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旅游地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安置区居民的生态移民感知状况对于把握生态移民实施效果、实现遗产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湖南武陵源3个不同移民安置方式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通过对比分析2010和2016年两次系统性调研数据,分析不同时段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变化和促成感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2010、2016年,研究区居民对“就业机会增多”、“科教培训机会增多”、“景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和“认同移民后的‘农转非’身份”等指标反应消极;强烈赞同“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等指标选项. 2016年,不同性别、年龄、月均收入水平的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经济和心理影响感知差异较为显著;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移民政策的感知分异明显;投资兴业安置方式的居民对生态移民经济影响感知相对积极.经济影响感知和移民政策感知成为影响居民对生态移民整体感知的主要因素;就业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移民保障体系等问题是居民持续关注的重点.     

世界遗产地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以武陵源3个移民安置区为例

基于对武陵源3个典型移民安置区的入户调查数据,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世界遗产地生态移民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所导致的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分歧较大,对负面指标的感知较一致;居民对生态移民的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认同度较高,对消极影响感知较弱,且3个安置区居民对移民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差异明显;居民对生态移民的资源环境影响感知强烈,但普遍认为对其心理的负面影响不甚显著;居民对主要移民搬迁政策的支持度不高;年龄、文化程度、月均收入和旅游收入比重是影响居民感知评价的最重要因素;移民安置方式和参与旅游业的程度对安置区居民的感知差异存在重要影响;移民政策感知是影响居民对生态移民整体感知的主导因素.     

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为例

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影响其行为选择,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文地理学及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地方认同理论,选择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及行为认同4个维度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以福州居民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定量分析居民认知态度、保护行为与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行为认同维度得分高于其他维度,且福州市民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2)受访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认同与其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在福州居住时间长短的关系较为密切;(3)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发现,福州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较弱。拓展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聚落系统脆弱性评价——以蒙洼行蓄洪区为例

从社会生态视角对乡村聚落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估,有助于厘清影响乡村聚落发展的因素,建立起应对风险扰动的分析框架,引导乡村可持续发展。以蒙洼行蓄洪区为例,综合运用VSD （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VSD）框架、显式空间脆弱性模型（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SERV）模型及贝叶斯网络模型测度区域脆弱性并探究影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蒙洼地区乡村聚落系统暴露度呈现"两边低、中间高、局部突出"的空间格局特征,镇区周边的乡村聚落敏感性较为突出,同时镇区所在行政村表现出良好的适应力,而乡村聚落系统总体脆弱性较高且高低值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不均衡分布态势,且结构性差异特征显著。（2）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脆弱区划分为中低脆弱区、敏感-适应型高脆弱区和敏感型高脆弱区三种类型,基于贝叶斯网络分析高脆弱区的影响因素。蒙洼地区乡村聚落以高脆弱区类型居多,其中敏感-适应型高脆弱区主要位于蒙洼地区北部和中部,灾害防控因子对乡村聚落振兴概率的作用最为显著,其建设开发活动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较多,因而不宜展开乡村聚落布局,应划为生态保护空间,开展渐进式移民搬迁;而敏感型高脆弱区主要位于蒙洼地区南部河谷地带,建设发展基础相对良好,地形地貌因子对乡村振兴概率的影响最大,为避免该地区乡村衰退的态势加剧,应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生产方式,尽可能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村落与耕地保护

村落是人类乡村聚居与生活的场所,是华夏文明的维系,更是民族记忆的归属;耕地则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是食物供给的主要来源,更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村落与耕地分别承载了乡村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因此是乡村地域范围内最为重要的两种景观.     

中国的村落与耕地保护

正村落是人类乡村聚居与生活的场所,是华夏文明的维系,更是民族记忆的归属;耕地则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是食物供给的主要来源,更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村落与耕地分别承载了乡村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因此是乡村地域范围内最为重要的两种景观。     

游客和居民视角下武夷山市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比较研究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连接,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参与式制图是感知与保护热点文化服务地区的有效方法。采用参与式制图与访谈、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游客和居民2类群体对武夷山市CES的感知情况;利用空间分析、热点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比较分析了游客和居民CES的感知差异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除了居民月收入对感知有影响外,游客和居民对武夷山市CES认知基本不受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影响(P>0.05);(2)居民的CES价值人均支付保护意愿较游客高。文化遗产、游憩与生态旅游、教育、美学价值是游客和居民都重视的4类子文化服务。游客对文化遗产价值服务的支付意愿最高,而居民则对教育价值服务支付意愿最高。(3)居民对CES价值感知分布空间范围较广,几乎涵盖了武夷山市大部分乡镇;而游客则相对集中,主要位于旅游点密集区域,对其他地区的感知程度较低。CES价值冷热感知程度与旅游点分布呈现相同的空间分布格局,游客和居民对CES价值热点区的感知强度从南向北逐渐降低。(4)从不同文化服务类型权衡/协同关系上看,除了“精神与宗教价值”和“游憩...     

