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假说对内蒙古草原群落物种多样性格局的解释

物种丰富度的地理格局是宏观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的中心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内蒙古草原192个野外样地的调查数据, 结合各样地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等9个气候因子, 探讨内蒙古草原物种丰富度格局及其主导因素, 以确定气候假说在该区的适用性。结果表明: (1)内蒙古草原物种丰富度经度格局显著, 呈现沿经度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同时由于经纬度的共线性, 也呈现出沿纬度升高而增加的趋势。(2)方差分解显示, 能量单独解释率为2.7%, 水分单独解释率为11.4%, 水分和能量共同解释率为46.3%, 未解释部分为39.6%, 可见能量与水分的共同作用在物种丰富度格局形成中占主导地位, 支持水热动态假说。这说明水热动态假说适用于解释内蒙古草原物种丰富度 格局。     

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被进行实地调查,对该地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及其群落组成进行研究,并选取11个影响物种丰富度的气候因子和地形因子,利用PCA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探讨气候、地形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该区共有植物15科32属38种,植物群落种类匮乏,物种组成单一,植物生活型主要以灌木、多年生草本为主,占所有物种的80%以上;植物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群落组成明显受到水热条件的制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区物种丰富度与能量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与水分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水分、能量共同制约了该地区的物种丰富度,二者的共同解释率为44.3%。此外,地形因子对研究区物种丰富度也存在一定影响,能进一步提高环境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解释率。总之,库姆塔格南缘物种组成单一、物种丰富度格局受到水热条件的共同制约,同时地形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被进行实地调查,对该地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及其群落组成进行研究,并选取11个影响物种丰富度的气候因子和地形因子,利用PCA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探讨气候、地形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该区共有植物15科32属38种,植物群落种类匮乏,物种组成单一,植物生活型主要以灌木、多年生草本为主,占所有物种的80%以上;植物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群落组成明显受到水热条件的制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区物种丰富度与能量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 0.05),而与水分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 0.05)。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水分、能量共同制约了该地区的物种丰富度,二者的共同解释率为44.3%。此外,地形因子对研究区物种丰富度也存在一定影响,能进一步提高环境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解释率。总之,库姆塔格南缘物种组成单一、物种丰富度格局受到水热条件的共同制约,同时地形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科尔沁沙地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能量、水分和生境异质性是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特殊环境科尔沁沙地为对象,通过植物区域物种丰富度数据和对应气候数据统计,结合生境异质性分析,对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格局及其主导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科尔沁沙地植物共计有115科1030种,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分布,随着经度的增加物种丰富度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受纬度影响较小。(2)水热动态假说最适合用于解释科尔沁沙地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说明水资源可利用性是科尔沁沙地植物物种丰富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贺兰山甲虫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环境解释

理解山地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对于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贺兰山地区甲虫31科252属469种的分布信息, 结合相关气候与生境异质性数据, 系统地探讨了贺兰山地区甲虫及6个优势科物种丰富度地理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甲虫物种丰富度及科属区系分化强度以贺兰山中段最高, 南段比北段高, 西坡比东坡高。基于183个栅格内物种分布的二元数据聚类分析, 贺兰山甲虫分布可分为北段强旱生景观甲虫地理群、中西段半湿生景观甲虫地理群、中东段及南段半旱生景观甲虫地理群3个地理群。冗余分析(RDA)表明年均温和年均降水量是影响最显著的因子。方差分解结果显示, 水分与能量因子共同解释了全部甲虫物种丰富度57.1%的空间变异, 单独解释率分别为5.9%和7.1%。生境异质性解释了全部甲虫物种丰富度35.2%的变异, 单独解释率仅为1.8%。气候因素与生境异质性对不同优势科物种丰富度的相对影响并不一致。在贺兰山的南段和北段, 生境异质性和水分因子对甲虫物种丰富度影响作用明显。水分和能量因子是贺兰山地区甲虫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导因子, 生境异质性有助于提高甲虫物种丰富度。从未解释的比例来分析, 地形和土壤因素可能对贺兰山甲虫物种丰富度存在重要影响。     

