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洞庭湖流域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要目标是维护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维护和提升人类福祉所需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提出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框架,以实现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质量提升和格局优化。基于该框架,以洞庭湖流域为例,通过流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状况分析、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问题识别,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实现可持续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出系统保护与修复布局建议。通过洞庭湖流域的分析案例为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重要区域的识别提供了可借鉴的指标和定量分析方法,为流域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思路和途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辽宁省食用菌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概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辽宁省食用菌产业生产和管理现状,分析了疫情对辽宁省食用菌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影响,指出了原辅料准备、菌种(棒)生产、养菌管理、产品销售以及人员用工、交通物流等存在的诸多问题,明确了疫情对食用菌产业结构、销售市场结构、投资市场结构主要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应对交通不畅、劳动力匮乏、资金短缺、技术缺乏的具体措施,并对辽宁省食用菌产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国家大型煤电基地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煤电基地为例

随着我国煤电基地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煤电基地建设与开发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了解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评估其对生态系统与人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制定合理的保护、治理、恢复策略是煤电基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生态环境监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然而,现有的监测技术体系普遍存在自动化水平较低、成本较高、时空覆盖面较低等问题。鉴于物联网技术在提高信息采集效率和改善信息获取方式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所以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煤电基地生态环境监测,从感知层、传输层、支撑层、应用层、用户层的角度明确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Biomimetic nanosystems and novel composite nanobiomaterials

Biophysicochemical approaches to the solution of nanotechnology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gn of functional biomimetic nanosystems, hybrid and composite nanobiomaterials and study of their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s. The results of studies concerned with physicochemical mechanisms of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ed biomimetic nanostructures and bioinorganic nanomaterials in systems involving a bulky liquid phase and the interface (gas-liquid, solid-liquid, liquid-liquid)during the synthesis and structure form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ponents of colloid system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of various composition and clusters of metals, surfactants, polyelectrolytes and their complexes are discus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posite bioinorganic nanosystems containing inorganic nanocomponents, two major approaches were used: adsorption and incorporation into the biomolecular matrix or colloid system of presynthesized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as well as the synthesis of the inorganic nanophase immediately in the biomolecular system. The methods of obtaining biomaterials and nanosystems a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biomimetics, biomineralization, self-assembly and self-organization, comb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 number of synthetic and physicochemical methods (physical and chemical adsorption, Langmuir technique, the formation of polycomplexes, chemical linking, competitive interactions, and substitution of ligands in supramolecular and coordination complexes) and nanocomponents of different nature. In particular,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preparation of highly organized nanofilm materials was develop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effect of self-assembly and self-organization of colloid nanoparticles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ir complexes with polyfunctional biogenic ligands in the volume of the liquid phase in the absence of any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formation of structurally ordered biomolecular and composite nanosystems including nano-sized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the possibilities to control the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resulting nanomaterials and nanosystems are discusse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approaches developed may be useful in studies of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s and basic mechanisms of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t the nanoscales level in biological, artificial, and hybrid nanosystems. The problem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synthetic metho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nanomaterials are discussed.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综合成效评估技术框架

我国实施了诸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以往工程多以湿地、森林、草原等单一类型的生态系统为保护修复目标,缺乏区域整体性、系统性考虑。2016年以来,我国开始从完整流域的视角出发,系统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该类工程保护修复目标多样、内容庞杂,因而成效评估面临子项目类型多、空间尺度多、目标维度多、项目实施周期短等诸多挑战。就空间尺度而言,评估对象既要涵盖常规评估中相对较大的、确定的空间范围,也要涵盖具有相对类似生态问题或目标的保护修复单元,以及实际采取措施的子项目;就时间尺度而言,既要考虑工程实施结束时的成效,也要考虑实施结束后的成效动态;就评估内容而言,既要关注社会、生态、经济效益,也要考察工程措施与生态效应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子项目的关联性与协同性、工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基于上述背景制定了一个新型评估框架,重点强调基于子项目、保护修复单元以及工程范围三个尺度的指标体系,以及生态、社会、经济、管理四个方面的评估内容。新的评估框架将有助于完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标准体系,为推进国土空...     

