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植被特征对陆生鸟类集团的影响

城市公共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的鸟类栖息地,其植被特征对鸟类集团存在显著影响。在通过分析植被特征对陆生鸟类集团的作用,从而为公园合理配置植被来提高其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理论基础。2009年10月至2011年10月,采用样线法对上海滨江森林公园进行鸟类调查,利用主成分分析划分鸟类集团,用高度定义植被层次,用卡方检验分析鸟类行为在植被层次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滨江森林公园陆生鸟类群落在乔木层的栖息行为和运动行为频次显著多于其在灌木层和地被层的行为频次,在地被层的取食行为频次显著多于其在乔木层和灌木层的行为频次。陆生鸟类可划分为8个鸟类集团,鸟类集团之间存在栖息、运动和取食空间生态位的重叠。食虫拾取集团、杂食拾取集团、食肉飞取集团和植食拾取集团在栖息、运动和取食空间生态位上均存在较高的重叠度,其通过食性分离各自空间生态位。食虫探取集团和食虫飞取集团互为栖息空间生态位重叠度最高集团,其通过取食方式的不同来实现生态位的分离。根据公园植被特征对鸟类集团的影响结果对上海市公园绿地植被配置提出了建议。     

天津滨海滩涂湿地鸟类丰富度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脆弱性和复杂性,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是当今世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之一。本研究选取天津滨海新区的3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参考场地,1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验证场地,通过量化4处场地不同类型栖息地的7个环境因素,综合鸟类对各类型栖息地的使用情况,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植被覆盖率、植物水平斑块丰富度及人为干扰程度与鸟类物种丰富度呈显著相关,并建立模型1;植物香农－威纳指数、植物水平斑块丰富度及人为干扰程度与鸟类共位群丰富度呈显著相关关系,并建立模型2。最后,利用验证场地的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得出所建立的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对栖息地内的鸟类丰富度进行预测。该研究构架了1种利用栖息地类型预测场地鸟类丰富度的方法,以期供相关研究或实际规划设计工作参考。     

河流生物栖息地调查及评估方法

河流生物栖息地的研究是河流生态修复和流域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本文概述了河流生物栖息地的分类、调查方法（包括调查范围、采样密度、采样季节和数据记录方式）以及调查数据处理等;并从物种与栖息地适宜性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目前国际上主要的栖息地评估方法（评估模型）的应用特点和应用范围进行了评述;最后,在探讨发达国家关于栖息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河流治理应从生物栖息地角度出发进行生态恢复建设.     

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适宜度评价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于我国Ⅰ级保护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洱市的思茅区、澜沧县和江城县,以及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普洱全境作为研究区域,利用野外调查数据,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对普洱市亚洲象的栖息地适宜度进行了评价,并预测了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发现: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的边际值为0.991,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对环境变量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耐受值为0.315,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生态位较窄,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将普洱市的亚洲象栖息地分为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边际栖息地和非栖息地4个等级,面积分别为409.32、574.32、2909.48、38722.32 km2。最适栖息地仅占全市面积的0.96%,而非栖息地占90.86%。利用GIS和Biomapper 4.0生成亚洲象栖息地分布图,发现普洱境内最适栖息地和较适栖息地面积狭小。对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和边际栖息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表明,3种类型的栖息地破碎化均十分严重,连通度较低,栖息地内受到较大程度的人类活动的干扰。因此建议在普洱和西双版纳间尽快建立野生动物生态廊道,以加强亚洲象各种群间的交流。     

大兴安岭南段马鹿生境适宜性分析与生态廊道构建

构建生态廊道在缓解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维持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完整与功能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内蒙古大兴安岭南段分布的马鹿(Cervus elaphus)种群为研究对象,利用MaxEnt模型对其生境适宜性进行分析,并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潜在生态扩散廊道,探讨大兴安岭南段区域隔离马鹿种群的栖息地连通方案。结果显示,马鹿栖息地呈破碎化状态,种群有明显的隔离分布趋势,现有适宜栖息地具有海拔较低(800—1200 m)、坡度较缓(<15°)、靠近水源、植被类型多为靠近山林的灌丛或草地等特点。所构建12条生态廊道具有经过河流浅水节段、远离村落等特点,便于落实栖息地生态恢复管理措施。研究从区域尺度综合分析了大兴安岭南段马鹿栖息地现状及连通性,有助于优化适宜栖息地格局,促进马鹿扩散和栖息地连通,为该物种隔离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提供现实指导和基础资料。     

如何在北京充分实现受胁鸟类栖息地保护?

