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鸟类多样性与区系组成

生物多样性编目是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本研究收集整理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鸟类记录, 数据来源包括专项鸟类调查、红外相机调查、自动录音调查、公众科学活动4大类。共记录到分属17目64科的252种鸟类。其中, 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 为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和白鹤(Grus leucogeranus),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34种; 在IUCN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受威胁(即极危、濒危、易危和近危)的分别有10种和34种: 共计有46种鸟类为需受重点关注的物种, 占总物种数的18.25%。记录到4种浙江省鸟类新记录, 分别为黄嘴角鸮(Otus spilocephalus)、方尾鹟(Culicicapa ceylonensis)、远东苇莺(Acrocephalus tangorum)和蓝短翅鸫(Brachypteryx montana)。钱江源国家公园内鸟类组成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成分, 东洋种(45.24%)占比略高于古北种(42.46%); 留鸟和迁徙性鸟类的物种数近似; 繁殖鸟类中以东洋种为主(68.79%), 冬候鸟中则以古北种占绝对优势(94.83%)。本研究结果表明, 钱江源国家公园虽然面积有限(252 km ²), 但记录鸟种数占浙江全省的52%, 在鸟类多样性保护中有重要价值; 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将为该国家公园管理以及未来的鸟类监测和研究提供基础本底。     

基于近低空遥感技术的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边界识别: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边界划分是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手段, 通常以行政区和自然地理边界为参考, 借助人工干预的方法进行划分, 而较少考虑当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人为干扰因素, 造成边界划分不合理、不清晰。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横岭角和古田山访客中心2处干扰较大的典型区为例, 用无人机近低空遥感技术结合实地植被调查, 评估现有功能分区。结果表明, 横岭角和古田山访客中心功能分区修正面积分别为53,550 m ²和19,667 m ², 分别占航拍研究区域面积的29.75%和16.39%。功能分区不合理划分的原因包括: (1)人为干扰较大的区域与自然地物较难分辨; (2)部分边界划分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将面积较小或完整性稍差的天然林划分为保护级别较低的区域。本研究采用航拍影像结合地面调查, 从保护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减小人为干扰因素的角度出发, 为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边界划分与细化提供一种合理可行的方法。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研究——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合理的资源保护分区有助于提高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措施的区域针对性,增强保护效果。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方面选取要素指标,构建了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将林小班作为分区单元,根据园区的生态本底特征将其划分为7个自然资源保护区,并以此作为国家公园开展资源调查和管理工作的基本区划单位;根据各区域具体的资源问题和保护需求将国家公园进一步细分为17种自然资源保护区域,形成了包含两个层次的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并基于各个保护区的保护目标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该分区方案避免了国家公园现存的各类用地空间布局交叉或错位所导致的难以协调问题,有利于实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的落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功能分区对黑麂保护的有效性评估

功能分区是统一协调国家公园不同保护管理目标的主要措施, 对于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有重要意义。钱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 被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4个部分, 对应不同的保护管理措施。本研究分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现有功能分区与其首要保护对象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的适宜栖息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在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的94个黑麂分布点的基础上, 结合海拔、地形、植被特征、人为活动干扰等15个环境特征变量, 采用MaxEnt模型预测国家公园内黑麂适宜栖息地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 黑麂倾向于出现在森林较为原始和道路密度较低的区域, 其适宜栖息地面积42.5 km ², 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16.9%。其中, 69.3%的黑麂适宜栖息地位于核心保护区, 30.4%位于生态保育区, 表明国家公园现有功能分区能很好地满足黑麂栖息地保护的需求。此结果也证明黑麂可以作为其分布范围内保存较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指示性物种。通过生境恢复、廊道建设和跨省共建促进黑麂栖息地的完整性保护, 是加强该区域黑麂栖息地保护的关键措施。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开展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 并对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值呈现非农户 > 兼业户 > 纯农户, 非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远高于兼业户和纯农户; (2)不同农户类型资产等级划分差异显著, 纯农户的中低资产较多, 非农户的高资产较多, 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类型密切相关; (3)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 何田乡生计资本较为均衡, 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的生计资本搭配不合理; (4)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 (5)自然资本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其余资本及总量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最后, 为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的国家公园社区调控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功能分区和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为国家公园社区调控提供空间指引,为社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以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综合考虑国家公园建设多重目标,建立了生态保育、游憩利用和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体系,并基于三类适宜性构建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通过叠加国家公园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冲突分析结果,识别国家公园社区类型并提出调控措施。结果表明：①三类适宜性土地利用总量较丰富且存在空间差异,其中生态保育适宜性呈中部高,南北两侧低的分布特征,游憩利用、农业生产适宜性呈中部、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特征;②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将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划分为4大类,即用地优势区、冲突激烈区、冲突一般区和冲突微弱区,其中47.24%的土地存在潜在利用冲突,冲突等级以冲突激烈为主,用地优势区占比50.21%;③基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框架与土地利用冲突结果叠加分析,将国家公园社区划分为区外安置型、控制发展型、优先整治型、游憩发展型、特色农业型5种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措施。     