农林业系统沙兰杨-小麦、玉米群落类型氮、磷、钾营养元素循环的研究

农林业系统沙兰杨-小麦、玉米群落类型N、P、K营养元素循环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群落中,元素N和P发生损亏,K基本平衡。在植物组分库和枯落物库中,元素N、P、K均发生累积;在土壤库中,元素N、P和K均发生亏损。土壤表层(0—20cm)N的含量是限制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环境因子。土壤库中有效N和速效P的含量是限制沙兰杨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环境因子。群落的年输入输出量大,枯落物少,营养元素在各组分间的循环量大等是该群落类型营养元素循环的重要特性。     

略论棕榈科与新分出的省藤科的系统分类、演化、区系地理及主要的经济用途

棕榈科原省藤亚科因其子房壁及外果皮被倒生、螺旋状排列的鳞片所覆盖,而区别于其他亚科,因而独立分出成一新科--省藤科。作者讨论了棕榈科的祖先种可能在石炭纪时,自原始裸子植物开以顿目在分化、衍生出苏铁目祖先种的进化干上,于白垩纪时分化出的一个分支。在棕榈科的祖先种出现不久后,在其进化的分支上,于白垩纪后期又分化出一旁支,成为棕榈科的姊妹科--省藤科的祖先种。从两祖先种分别再分化、衍生出现今分布地球上该二科的属与种。两科、尤其前者是被子植物、尤其是单子叶植物中最原始的类群之一。作者还提出棕榈科象牙椰亚科与贝叶棕亚科是该科最原始或较原始的两类群;槟榔亚科和腊材榈亚科是较进化的两类群;而水椰亚科祖先种可能源于象牙椰亚科的祖先种,但又演化为该科最进化与特化的类群。省藤科省藤亚科略比鳞果榈亚科原始。作者讨论了两科为泛热带分布的科,指出两科的"现代分布区"在南北两半球热带地区,少数种还延伸分布到两半球暖亚热带、甚至达中亚热带地区,分布区边缘最北达日本中部、中国长江流域及黄河下游的南部,美国加利佛尼亚州与佛罗里达州和地中海北部;最南达智利中部和新西兰南部;而"现代分布中心"在热带与暖亚热带的亚洲,中、南美洲,大洋洲及非洲的东、南、西部;但分布区的"密集中心"则在热带亚洲、热带中及南美洲、南太平洋群岛及非洲东南部。作者还介绍了近50年我国南方引种驯化成功的两科植物近400种(见^*图谱),其中少数为耐寒的种类,有的种已引种到长江流域或更北的地区。引种的大部分种都有其重要的经济用途,包括:1. 食用,如淀粉和树液可制"西米"或制糖,酿酒、醋或作饮料;果或种子榨油,供食用或工业用;某些种的嫩芽作蔬菜,甚至种子代咖啡饮用;2. 药用,有消炎、止血、活血、驱虫、抗癌等用;3. 建筑、工艺与日用品,包括不少种的树干供建普通房子、桥梁、小船;少数种可提制工业用蜡;许多种的纤维制高级缆绳和编织品;还制工艺品与日用品等;4. 代表热带景观的园林工程、绿化及美化环境的观赏树和人行道树及建造园林景观生态类型的树种等。     

鱼蛋白有机液肥对小粉土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采用恒温土壤培养方法,研究了4种不同鱼蛋白有机液肥施用量[0(对照)、0.5、1.5、2.5 ml·kg-1]条件下小粉土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变化,及其与土壤养分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不同鱼蛋白有机液肥施用量处理下土壤pH值变化范围为7.07～7.31,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土壤磷酸酶活性显著增强,分别为对照的1.27、1.90、1.96倍;土壤脲酶活性分别比对照提高39.81%、78.06%、173.24%;蛋白酶活性比对照提高56.37%、108.29%、199.98%;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均随肥料添加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分别为对照的1.67、3.95、4.74倍和1.21、2.43、4.06倍.土壤脲酶和蛋白酶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在不同施用量处理下达到峰值点的时间不同.土壤磷酸酶、脲酶和蛋白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与土壤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施用鱼蛋白有机液肥可以显著促进小粉土微生物的生长及酶活性的提高,从而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分解转化和速效养分的释放.     

