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鼬的繁殖

动物的繁殖是研究种群数量变动和资源利用的基础。对于重要资源动物黄鼬的繁殖问题,更有探究的必要。现就1963年至1978年5月在上海市郊和崇明岛的调查,以及室内饲养观     

黄鼬种群性比在狩猎生产上的意义

合理利用我国重要毛皮兽——黄鼬(Mustela sibirica)资源,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研究提高黄鼬皮质量的基础上,为发展黄鼬生产,研究了种群性比,以探讨比较简单、有效、易于推广的增产措施。     

农作区黄鼬越冬的栖息地

黄鼬是我国重要的毛皮兽资源之一。它的分布虽然很广,但目前的产区绝大部分都在农作区,如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平原。冬初,黄鼬的数量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是调查其资源量的有利时机。所以,对农作区黄鼬越冬栖息地的调查,是了解黄鼬冬季资源量及数量配置的重要前提。 我们于1973、1974年的两个秋冬季,先后在北京     

中国的兽类资源现状

兽类资源指的是毛皮兽、食用兽、药用兽、香料动物、实验动物和观赏动物. 毛皮兽黄鼬毛皮年产量250万张左右,鼬獾毛皮50-70万张,赤狐、豹猫、麝鼠、旱獭、松鼠等年产皮毛均在10万张以上. 药用兽过去年产麝香1700多公斤,相当于年捕杀30-40万头麝,现在麝的数量已明显下降.穿山甲     

黄鼬的产仔环境和鼬巢密度调查

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华北平原是黄鼬(Mustela Sibirica)的主要产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数量则较为稀少。为了掌握黄鼬对繁殖环境的选择和各地资源状况,达到合理利用黄鼬资源的目的,我们选择长江流域的崇明岛,淮河流域的宿县,黄河流域的衡水县及黄土高原的太原、交城进行调查。调查期间,得到上海市畜产公司、山西省和太原市畜产公司、衡水地区畜产公司及宿县地区畜产站的热情支持。     

地理信息系统在野生动物研究中的应用

简要地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及其在动物生态学研究、野生动物保护和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它在动物迁徙研究、动物栖息地选择研究、动物栖息地利用研究、动物种群数量调查、动物群落研究、动物栖息地状况评估和监测、动物种群生存力分析、建立物种分布数据库等多方面都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监测秦岭山地引水工程对大中型兽类种群影响的初报

2015年1月—2016年12月,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在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作业区设置4个监测点,对保护兽类种群变化进行了监测研究。监测共发现大中型陆栖兽类3目9科9种,其中,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秦岭羚牛Budorcas bedfordi和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猪Sus scrofa和黄鼬Mustela sibirica在监测中的遇见频次最多。随着工程的推进,与2015年相比,2016年监测发现的物种数量和遇见频次均呈减少的趋势。这说明该工程带来的人为干扰、噪音、景观的改变对区内栖息的野生动物具有不利的影响,已经出现动物活动减少、发生迁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秦岭动物群落结构和种群空间分布。建议加强动物种群变化监测,减少人为干扰,严格控制动物栖息地破坏程度,做好景观和植被恢复工程。     

基于标记-重捕模型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种群监测的方法及案例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动物种群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革新, 特别是基于标记-重捕模型框架通过非损伤取样方式对物种数量和密度等种群参数的可靠估计, 为保护濒危物种和评估保护成效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对于身体上具有独特天然标记的动物(如多数猫科动物), 可依据红外相机拍摄身体上的独特斑点或条纹鉴别个体, 再运用标记-重捕模型, 估计动物种群数量、密度等参数。本文概述了标记-重捕模型的基本原理、特点以及国内外的应用, 特别是近年来发展出的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总结了从相机布设到数据分析的具体流程、操作原则, 并以青城山家猫为实例, 展示了应用红外相机数据通过空间标记-重捕模型估计种群密度和数量的基本步骤。最后展望了该模型在种群动态、景观廊道设计、资源选择等方面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北方冬季有蹄类动物4种数量调查方法的比较