乡村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关系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充分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发挥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价值,是满足新需求发展新经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省湖州市的乡村区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地理信息数据、社会调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优化Maxent模型的要素评价体系,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量化制图,同时对文化服务供需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确定湖州市文化服务价值的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湖州市乡村地区3种文化服务类型中科教人文价值最高,自然风光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次之;休闲娱乐价值所占面积最大,自然风光价值和科教人文价值次之。在空间分布上,德清县北部、安吉县南部和长兴县的西北部为文化价值突出区域。(2)POI、土地利用/覆被和距道路距离是贡献度最高的3个要素,POI的应用对提高结果可靠性、提升文化服务价值制图精度有较明显的积极作用;(3)结合常住人口和旅游人口,吴兴区的大部分区域具有最高的文化服务需求,其余依次为安吉县的北部和中部、长兴县、德清县的东部、南浔区;(4)根据文化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将湖州市乡村地区划分为发达区、需求区、潜力区、发展区,四种类别面积相对平均但分布具有较强异质性。基于供需关系视角,探索了乡村地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发展路径的研究方法,为乡村文化服务综合开发奠定理论基础。     

城市居住区多功能绿地景观的景感生态学效应

作为居住区绿地景观重要的组成要素,公共活动空间是居民最为频繁使用的空间,对提高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改善人居环境与提高居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居民休闲娱乐文化感知,探讨居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的景感生态学效应,揭示多功能绿地景观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和景感营造的影响,可为居住区绿地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以郑州市26个居住小区80个公共活动空间为研究对象,结合景感生态学理念,基于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的景感特征（植被覆盖、基础设施、遮荫率、管理水平、公共活动空间面积与类型）以及内部居民休闲娱乐文化活动特征的调查分析,探讨了城市居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的景感效应对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1）小区绿地不同类型公共活动空间提供的景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水体的自然属性使其景感效应更丰富,文化服务价值最高。（2）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面积越大,居民的心理感知越强,景感体验越丰富,文化服务价值越高,增加公共活动空间面积是构建多功能绿地景观的直接通道。（3）公共活动空间的植被覆盖营造的视感与遮荫率营造的风感生态学效应较为显著,而基础设施的触感与清洁度的视感并未存在显著影响。（4）结合小区社会经济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由公共活动空间面积营造的多样化景感对居民活动量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公共活动空间的类型与小区户数。运用景感生态学理论和景感营造原则,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景观设计实现了景感载体化,改善和增加了绿地生态系统服务,能够缓解城市绿地的不公平性。未来城市居住区特别是高密度居住区应尽可能设置大面积的具有多功能特征的公共活动空间,而低密度居住区在绿地面积充足的前提下,可设置大面积自然水体和增设多类型的公共活动空间,以提高景感效应。     

乡村景观特征的保护与更新

乡村景观特征主要表现为乡村景观要素的形态、空间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多元化乡村景观特征具有文化、景观与生态等价值。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传统乡村景观衰败及消失,并引发景观特征减少、多样性降低。乡村景观特征的保护与更新是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对乡村景观规划建设中乡村景观特征的保护与更新进行探讨,包括内容、范畴以及具体措施和技术要点,以期对我国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乡村规划体系建设有所启示。     

相地合宜·借景随机—基于场地特征的乡村景观设计探索

针对当前乡村景观设计“千村一面”的现象进行剖析,反思美丽乡村建设的困惑。提出传统造园中的相地和借景理论是乡村景观设计的核心基础,乡村天然地具有山林、江湖等自然资源,同时又因村民世代居住而流传下宗族起源和文化认同,这给予设计师难得的机会去挖掘、思考和创作。在此基础上,设计师也应该以新的语言和技术去创新和探索表达场地特征,当代而又本土的乡村景观。此外,还以皂溪村、龙坞茶村、下杨村3个案例来具体探讨实践过程中的相地之理解和借景之应用。     

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是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恢复力是指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和重组后,仍然保持原有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的能力。梳理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乡村社区恢复力、空间恢复力相应概念,借助宏观生态学领域中的恢复力相关概念阐释乡村空间演变过程,可以在深化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理论内涵的同时更有效的理解乡村空间的演变过程和重构目标。乡村空间重构并不只是国土或规划层面的景观空间优化,而需要站在强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角度,从乡村空间演化机制入手,提升乡村空间演化动力从而驱动空间重构。将乡村空间的演变阶段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将作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引入乡村地理学研究领域,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学科研究视角,完成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的理论抽象。     

木乃伊揭谜

对于研究古代人类文化的学者来说,南美洲是一片充满了谜的大陆。仅在当地古代医学方面,就有许多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例如,肺结核是目前南美洲流行的疾病。这种病究竟起源于何时?不少学者长期来确信,它是由欧洲移民带入南美的。事实如何呢? 又如,南美洲土著居民中O型血型较多。人种学家认为,在欧洲移民进入南美之前,当地印第安人的血型是清一色的O型。是否确是如此呢? 在南美一些文明古国残存的宗教典籍中,曾记载当地居民在几千年前就能进行十分精巧的外科手     