法国大区公园经验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跨界治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之一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然而, 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不仅面对交叉重叠、多头管理导致碎片化管理问题, 还要面对行政区划进一步造成的碎片化和管理分割的现实。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地跨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 存在国家公园跨界治理过程中的三大普遍问题: 跨界协同治理空间边界划定、生态保育政策及执行不统一、毗邻社区居民生计对自然资源依赖与生态保护目标的矛盾。文章借鉴法国大区公园治理经验, 依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精神, 提出钱江源国家公园跨界治理中必须形成一个政府主导(公园管理机构为代表), 企业、社区居民和第三方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组织框架, 并针对上述三个问题, 提出通过第三方组织参与方式实现跨越行政壁垒的统一保护、通过社区协议保护方式实现保护标准的统一、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

全面了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木本植物物种组成,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分析其区系特征及不同植被类型群落结构现状,对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和不同植被类型恢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的木本植物调查,详细分析了不同胸径大小级森林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区系特征、种-个体曲线分析和结构特征。调查涵盖313个木本物种,温带分布的科多于热带分布的科(22/35),热带分布的属略少于温带分布的属(28/31);中国特有属7个,特有种101个,中国珍稀保护物种10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近危、易危和濒危物种17个。在同等取样水平下,物种多样性在常绿阔叶林最高,天然针叶林次之,杉木林最低;全域所有个体及各林型的径级分布总体呈现明显的倒"J"形,群落总体上更新良好。研究发现钱江源国家公园物种丰富,但由于包含较多次生林等植被类型,整体温带多于热带区系成分,亟待采取措施恢复至典型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对钱江源国家公园木本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及其更新情况等科学和保护实践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也为未来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空间管控作用研究

随着《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正式出台,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方向愈发明晰,部分体制试点区已对外公布了园区总体规划方案并有序开展实施。作为指导园区建设和资源保护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的空间管控规则和实施保障机制尚不完善,需要在试点过程进一步探索、提升和固化。从规划编制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在空间资源调控和用途引导方面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析梳理,提出空间管控策略的实施路径和目标传导机制,并将方案实施的可操作性作为规划研究要点。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日间声景观的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声景观在现行国家公园景观评价体系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关系着国家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采用调查问卷法对国家公园日间的53种声景观进行主观愉悦度评价,考察并选取描述声景观质量的客观心理物理学指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二者主客观关系,并得到国家公园声景观质量评价模型。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声景观表现为不同的声学特征,并在响度、尖锐度、粗糙度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虫鸣声响度最大（5.829）、尖锐度最大（2.667）、粗糙度最大（0.018）,鸟鸣声的尖锐度与其余六种声景观均显著差异。（2）采用响度、尖锐度、粗糙度、波动度作为描述声景观质量的客观心理物理学指标具有适宜性。其中,响度是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园声景观主观愉悦度认知的主要因素,二者呈负相关关系。（3）采用K-均值聚类等级划分发现,国家公园声景观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虫鸣声质量最高（3.86）、鸟鸣声其次（3.58）、交谈声最低（2.43）。自然声景观质量整体高于人工声景观。（4）国家公园声景观质量在空间上具有南部高、北部其次、中部低的格局特征,且与区域生态保护等级水平存在较强空间重叠性。研究结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结束后,未来声景观科学管理与规划设计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为其它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声景观评价提供方法借鉴。     