科学的种群数量调查方法的探索一直是困扰北方有蹄类动物种群资源有效管理工作的重要问题。目前,北方野生有蹄类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样线法、样带法、大样方法和非损伤性CMR法4种。然而,不同的调查方法基于的统计学假设和生态学原理不同,调查结果往往会出现很大差异,迫切需要对北方冬季有蹄类动物的这4 种调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以驼鹿种群数量调查为例,采用样线法、样带法、大样方法和非损伤性CMR调查法,于2012年3月和2012年12月对内蒙古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约120 km²的区域驼鹿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 结果显示,以上4 种方法得到的驼鹿种群数量分别为:样线法168(109-227) 只,样带法237(165-309) 只,大样方法37(23-50) 只,非损伤性CMR法55(43-68) 只,表明样线法和样带法的调查结果远大于大样方法和非损伤性CMR法,并探讨了不同调查方法应用的科学性、限制性和适用性,为北方冬季有蹄类动物种群资源调查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提供了科学参考。     

黄鼬的养殖技术

黄鼬俗称黄鼠狼,属哺乳纲鼬科,在我国分布广泛,是一种珍贵的野生毛皮兽。黄鼬皮为高档细毛皮.是我国传统外贸商品,出口量占世界百分之九十,有“中国貂”之誉,黄鼬的尾毛是制作高级狼毫毛笔和精密仪器毛刷的上等原料,一公斤尾毛制品换汇高达4000美元。由于黄鼬长期被视为害兽,加之毛皮珍贵,致使野生资源破坏严重,皮张供应奇缺,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因此,人工养殖黄鼬势在必行。现将黄鼬的养殖技术介绍如下:     

黄鼬内脏器官的量值测定

本文测量了15只经5%甲醛固定的成年黄鼬内脏器官的长度、管经与重量,并与同属动物水貂以及小型肉食兽猫和狗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黄鼬内脏器官量值均数反应了典型肉食兽特征。     

小家鼠种群密度对肾上腺、胸腺、性腺和血糖值的影响研究

动物种群增长与密度是紧密相关的,往往当种群密度远远低于最高水平时,种群增长最快,而当达到最高水平时,种群增长降至零。 动物种群密度对内分泌系统和其他器官生理反应的影响,已广泛地引起动物生态学家的兴趣。许多研究证明,内分泌系统在种群数量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Krebs等     

黑线姬鼠种群的年龄结构及种群更新的研究

研究动物种群的年龄结构及种群的更新,是了解种群数量动态的重要内容之一。动物种群更新是受种群内年龄组成、出生率、死亡率及外界诸因素影响的,深入研究种群的更新规律及导致变动的原因,常能合理地拟定控制动物数量的科学方法。因此这项研究具有理论上及实践上的意义。 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是上海郊区农田中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一种鼠类(盛林等1959)。本文根据1962-1964年及1979-1980年的工作,共获黑线姬鼠5367只。对其种群的年龄结构,繁殖季节波动,种群周期性更新规律等作了初步分析,对郊区农田选择最佳突击灭鼠时机提出了依据。     

啮齿类繁殖生态研究中雄性繁殖强度的意义

繁殖生态学的研究,由于与种群动态和群落生产力等理论问题、和一系列利用有益资源、防治有害动物等实践问题有密切关系,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在啮卤类繁殖生态的研究中,由于雌性繁殖强度,如怀孕率、窝数、胎仔数等,直接与种群数量变动有密切联系,因此首先重视雌性繁殖生态的研究。可以认为,这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大量工作,深入阐明了雌性繁殖强度的变化与种群数量变动间的依赖关系,为分析种群动态和数量测报提供许多科学依据。对于雄性的繁殖强度,虽然也常测量精巢和储精囊,但因反映繁殖强度变化的指标不完全,文献中常有低估和忽视雄性繁殖的情况。     

藏原羚的生物学研究概况

藏原羚属偶蹄目牛科原羚属,是青藏高原上经济价值高、数量大的一种特有有蹄类动物。对藏原羚的生物学研究主要涉及到形态学描述、分布、种群数量、食性、活动规律,繁殖、种群结构及动态和生境选择等方面。     

暮鼠越冬种群结构的年间变化

自1984年4月至1999年8月,我们沿铁路轨道检测了农田中暮鼠(Calomys venustus)的多度,研究了种群密度、越冬种群结构和繁殖期长度之间的关系,发现种群具有增长、高数量和下降年份。将动物按照同生群(种群内在相同时间内出生的一些个体)分开,利用2×2列联表卡方检验对不同性别的越冬种群结构与数量(高数量和种群下降)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就高密度与种群密度下降年份中的同生群组成而言,不同密度的年份显示种群结构有显著差异。在数量增长和高密度的年份里,在繁殖季节的起始期,前一年秋季出生的个体比同年夏季出生的个体在数量上要占优势,而在同生群数量下降年份则相反,特别是雌性。高密度年份具有繁殖期缩短的特征,而种群增长年份繁殖期延长。结果表明,这些变化不能只归结于繁殖期长或繁殖率引起密度变化。我们的结论是:解释C·venustus种群消长不能仅考虑动物同生群本身,需要考虑其社会和环境因子的作用。     