基于MSIASM方法的中国省级行政区体外能代谢分析

通过社会代谢多尺度综合分析方法,采用社会不同层次人类活动时间、体外能代谢率与人类活动的社会开支和体外能的社会开支等指标,评价我国30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自治区、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河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30个省级行政区的社会代谢状况,识别出限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识别限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该方法社会代谢多尺度综合分析方法适合于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与2003年相比,2007年我国各省级单位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在内蒙古自治区,矿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剧烈带动作用,造成了体外能代谢改善水平高于全国其他省级行政区。在海南省,整体工业化水平不高,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产业特点,使其体外能代谢的改善水平低于全国其他省级行政区。在江西和贵州,生产性行业发展过快,而服务业发展的和民生的工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发展的滞后,导致生产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提高,而消费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下降。在河北、青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各行业均发展较快,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较慢,使其付薪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提高,而家庭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下降。在安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较快,而工业生产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有所降低,使其非农生产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下降,而农业和家庭部门的体外能改善水平提高。在山西和上海地区,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较叫快,而农业生产发展较慢,导致非农部门和家庭的体外能代谢水平提高,而农业部门的体外能代谢水平有所降低,这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与2003年对比,2007年资本和技术聚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自治区、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河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仍需加大力度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继续加大资本技术的引进力度,以解决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技术聚集与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协调问题。而且,2007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社会代谢表现异常,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社会开支并未随社会发展而增加,社会负担表现为自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倾向;内蒙古、宁夏和新疆3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使当地环境承压过重。30个省级行政区中只有上海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北京、天津、河北等16个省级行政区仍需着力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吉林、江苏、浙江等14个省级行政区仍需着力资本技术的引进力度,中国的社会负担出现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倾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曾遇到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应引以为戒。     

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研究关键思考

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研究应以地质学为基础，以生态学为指导，研究岩石、土壤、水、生物等在地质作用下产生的生态问题。秦岭生态地质特色鲜明，是催生生态地质基础理论、形成生态地质保护对策的理想实践地，迫切需要对秦岭生态地质环境角色地位予以系统剖析，梳理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构建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框架体系。研究提出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研究要把握以下关键思考：一是秦岭生态地质环境要素多元、圈层互馈过程复杂、灾害叠加影响效应突出、人-地-生相互作用强烈，立足生态秦岭面临的现实挑战，需认知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家底，构建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要素互馈演化模型，探索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共存递进关系，进而提出地质环境-生态环境-人类环境动态平衡调控对策；二是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框架体系应以地质环境认知为基础，将生态环境充分融入地质环境之中整体考虑，并对各要素对生态环境影响进行梳理；其中，构造、地貌地质环境是“生态容器”,岩石、土壤及水文地质环境是“生态载体”,灾害地质环境是引起“生态损害”的重要因素，人类活动环境则为造成“生态扰动”的外在驱动；三是秦岭林体-土体-岩体-山体-水...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框架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市热岛、生态用地流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风险问题,已成为威胁生态安全、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生态安全健康发展的保障和关键。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同时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基本框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格局未来的研究重点:城市群区域和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尺度综合评价、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及对生态安全的胁迫作用、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模拟和优化。通过耦合社会经济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城市地图大数据,评价城市内部和外部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流畅通传输,实现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优化。     

基于DPSIR模型的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分析评价——以湘江源头为例

结合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将欧洲环境局的DPSIR环境管理模型引入到其生态文明建设分析评价当中,阐述了其分析评价的四个核心要点,并据此从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40个指标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以湘江源头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就其生态文明建设展开分析评价,验证了评价模型的合理性、可操作性。结果表明:一是DPSIR模型能够很好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信息,模型显示,可通过增强"驱动力"、降低"压力"、优化"状态"、妥对"影响"、全面"响应"等途径来增强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效果。二是从指标权重和研究的结果来看,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正向影响且权重较大的指标,要重视其正向影响并积极推动其效应最大化,对一些制约或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负向指标,要严格做好控制工作并减少其影响效应。三是研究得出湘江源头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宁远、江华和蓝山三县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生态社会、经济和制度的"驱动力"持续增强,生态资源和环境"状态"不断改善,生态社会和经济"影响"逐渐合妥,生态社会、经济和环境"响应"全面迅速,但经济转型、资源和环境"压力"仍然亟待降低。建议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的要求着手,对照目标,弥补差距,推动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英德西南旅游区水源河流水质与浮游生物群落特征

