全新世后其分布区急剧地缩减与更新世至全新世青藏高原的强烈抬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冰期后人类活动的影响。同时揭示了梅花鹿的演化谱系和我国野     

华南地区史前人类骨骼的生物力学特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华南地区史前时期人类在行为活动上的历时性变化,希望在此基础上认识该地区史前人类文化行为模式和生业方式变迁问题。应用骨骼生物力学方法,对顶蛳山遗址、鲤鱼墩遗址、冲塘遗址、江边遗址及何村遗址古人类肢骨的相关骨骼生物力学特征进行了比较,并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和生业方式下进行了更多人群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华南地区史前时期在距今8000-4000年的时期内,不同考古学文化人群在活动方式上较为相似。虽然多数华南史前时期人群之间在骨骼的抗压和抗拉伸力以及抗扭转力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他们都表现出较高的活动性,均未显示出低水平行为活动的现象。这些人群在诸多骨骼生物力学特征上与已知的狩猎—采集型人群的最为相似,与农业定居型人群的差异显著。本文认为上述华南史前时期人群在行为活动上更接近狩猎-采集型。     

森林采伐对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冬季生境选择的影响

2011年和2012年的冬季在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用随机样方法,调查了森林采伐对梅花鹿冬季生境选择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梅花鹿冬季在采伐迹地和非采伐区生境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采伐迹地,梅花鹿多在植被密度适中或稠密、覆盖度适中或较高、海拔200 m以上的生境活动;在非采伐区,梅花鹿多在植被高度低于1 m、植被密度适中、海拔400 m以上的生境活动。森林采伐后第3年梅花鹿的活动利用强度最大。     

远古人类的狩猎方式

采集和狩猎是远古人类赖以生存的两项基本手段。据人类学家的研究,早期人类(至少是在南方古猿阶段)主要吃富含非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换言之人类初期是以采集植物为主,食物中少量的蛋白质是靠捕捉一些小型动物如鱼类、鸟类、啮齿类等。有时也可能靠分食那些刚刚死去动物的肉来获得。随着对动物习性的了解以及木器、石器、骨器技术的不断完善,人们开始狩猎并逐渐地变换狩猎方式。改进狩猎工具,使得狩猎在远古人类的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对人类自身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南梅花鹿分布及活动规律

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在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千顷塘区域,利用网格式红外相机法,对华南梅花鹿的分布及活动规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华南梅花鹿在千顷塘区域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均有分布。其中华南梅花鹿在1200—1300 m的高海拔区域拍摄率最高(10.32%),其次是700—800 m的区域,而600—700 m的低海拔区域最低;在6种不同植被类型中,落叶阔叶林中拍摄率最高(4.60%),其次是针叶林,而常绿阔叶林最低。华南梅花鹿各月份的日活动差异指数α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冬季的α值的平均数明显高于其他3季,这表明华南梅花鹿在冬季的活动时间分配相对其他季节更不均匀,活动时间较为集中。华南梅花鹿各月份间的昼行性指数β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年度各月份β值的平均值为0.60(13/24),表明华南梅花鹿是一种昼行性动物。利用季节性活动强度指数γ发现,华南梅花鹿四季活动有两个低谷期(10:00—11:00和19:00—20:00),γ值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日活动高峰期一般有3个(7:00—9:00,12:00—14:00,17:00—19:00)。     

广西田东中山遗址洞外岩厦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研究北大核心CSCD

对广西田东中山遗址洞外岩厦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的研究表明,该批动物遗存至少代表39个属种。中山遗址原始居民以此地作为居住地,会到远处进行狩猎,其生业模式以狩猎为主;对骨骼的利用尚处在初级阶段,未发现精细的加工方式。动物骨骼遗存均来自野生动物,原始居民未开始饲养家畜。当时的中山遗址地处以林缘灌丛、低山森林景观为主的山间盆地中,不远处有成片的草地,并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这些信息对探讨中国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生存行为、生境状况及演化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田东中山遗址洞外岩厦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研究

对广西田东中山遗址洞外岩厦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的研究表明,该批动物遗存至少代表39个属种。中山遗址原始居民以此地作为居住地,会到远处进行狩猎,其生业模式以狩猎为主;对骨骼的利用尚处在初级阶段,未发现精细的加工方式。动物骨骼遗存均来自野生动物,原始居民未开始饲养家畜。当时的中山遗址地处以林缘灌丛、低山森林景观为主的山间盆地中,不远处有成片的草地,并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这些信息对探讨中国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生存行为、生境状况及演化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     