动物种群数量的调节问题

动物种群内是否存在自行调节数量的作用,如存在,则系通过何种机制?是近十数年来动物生态学中热烈争论的问题。有关动物种群数量的调节概念,最早见于Elton(1925)论野生哺乳类的数量一文,其后由Nicholson(1935)等分别相继提出“自然平衡”、“自行调节”、或“自然控制”等概念,并展开密度制约因素在种群调节或控制中所起作用的争论,已发表大量实验报告和论文。总括此项争论的论点,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通过反馈机制,种群内存在实际的数量调节;另一派则认为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此种机制系不参加作用的,数量在小幅度内的波动是由于一个或较多的环境因素的变化。为什么此项争论已发展为当前种群生态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就中不仅反映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对动物生态学的影响,并且涉及与实际生产密切有关的若干生态学基本论点。种群数量调节的基本理论补偿理论(Compensation theory)与体内平衡(Homeostasis)概念,最初仅见于有机体内部组织及能量问     

麝和麝香——我国重要动物资源

我国动物资源丰富,脊椎动物约有四千余种,占世界种类的10％,并有不少种类现在只生存于我国或主要分布于我国境内,如褐马鸡、大熊猫、白暨豚、扬子鳄、中华鲟等。 世界性气候的变化、人类的生产活动,战争,火灾,不合理的开发,猎取资源,致使各种资源动物数量逐年下降,很多种类濒于绝灭,有些已绝灭。 我国的野生动物,有很多为珍贵的药用,毛皮、肉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动物物种在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作用,科学研究、学术等方面的意义,更为不可估量。为了扩大宣传保护资源动物(特别是濒危物种),进一步推动调查和研究资源动物的生态,濒危种类的现状,有计划科学的保护资源,扩大种群数量及分布区等,我刊于1986年第4期开始设《濒危和主要经济动物介绍》专栏,较长期的连续刊登濒危和主要经济种类研究成果、资料等。并将写作提纲列出,希望得到各方面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并请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象科动物对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现存的象科动物(Elephantidae)分为非洲草原象(Loxodonta africana)、非洲森林象(Loxodonta cyclotis)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3 种,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它们对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复杂,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既可能是积极的作用,也可能是消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包括:帮助植物传播种子;促进种子萌发;创造断层,维持群落多样性;为其他动物增加食物资源;为其他动物创造栖息地。消极的作用包括:使一些物种的种群数量减小;使森林变成灌木丛和草原等。而由于活动受限导致的种群密度过高是象科动物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消极作用的主要原因。当前象科动物的3 个物种均面临种群数量锐减和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的危机,为此迫切需要针对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影响开展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且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管理措施。     

食果动物传播植物种子的有效性

传播有效性是评估食果动物对植物种群更新贡献的关键指标,它决定了植物种群的续存,影响着群落生物多样性的维系。本文从种子传播数量、质量角度分析了影响动物传播有效性的因素,并从有效传播动物组合角度分析了其对植物种群更新的影响。传播数量的多少与动物的取食行为有关。以整吞取食的食果动物常被认为是植物的有效传播动物,而植物的果实为动物偏好选择的食物时,势必导致该种植物拥有高的种子传播数量。传播质量与食果动物肠道种子滞留时间以及其后的种子传播距离和排放地相关。体型较大、生境适应能力和迁徙性较强的动物常为植物提供较远的传播距离,而被认为传播质量较高。取食后动物的生境选择决定了种子的排放地,进而影响它们的种子传播质量。如果取食后动物偏好利用植物适宜更新的生境时,动物则拥有较高的传播质量。有效传播动物通常在传播数量和传播质量以互补形成一些组合对植物种群更新起贡献。今后工作应将动物行为野外监测和种子萌发实验相结合、取食后多种行为相结合来分析动物的传播有效性;而以一些国内特有濒危植物为研究对象开展传播有效性研究应是今后恢复生态学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