通过野外采样及实验室分析,调查了英德市西南旅游区水源河流上、中、下游的水质状况及浮游生物的多样性。结果表明,(1)英德市西南旅游区上、中、下游河段亚硝酸盐、氨、硝酸盐、总氮、镉、铅、铬、镍、铜、锌的含量低于国家标准,铝、钙、钴、铁、钼、硒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而总磷、砷、镁、锰的含量在部份区段已超过国家标准;(2)浮游动物种类的个体数在整条河中以桡足类最多,上游通天岩中浮游动物个体数最多,下游碧落湖浮游动物多样性最低;此次调查总共发现68种浮游植物,其中主要集中在下游碧落湖,在中游碧落洞绿藻、蓝藻、硅藻总个体数最低,上游通天岩绿藻及甲藻总个体数最多,而下游碧落湖的蓝藻和硅藻的总个体数最多;(3)总氮、总磷、铅、钙、浮游动物Shannon-Weaver指数与浮游植物Shannon-Weaver指数从上游向下游增加,而锰与镍含量则成相反趋势。文中探讨了水中元素之间、元素与生物之间、浮游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对风景区水源的生态环境的研究风景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参考。     

洞庭湖流域中上游地区景观格局变化的水文响应

将洞庭湖流域中上游地区1980、1995和2000年的Landsat MSS和TM卫星照片解译所得的景观数据,与经过最大似然估计法“消噪”的湘、资、沅、澧四水入湖水文站的年内最高洪峰水位、最大瞬时流量、年入湖径流量和年入湖泥沙量数据进行Paneldata模型处理,并对处理后的景观和水文数据进行灰色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最高洪峰水位的变化受景观格局变化影响最大,入湖泥沙量的变化受景观格局变化影响最小。对最高洪峰水位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山地水田、水库坑塘和灌木林地疏林地景观面积的变化,影响指数值分别达-48．5、-48．1和45．2;对最大瞬时流量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水库坑塘、水田（山地水田除外）和灌木林地疏林地景观面积的变化,影响指数值分别达-41．9、41．2和41．2。有林地景观因林分差和林种结构单一,对各水文特征指标变化的影响较小,影响指数值分别仅为-10．1、-13．5和-14．5。     

人类口唇部形态变异的研究进展

口唇部是主要的面部形态区域之一,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嘴唇保护口腔免受外部物质的渗透,维持口腔内部的湿度和温度,帮助咀嚼,同时也是外科美容整形手术中的主要部位之一,且在法医物证研究中唇纹也具有重要的鉴别价值。目前关于口唇部形态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唇部形态变异的性别、年龄、族群差异;影响口唇部形态变异的因素,如遗传基因、饮食结构、牙齿及颌骨形态和呼吸方式等;口唇部形态研究在医学、个人身份识别及法医刑侦领域的相关应用等。国内口唇部形态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较为系统的口唇部形态生长发育及变异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和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数据和结论,对口唇部形态相关研究作简要概述,并对国内口唇部生长发育及形态变异研究作了简要回顾和展望。     

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对天津蓟县国家级绿色食品生产示范区和国家级龙头企业草原兴发集团进行案例研究,得出绿色食品产业化经营的基本框架结构及其理论依据。绿色食品产业化的基本框架是由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户、市场销售部门等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特定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技术关系,共同构成统一的产业结构体系。在农业产业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营销、市场经济、以及农业生态学等理论与原理的指导下,该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形式,优化组合各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实现了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优化,从而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     

影响福建省龙眼产量的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

通过分析影响福建省龙眼生长发育和产量的主要环境因素,从致灾因子危险性、承险体脆弱性和种植区防灾减灾能力三方面构建影响龙眼产量的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结合福建省龙眼种植区历年气象资料、龙眼种植面积、产量及其他社会经济资料,应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系数法确定风险指标的综合权重,进而构建了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模型,评估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对龙眼产量影响的风险.结果表明： 长乐以南沿海县市低海拔龙眼种植区（除东山县外）多灾种综合风险较轻;重度风险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龙岩的漳平市,漳州的东山、平和、南靖、华安,泉州的永春、安溪,莆田和仙游的北部山区,福州的闽清、闽侯、罗源及市辖区的山区,宁德的福安、霞浦及市辖区的山区.其中,东山、漳平和其他海拔较高的山区有严重风险;其余种植区属中度风险.     