长江三峡库区物种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气候、几何限制、面积及地形异质性的影响

为了验证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的几个重要假说,即种-面积关系、水分-能量动态假说、几何限制(中域效应)假说和生境异质性假说,作者以长江三峡库区维管植物物种丰富度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格局为例,采用多元回归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了面积、气候、几何限制、地形异质性对多样性垂直格局的独立影响和协同作用,及其对各植物类群(不同分布宽度、不同分布区类型和不同生长型)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各种植物类群的物种丰富度随着海拔上升均呈先升后降的单峰格局.水分-能量动态假说对多样性格局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其总的解释力(＞93％)明显高于其他所有解释机制.但对于很多植物类群而言,水分和能量的解释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几何限制、面积及地形异质性等因素的协同作用.几何限制对分布宽度大的物种的多样性格局解释力很强,但对分布宽度小的物种作用很小;面积自身对物种丰富度解释力较强,但在考虑了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时,仅对少数植物类群有解释力;地形异质性自身对多样性的解释能力很弱,但在多元回归模型中起着必要的作用.综合来看,水分-能量动态是解释三峡库区植物多样性垂直格局的最重要的机制.几何限制的作用随着物种分布宽度减小而递减;地形异质性虽然对多样性垂直格局的影响较弱,但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解释机制;由于面积与气候、几何限制等因素存在强烈的共线性,面积对植物多样性垂直格局的相对作用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系统比较研究.     

中国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环境解释

土地荒漠化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生态问题之一,荒漠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气候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影响。然而受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影响,目前我国西北荒漠区植物多样性格局及其维持机理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本文通过对中国西北荒漠区195个植物群落样方进行调查,并结合气候与空间变量数据,探讨了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及其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本次调查共记录植物363种,分属38科153属,植物物种丰富度存在显著的经纬度分布格局,随着经度或纬度的升高呈现出先下降后增加的变化趋势;(2)水分、能量及空间变量均对植物物种丰富度有着显著的独立作用;(3)水分、能量与空间变量解释了植物物种丰富度65.36%的变异,三者的共同解释率高达48.08%,且水分与能量一起解释的变异更多。以上结果表明,西北荒漠区的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由生态位分化与中性过程以及其他未知因素共同控制,其中生态位分化的贡献可能更大。而研究中未考虑的土壤、地形、人为干扰等因素也很可能对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典型森林生态系统乔木层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物种多样性地理分布格局及其成因是生物地理学和宏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中国13个典型森林生态系统乔木层群落植物的调查数据,分析物种多样性随经纬度的变化规律,探讨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13个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的4个物种多样性指数均随经纬度上升而下降,其中物种丰富度变化更为显著,而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和Pielou指数随经度上升变化不显著;(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物种多样性指数与植物特性、能量和水分因子的单因素相关关系并不一致。其中,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指数和Simpson指数与年均温、最冷月均温、温度年较差和潜在蒸散量的相关性最显著(P0.01),Pielou指数与年均温、最冷月均温、实际蒸散量、潜在蒸散量和郁闭度有显著相关关系(P0.05);(3)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能量和水分的共同作用对物种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的解释率最高,达到15%—42%;植物特性、能量和水分因子三者共同作用对物种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解释率次之,为14%—27%;植物特性与能量因子或水分因子两者之间的共同作用以及植物特性和水分因子独立作用对物种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的解释率较小,其中能量因子对物种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的单独解释率高于植物特性或水分因子。研究表明能量和水分共同作用是影响大尺度森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但植物特性的差异对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影响也不可忽视。     