功能约束条件下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研究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根据生态系统和文化资源的保护要求划定不同的区域,并通过对区域内活动开展的范围和强度进行管控,实现生态保护、游憩利用等目标。从功能约束条件出发,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选取自然游憩资源、景观美景度、人文游憩资源、游憩利用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条件等6个因子构建了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其进行单因子分级评价和综合评价,定量评估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适宜性,并将其适宜性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I—IV的4个等级。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4个等级的面积呈"橄榄"型分布格局。在游憩利用适宜性分析结果及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要求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划分为6大游憩利用类型,并提出不同游憩利用类型的主导服务功能与管理措施。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和游憩利用提供规划与管理指导。     

国家公园规划制度功能定位与空间属性

我国将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强化对各类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 这必将对国家公园保护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国家公园规划制度的定位, 阐述了国家公园规划承载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两大体系的基本属性, 应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具有优先权和前置权; 重点分析了各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功能与属性特征, 作为空间规划应承接好上位空间规划对国家公园的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作为建设规划应承接好上位或同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对国家公园的目标任务要求, 作为管理规划要明确国家公园顺畅运行的要求。国家公园应在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专项规划方面寻求创新, 探索国家公园用途管制的实现模式。     

公园作为学习场所——国家公园解说和环境教育发展探讨

为游客提供教育机会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初就是其核心任务之一。国家公园作为学习场所,通过提供实地体验,使公众了解这个星球的土地、自然和文化,并激励公众为公园保护建立责任意识。对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和环境教育历程进行研究,分析并总结了国家公园不同发展时期解说和环境教育的经验,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局发挥公园领导者的作用,建立专门的解说机构、制定政策、建立标准;联合其他机构、教育团体和社区等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教育项目;各公园单元根据自身特点开发各具特色的解说设施和项目。最后提出中国国家公园应建立公园和公众教育的联结并带动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意义的景区,发展具有教育和激励意义的解说产品。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具代表性、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产品丰富,在开展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本研究基于《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框架,构建符合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的GEP核算体系,对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GEP进行核算。结果表明: 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GEP为2045.13亿元,单位面积GEP为0.46亿元·km^-2。其中,物质产品价值为48.50亿元,占国家公园GEP总量的2.4%;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为1688.91亿元,占82.6%;文化服务价值为307.72亿元,占15.0%。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来看,以山地雨林、低地雨林、落叶季雨林、热带云雾林等为代表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单位面积价值量远高于人工林及其他生态系统,表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基于国家公园GEP核算结果,提出进一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实现机制的相关建议。     

国家公园体制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经历了由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重要变迁。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从内在逻辑、民主化程度和变量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多源流理论在中国保护地变迁研究中的适用性;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梳理了变迁的逻辑路线,总结了变迁的内容,变迁内容包括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三个方面。结果表明: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表现在问题源流中的指标数据和问题反馈促进了政策源流中政策建议和方案的提出,而焦点事件与政治源流中执政理念的冲突对变迁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政策源流存在渐进式完善过程,尤其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政策源流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此次变迁的逻辑路径主要包含三股源流的相互作用,通过引入国家公园重塑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促进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发展。     

多源空间数据整合视角下的城市开发强度研究

城市开发强度能直观表征人类活动强度,对指导城市规划与管理、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采用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视角构建城市开发强度的多维测度体系,整合多源空间数据,测度了杭州市主城及3个副城的开发强度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杭州城市开发强度由主城向副城呈波动降低,高强度开发过度集中于主城,主城的功能疏散有待加强;各副城开发强度不一,江南城与主城呈现跨江融合,临平城、下沙城空间上较为独立;各开发维度中,建筑强度、功能强度及效益强度热点区分布基本一致,环境响应高强度区则集聚于主副城交界处,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多维测度体系可较好表征城市开发强度,对城市规划及精细化管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