试谈禾本科植物生殖器官主要性状的分类价值及其适用等级

生殖器官性状一直是禾本科植物分类的主要依据,但由于各个性状所附实体的形态特点、着生位置、发育程度和环境饰变的差异,其分类价值是不尽相同的。为了克服该类性状使用上的种种弊病,本文特对主要宏观性状的分类价值进行了评述,总结了它们在应用中各自适宜的等级范围。其中象花序的类型、小穗的着生、小花和果实的形状等价值较高,通常适合于族级以上类群的划分;花序的形状、小穗的排列、果实的类型等价值偏低,通常适合于属、种级类群的区分;而花序的长短与粗细、小穗轴、内稃等价值较低,通常适合于种级或种级之下类群的鉴分。     

Pediatric stress: hormonal mediators and human development

Stress activates the central and peripheral components of the stress system, i.e.,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and the arousal/sympathetic system. The principal effectors of the stress system are 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 arginine vasopressin, the proopiomelanocortin-derived peptides alpha-melanocyte-stimulating hormone and beta-endorphin, the glucocorticoids, and the catecholamines norepinephrine and epinephrine. Appropriate responsiveness of the stress system to stressors is a crucial prerequisite for a sense of well-being, adequate performance of tasks and positive social interactions. By contrast, inappropriate responsiveness of the stress system may impai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may account for a number of endocrine, metabolic, autoimmun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severity of these conditions primarily depend on the genetic vulner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the exposure to adver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timing of the stressful event(s), given that prenatal life, infanc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re critical period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vulnerability to stressors. The developing brain undergoes rapid growth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urnover of neuronal connections during the prenatal and early postnatal life. These processes and, hence, brain plasticity, slow down during childhood and puberty, and plateau in young adulthood. Hormonal actions in early life, and to a much lesser extent later, can be organizational, i.e., can have effects that last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often for the entir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Hormones of the stress system and sex steroids have such effects, which influence the behavior and certain physiologic functions of individuals for life. Exposure of the developing brain to severe and/or prolonged stress may result in hyperactivity/hyperreactivity of the stress system, with resultant amygdala hyperfunction (fear reaction), decreased activity of the hippocampus (defective glucocorticoid-negative feedback, cognition), and the mesocorticolimbic dopaminergic system (dysthymia, novelty-seeking, addictive behaviors), hyperactivation of the HPA axis (hypercortisolism), suppression of reproductive, growth, thyroid and immune functions, and changes in pain perception. These changes may be accompanied by abnormal childhood, adolescent and adult behaviors, including excessive fear ('inhibited child syndrome') and addictive behaviors, dysthymia and/or depression, and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omponents of the metabolic syndrome X, including visceral obesity and essential hypertension. Prenatal stress exer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sexual differentiation may be accompanied by impairment of this process with behavioral and/or somatic sequelae. The vulner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develop varying degrees and/or components of the above life-long syndrome is defined by as yet unidentified genetic factors, which account for up to 60% of the variance. CRH has marked kindling and glucocorticoids have strong consolidating properties, hence both of these hormones are crucial in development and can alone produce the above syndrome. CRH and glucocorticoids may act in synergy, as in acoustic startle, while glucocorticoids may suppress or stimulate CRH, as in the hypothalamus and amygdala, respectively. A CRH type 1 receptor antagonist, antalarmin, inhibits both the development and expression of conditioned fear in rats, and has anxiolytic properties in monkeys. Profound stressors, such as those from sexual abuse, may elicit the syndrome in older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Most frequently, chronic dysthymia and/or depression may develop in association with gastrointestinal complaints and/or the premenstrual tension syndrome. A lesser proportion of individuals may develop the class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ypocortisolism and intrusive and avoidance symptoms; in younger individuals it may present as dissociative personality dis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