吉林灌木群落物种多样性与气候和局域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了研究气候和局域环境因子对物种多样性的相对作用大小,以及验证两种均匀度地理格局的假说在半湿润地区次生灌丛的适用性,对吉林东、南部地区的灌木群落进行了研究。共调查森林破坏后形成的次生灌丛样方45个,结合气候数据和局域环境因子数据,研究了气候、局域环境因子对群落、灌木层、草本层的物种丰富度、均匀度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水分生态型(旱生、旱中生、湿中生)灌木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1)吉林次生灌丛的群落、草本层物种丰富度,以及草本层均匀度,随纬度增加而显著上升。2)对物种多样性和气候、局域环境因子的分析表明,群落、草本层物种数主要受局域环境因子而不是气候的影响;其物种丰富度与纬度的反常关系,是由于灌木层盖度随降水增加而上升,从而导致物种数下降。灌木层物种数与纬度、气候因子的相关性不显著,则是由于不同水分生态型对气候梯度的响应不一致,反映出功能群对多样性格局的影响。3)群落、灌木层均匀度主要受气候因子的影响;而草本层均匀度主要受局域环境因子的影响,降水同样通过对灌木层盖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草本均匀度。但群落、灌木和草本层的结果,都支持均匀度随着环境条件改善而增加的假说,而不支持随着生产力增加、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均匀度下降的假说。结果表明,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的影响机制存在很大差异,但二者都受到局域环境因子的强烈影响。气候通过局域生物因素(如盖度、生活型)间接作用于多样性格局,是气候对多样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局域生物因素也随气候而变化,仅研究多样性和气候的表面关系,将无法准确预测气候变化对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黑戈壁地区植物区系及其物种多样性研究

黑戈壁是戈壁中最为干旱的区域,为了系统的研究其植被及物种多样性,该研究采用无人机航拍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中国西北内陆的黑戈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西北内陆的黑戈壁地区共记录植物154种,分属28科,85属;植物生活型组成简单,主要以灌木、半灌木及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占植物物种比例的70%以上。(2)在植物物种组成方面,与整个荒漠区比较,黑戈壁地区物种数量少,但灌木所占比例远高于荒漠区。(3)黑戈壁地区植物科、属内物种组成贫乏,科内属、种数量比较多的为藜科、菊科、豆科等。(4)黑戈壁地区优势群落的建群种为红砂、盐生草、膜果麻黄等,中国特有植物为新疆沙拐枣、哈密黄蓍、胀果甘草等,主要国家保护植物有胡杨、裸果木、胀果干草等。(5)黑戈壁地区植物区系表征科主要为蒺藜科、蓼科、麻黄科等,而属的分布型以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北温带分布为主,占黑戈壁地区总属的47%以上,是群落组成的优势种和建群种。(6)与其他荒漠地区植物区系相比,黑戈壁地区植物旱生种比例增加,适应类型更为贫乏,缺乏特有成分,具有明显残遗性;由于特殊极端干旱环境,形成黑戈壁地区特殊植物类群和区系特征;黑戈壁地区是荒漠地区的区域特色植物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的重要区域和保存地,而黑戈壁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将很难恢复。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limate vs local factors in shaping the regional patterns of forest plant richness across northeast China

Northeast (NE) China covers three climatic zones and contains all the major forest types of NE Asia. We sampled 108 forest plots in six nature reserves across NE China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and local factors (canopy seasonality, successional stage, topography and forest structure) on geographic patterns of plant richness. We analyzed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at two spatial scales: the regional scale (across both latitude and altitude) and the local scale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 within site).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limate vs local factors differed remarkably depending on scale and functional group. While total and tree species richness were mainly limited by climate, herb and shrub richness was more related to local factors (especially at the local scale). In the climatic factors, heat sum was the major correlate of tree, shrub and total species richness, while herb richness was more associated with winter coldness. Precipitation was not a limiting factor for forest plant richness in NE China. Climate accounted for 34–76% of variation in richness at the regional scale, but explained only 0–44% at the local scale. Among the local factors, shrub species richness was sensitive to seasonal canopy openness, with higher richness in deciduous forests than in the evergreen needle-leaf forest. On the other hand, herb richness was sensitive to forest successional stage, with higher richness in middle- successional forests than in the early and late-sucessional forests. Local topography (aspect and position on slope) and forest structure (tree density) also showed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species richness.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local factors when examining large scale diversity gradient (especially for understory species),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paring diversity patterns among functional group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imatic and human impacts of deciduous oak forests in China