基于景感生态学理念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研究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奠定着基础,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服务性公共设施作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乡村的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综合评价其供给服务可改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结构,为城乡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以厦门市岛外城市化乡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厦门市岛外POI数据和乡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公共服务设施为景感载体,分析其空间分布和测度其供给服务水平,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与熵值分析法,分析厦门市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空间分布特征,结合人口、经济、距岛内核心区距离等指标对各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厦门乡村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表现为集美区 > 海沧区 > 同安区 > 翔安区;各村庄公共设施供给服务能力水平影响因素是多元且具有多样性的;提出从城乡居民的认知心理与物质需求出发对公共设施进行景感生态营造以提高村庄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能力,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本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优化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可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提升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研究依据。     

基于社区生活圈尺度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与居民就医行为关系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本研究根据对研究案例区常住居民空间行为轨迹的刻画,就社区生活圈内公园绿地、绿化水平、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常住居民就医频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评价单元内公园绿地面积和绿化水平与居民就医频次具有比较明显的负相关,而文化体育设施与居民就医频次的相关性不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评价单元内医疗卫生设施的影响,发现其数量、可达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就医的频次。故此,便利易得的医疗卫生服务可能增加居民的就医频次,而城市中公园绿地的建设则对于降低居民就医频次有一定的显著作用。相较于增加集中的公园绿地面积,整体性的提高绿化水平则更有益于居民就医频次的降低。     

大洪河水库库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基于农户访问,结合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指标,分析了大洪河水库邻水库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库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淹没征占和移民安置征用.前者发生了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而后者主要是打破了原有土地权属状况,并使地块更加零碎;库区人均耕地0.041 hm2,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警戒线.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均较少,有30.25%的农户一年中有3个月缺粮,且35.27%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库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差,健康的和较健康的生态系统所占比重较少,分别由环库区缓冲带及水田和经济林果用地生态系统组成;人口快速增长是导致库区人地关系变革的关键因素,乡村经济低下决定库区移民的生产决策,而移民信仰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库区土地利用格局,是库区土地利用格局保持稳定的诱导性力量.     

基于GIS的农村住区生态重要性空间评价及其分区管制--以兴国县长冈乡为例

在我国加速新农村建设阶段,如何协调好村镇建设与地域生态系统的关系成为当前规划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GIS技术,从水资源安全、生物保护、灾害防护和人类干扰等4个方面,构建了空间尺度上的生态重要性综合指数,对兴国县长冈乡生态重要性空间进行了评价, 并制定了分区管制的措施,以便从宏观上预防乡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提出的评价方法将有利于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规划,开展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维护农村生态系统健康与安全。     

高寒民族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及影响因素——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旅游业是当前高寒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辨明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精准制定旅游发展政策。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突出该区民族文化特征,建立了以文化整合、地方感、旅游机构信任、旅游事件依恋为自变量的居民旅游支持度模型,并分析了影响该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藏族居民旅游支持度最高,回族次之,汉族最低;牧民、僧侣、家庭主妇、学生、私营业主、公务员的旅游支持度呈递减趋势;"易地搬迁型"乡村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最高,"民宿开发型"次之,"寺院景区门户型"社区居中,"寺院僧舍型"社区较低,"景区边缘型"社区最低。(2)旅游收益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积极影响,旅游成本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负向影响;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与居民对旅游事件依恋均对旅游收益感知产生积极影响、对旅游成本感知产生负向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文化整合与居民对旅游事件依恋除对旅游支持度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增强旅游收益感知、降低旅游成本感知而对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以龙脊村和弗林村为例

将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置于人类学视野之下有利于科学认知乡村所独具的人地关系价值。对山区聚落的典型代表——桂北龙脊村和瑞士弗林村的聚落景观分别展开研究,首先剖析其空间单元与社会建构、生产活动的关系,进而阐释中观层面的组团分布或受自然地理限定或以公共活动为中心,而两者在宏观格局上则因农业生产活动的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从乡村聚落景观生成的源头探索人类活动与空间的深度交融;通过2个跨文化案例的比较研究,剖析乡村聚落景观多样性的成因——自然要素、文化要素、生产要素与空间要素之间丰富的关联,揭示乡村聚落景观的多元价值内涵。     

多功能视角下的山区乡村空间功能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

以西部山区重庆乡村空间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空间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将乡村空间多功能划分为农业生产功能、经济发展功能、生态保育功能、生态稳定性功能,社会保障居住家园功能五种子功能,采用熵权法定量核算2013年全市乡村空间功能值,运用GIS技术和Dagum基尼系数刻画重庆市不同地区乡村空间功能值地区差异特征,并划分了重庆市乡村空间多功能类型,研究结果表明:(1)山地型乡村地形复杂,景观类型多样,功能也极具多样性,研究区乡村空间除了生态稳定性功能外,其他各功能值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2)Dagum基尼系数,是一种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更为深入地刻画研究区乡村空间功能值地区间差异及区内差异特征。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分解结果显示,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都超过50%。(3)根据乡间空间多功能分布的差异性及山地乡村的特点和山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将研究区乡村空间划分为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型,农业生产-人居生活型,人居生活-社会保障型,人居生活-经济发展型,水源涵养生态保育型,生态保育-经济发展型,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型,土壤保持生态保护型8种功能类型,能较好地体现地域特色,为科学健康的开发利用山地乡村空间土地资源提供有益借鉴,有利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