同域分布黑叶猴和熊猴的活动时间分配比较

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在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选择一群黑叶猴和两群熊猴作为观察对象,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收集相关的行为数据.通过比较两种灵长类活动时间分配的数据来探讨食物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对两种灵长类动物活动时间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休息在黑叶猴的活动时间分配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熊猴; 熊猴用于移动的时间比例明显高于黑叶猴.两种灵长类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应对喜食食物的季节性短缺.当旱季嫩叶和果实的可获得性降低时,黑叶猴明显增加用于移动和觅食的时间比例,相应减少用于休息的时间.与此相反,熊猴明显减少用于移动的时间比例,相应地增加用于社会性理毛的时间比例.分析表明,食物的可获得性以及食物组成的差异可能是影响同域黑叶猴和熊猴活动时间分配差异的重要因素.     

Sexual differences and sex ratios of dioecious plants under stressful environments

雌雄异株植物对环境胁迫响应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比例 雌雄异株植物在性特征(繁殖器官)和次级性特征(植物的特征)均表现出性二态。形态、生理与生态特征等次级性特征的性别差异,通常在繁殖成本和其他功能性状之间存在着权衡。尽管有证据表明性二态对环境胁迫的响应不一定存在于所有植物中,但次级性特征的权衡可能受到环境胁迫的影响。当植物表现出性二态时,不同的物种与胁迫因子可以导致性别特异性的响应。因此,胁迫作用对雌雄异株植物影响的概括性研究是必须的。另外,性二态可能会影响雌雄异株植物沿着环境梯度的频率和分布,引起生态位分化与性别空间分异。目前,控制性别比例偏差的原因和机制还知之甚少。本综述旨在讨论不利环境下的性别特异性响应与性别比例偏差,有利于深入的理解性二态对环境胁迫的响应。     

桦甸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与孢粉

桦甸仙人洞旧石器遗址的上、下文化层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 本文通过动物化石的分布状况、出土状态分析, 复原了上、下文化层沉积时期古人类的狩猎和处置猎物的行为, 总体来看, 远古人类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 晚期古人类比早期对猎物资源开发得更彻底。另外, 从洞穴内大量碎骨片和石制品来看, 该洞穴可能为临时的营地或者屠宰场。通过对动物群组成、年代和孢粉分析的综合研究, 认为该遗址所处环境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总体处于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中, 植被以草原为主, 伴有少量森林。这一研究为探讨中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生存行为和演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和数据。     

江西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生境适宜性评价

华南梅花鹿(Cervus nippon)被IUCN列入濒危物种,也是我国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种群仅分布于江西、浙江、安徽等狭窄的区域内,形成多个孤立种群,生境破碎和丧失被认为是限制梅花鹿种群增长的主要原因。于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对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栖息地进行了野外调查,利用空间模拟方法,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以植被类型、坡度、坡向、海拔和人类干扰活动作为评价因子进行了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桃红岭地区以森林为主,各类林地面积约9 488.15 hm~2,占75.90%,植被类型分为落叶阔叶林、针叶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丛和芭茅丛,面积分别为1664.57、1638.63、3438.21、1247.15、87.85、1143.88、60.92 hm~2和206.94 hm~2。在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2233.99 hm~2和2980.24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61%和24.83%;而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1224.04 hm~2和2164.70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0.20%和18.04%。由于梅花鹿的生境受到居民点、主要道路、农田耕作、森林采伐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大量适宜和次适宜生境丧失、隔离,景观破碎度指数由0.4345增加到0.5898。以潜在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保护区梅花鹿环境容纳量为(568±160)只,而以实际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则只能容纳(368±105)只。适宜生境的丧失和破碎可能是限制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种群恢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提出了管理措施。     

珍稀动物--梅花鹿及其研究

梅花鹿曾广泛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茸角、鹿血、鹿胎等是传统的名贵药材、长期以来梅花鹿受到严重的狩猎压力,国内的野生梅花鹿种群大部分已经绝灭,仅在四川、江西和东北的少数几个地方还残存几个数量非常少的种群,是我国的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我国饲养梅花鹿的历史较长。已有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鹿产品的理化特性、化学成分、炮制方法和药效等方面。我们对于野生梅花鹿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知识还很匮乏。国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野生种群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日本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梅花鹿的生物学特性,鹿产品的经济价值以及国内外对于梅花鹿的研究进展知识,有助于我们对梅花鹿的了解、保护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