中国落叶栎林群落结构特征及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落叶栎林是中国温带地区和亚热带山地典型的植被类型之一。虽然已有大量关于中国落叶栎林的群落结构特征研究,但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局域尺度或单个类群,而在国家尺度上的系统性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法获取682个天然落叶栎林样方数据,基于此数据分析了我国落叶栎林的群落结构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探究了影响其特征的气候和人为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落叶栎林乔木 层的平均胸径、平均树高、平均林分密度和平均总胸高断面积分别为：13.7 cm、10.0 m、1468株/ha 和 24.3 m²/ha。落叶栎林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平均物种丰富度分别为：6种/600 m²、10种/100 m²和 4种/1 m²。随纬度的升高,落叶栎林平均树高、林分密度、总胸高断面积、乔木层物种丰富度和灌木层物 种丰富度均呈现显著降低趋势,林分平均胸径无显著变化,而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呈现显著增加趋势。 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林分密度和草本层物种丰富度,气候和人类活动可以更多地解释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总胸高断面积、乔木层物种丰富度和灌木层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异。此外,与降水相关的气候因子在塑造群落结构特征的空间格局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总之,本研究为认识中国落叶栎林群落结构特征的生物地理格局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提供了基础。     

面积、温度及分布区限制对物种丰富度海拔格局的影响: 以秦岭太白山为例

 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以往的研究主要描述丰富度的格局, 而对其形成机制研究较少, 且主要集中于探讨单个因子或过程的影响。物种丰富度同时受到多个因子和过程的综合作用, 面积、温度及物种分布区限制被认为是控制山地物种丰富度海拔格局的主要因素, 三者同时沿海拔梯度而变化, 同时作用于丰富度的海拔格局。幂函数种-面积关系(SAR)、生态学代谢理论(MTE)及中域效应假说(MDE)分别基于以上3个因素, 从机制上解释了物种丰富度 的海拔格局。探讨这些假说的相对影响对研究物种丰富度的大尺度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方差分离方法有利于分解不同因素的影响, 为此, 该文以秦岭太白山的植物物种丰富度为例, 采用方差分离和逐步回归方法, 分析了SAR、MTE及MDE对物种丰富度海拔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 太白山的植物物种丰富度沿海拔梯度呈单峰分布格局, 但丰富度峰值存在类群差异; 对太白山所有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垂直格局而言, SAR、MTE及MDE分别解释了其物种丰富度随海拔变化的66.4%、19.8%和37.9%, 共同解释了84.6%, 在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SAR和MTE的独立影响较高(分别为25.5%和17.7%), 而MDE的独立影响不显著; 分类群研究则发现, 苔藓植物丰富度的海拔格局主要受MDE的影响, 蕨类植物丰富度的海拔格局同时受到SAR、MTE以及MDE的影响, 而种子植物物种丰富度的海拔格局主要受SAR和MTE影响。     

贡嘎山东坡植被垂直带谱的物种多样性格局分析

为了探讨贡嘎山东坡海拔梯度上植物多样性的结构物征及格局变化,基于植被垂直带谱的样带和样方调查,分析了物种丰度与种－面积关系的垂直变化,物种多样性生态和地理成分的海拔梯度格局,去势对应分析（DCA）和典范对应分析（CCA）被用于分析17种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环境因子对27个多样性结构成分和67个样方空间格局的影响,并定量分离不同尺度的环境变量对多样性格局分异的贡献。结果表明：1）贡嘎山东坡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总体上表现了自下而上降低的梯度,但从河谷干旱灌草丛带到常绿阔叶林带和高山灌丛带到草甸带显示了相反的梯度变化;2）10种分布区类型的物种有各不相同的垂直丰度格局,9种生活型的物种多样性垂直格局则反映了草本与木本类型的明显差异;3）从河谷干旱草丛到山地针阔混交林的生物多样性结构变化主要反映水分梯度的影响;而从山地针阔混交林到高山草甸,多样性结构变化的主导因子是气温;4）气候的垂直梯度和生境的局部异质性是物种多样性格局两组不同作用尺度和性质的影响因子,总体上76．83％的多样性变异得到了解释,其中寒冷指数的作用最为突出,分析结果支持了关于生物多样性格局机理的不同假说,同时表明,贡嘎山东坡植物地理的垂直变化不仅受到现代环境因子的控制,区域环境变迁和区系发育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diversity patterns in the Norwegian mountain flora

The richness of Norwegian mountain plants in 75 grid squares is mapped from published distributional data for 109 species. Eleven explanatory variables representing bedrock geology, geography and topography, climate, and history (relative abundance of unglaciated areas) Tor each square are used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associated Monte Carlo permutation tests to fi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edictor variables for species richness. The variance in richness explained by the four major groups or explanatory variables is established by (parti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 which the groups of predictors are entered in different orders. The variance in species richness explained by the predictor variables is partitioned into four independent components. A predictive model for species richness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and all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s a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²) of 0.79.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consistently show that species-richness patterns are well explained by modern-day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geology, elevation, and geography without recourse to historical variables. The nunatak hypothesis of plant survival on unglaciated areas within Norway does not explain the observed richness patterns when modern ecological factors are considered first. The nunatak hypothesis thus appears to be redundant, a view supported by recent palaeobotanical. biosystematical, and evolutionary studies.     

What determines disturbance‐productivity‐diversity relationships? The effect of scale,species and environment on richness patterns in an Australian woodland

Much of the observed variation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versity and disturbance or productivity may be attributed to scale, species characteristics, or environment. We used exclusion fences to create gradients of grazing (by native and introduced herbivores), cover, and standing crop in temperate Eucalypt woodlands. We investigated patterns of native, exotic, and total plant species richness at two scales (1 m² and 625 m²). Richness patterns were similar at both scales, though species richness at 1m² was more strongly affected by our grazing treatments. Season and rainfall explained more variation in richness than did surrogate measures of productivity or disturbance by herbivores. The richness-herbivory relationship depended strongly on rainfall, season, and species origin, and altering these factors produced the entire range of observed diversity-disturbance relationships. Richness-biomass and richness-cover relationships were consistently hump-shaped, and related to species origin with native richness negatively related and exotic richness positively related. The ability of weedy annuals to pre-empt space after death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bserved unimodal responses.     

Species richness–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within coastal sclerophyll and mesophyll vegetation in Ku‐ring‐gai Chase National Park,New South Wales,Australia

Abstract Patterns in species richness from a wide range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Ku‐ring‐gai Chase National Park,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were examined in relation to a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cluding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otal species richness and richness of three growth‐form types (trees, shrubs and ground cover) were determined in duplicate 500‐m² quadrats from 50 sites on two geological substrata: Hawkesbury Sandstone and Narrabeen shales and sandstones.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GLM)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variation in species richness that could be significantly explained by the measure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Seventy‐three per cent of the variation in total species richness was expla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variables and site attributes.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explained 24% of the variation in tree species richness, 67% of the variation in shrub species richness and 62% of the variation in ground cover species richness. These results generally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an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n patterns in total species richness and richness of shrubs and ground cover species. However, tree species richness was not adequately predicted by any of the measure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e present environment exert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richness of this growth‐form type. Historical factors, such as fire or climatic/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time of germination or seedling establishment, may be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patterns in tree species richness at the local scale.     

BIODIVERSITY RESEARCH: Native and introduced fish species richness in Mediterranean streams: the role of multiple landscape influences

Aim To examine the role of multiple landscape factors on the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s of native and introduced freshwater fish. Location Mediterranean streams, south‐western Iberian Peninsula, Europe (c. 87,000 km²). Methods We used a dataset of fish occurrences from 436 stream sites. We quantified the incremental explanatory power of multiple landscape factors in native, introduced, and overall local species richness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First, we related variation in local species richness across river basins to regional species richness (here, the basin species pool), area and factors of climate and topography. Second, we related within‐river basin local species richness to site’s climate and topography, and spatial structure derived from Principal Coordinates of Neighbour Matrices approach, after testing for species richnes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predicted local richness was mapped. Results Patterns of local species richness across river basins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species richness for overall, native and introduced species; annual rainfall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mental contribution to variation in introduced species richness only. Within river basins,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associated with local richness for the three species groups, though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otal explained variation were inferior to those of spatial factors; rainfall seasonality and stream slope were the most consistent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for all species group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factors was most prevalent for native species. Main conclusions Landscape factors operating among and within river basins seem to play a relevant role in shaping local species richness of both native and introduced species, and may be contingent on basin‐specific contexts. Nevertheless, local factors, such as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and biotic interactions and human‐induced disturbances may also be at play. Multiscale approaches incorporating a multitude of factor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facilitat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iodiversity patterns of Mediterranean streams, and to promote mor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