实现有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口密集区的保护效率。北京人口密集且生物多样性丰富, 存在3类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限制建设线。上述区域可视为生态保护潜力区。本文以在北京有分布的30种受胁鸟类为主要对象, 探讨现有生态保护潜力区对这些物种栖息地的覆盖程度, 并对如何改善上述受胁鸟类栖息地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建议。根据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 基于高分辨率卫星解译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掩膜栖息地分布图, 得到各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这些分布获得北京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并进行验证。依据物种丰富度高低, 将受胁鸟类栖息地划分为一至四级(最重要的栖息地是一级栖息地, 以此类推)。同时, 依据地表覆盖类型和人类活动强度高低将北京市域划分为城市建成区、乡村生境区和自然生境区。分别计算3类保护潜力区对上述3类区域以及四级栖息地的覆盖面积比例。结果表明: (1) 95.64%的一级关键栖息地和86.32%的二级关键栖息地分布在乡村生境区, 但仅有0.69%和15.15%的乡村生境区分别被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 (2)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一、二级关键栖息地主要为水域和沼泽地等湿地、高覆盖度草地和部分耕地, 以及含有较高比例水体的大型城市绿地。基于以上结果, 我们建议至少在一定区域内试行如下保护措施: (1)严格保护湿地及其周边的高覆盖度草地, 确保面积不减少; (2)维持基本农田规模和粮食种植模式; (3)将乡村生境区位于河道附近的水域、沼泽地、高覆盖草地和灌木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4)在公园绿地中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5)优化平原地区林地结构。以上措施将使北京的受胁鸟类栖息地得到更好保护, 为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示范。     

基于鸟类栖息地季节性变化的自然保护区动态分区管理——以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鸟类栖息地会随着季节迁徙而改变,基于此对以珍稀濒危鸟类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动态分区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用。通过MaxEnt模型分析预测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繁殖季和越冬季的栖息地范围,并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得到动态分区方案。结果发现：繁殖季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受到人口密度、丰水期土地利用类型、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距离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越冬季鸟类受到距道路距离、人口密度、距枯水期水体距离、枯水期土地利用类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运用ArcGIS水文工具分析出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汇水单元作为其动态区划单元,根据鸟类栖息地季节性变化的特点结合分析结果叠加分析,将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栖息地保护区、繁殖季栖息地保护区、越冬季栖息地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栖息地保护区要进行全年严格保护,繁殖季栖息地保护区和越冬季栖息地保护区在相应鸟类栖息时段严格管控、非栖息时段可合理利用,一般控制区则全年可允许合理的行为活动。季节性动态分区方案注重解决安徽省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便于未来保护区生态保护规划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丰富了以季节性栖息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的动态功能分区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制定提高自然保护区空间利用效率的生态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综上,建议在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中,依据保护区季节性动态分区特征,实行分区管制,制定对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措施。     

岷山、邛崃山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目的】岷山与邛崃山系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但由于该地区干扰、栖息地破碎化等原因,野生大熊猫的生存和种群复壮仍然存在风险。基于大熊猫习性和生存需求来评价其栖息地生态安全,对于更好地保护野生大熊猫种群、明确保护的地理重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以岷山山系、邛崃山山系范围内各市、区、县为对象,收集并选择最新的社会、地理、生物三大类目中具有代表性的12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地区大熊猫栖息的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岷山、邛崃山中部的平武县、宝兴县的生态安全指数最高;彭州市、都江堰市和邛崃县等成都的周边地区生态安全指数较低,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影响;都江堰市北部和汶川县域内为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但其生态安全指数较低,需要进一步的保护、管理和恢复;平武中部、松潘、茂县等地区生态安全指数较高,可作为大熊猫潜在栖息地进行保护。【结论】岷山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安全指数总体上高于邛崃山系,但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可为野生大熊猫生态廊道的建设、圈养大熊猫放归地点选择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东北虎栖息地分析与潜在生态廊道构建

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是现存5个虎亚种中体型最大者,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在维持健康生态系统功能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近几十年来,由于东北虎栖息地受到人类活动强烈干扰,致使栖息地破碎化,主要栖息地孤立分布,呈现岛状,天然生态廊道消失殆尽,东北虎的保护面临巨大挑战。因此,确定东北虎关键栖息地,构建与恢复东北虎栖息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十分必要。本研究运用专家模型结合东北虎栖息地选择规律和栖息地特征,综合分析植被类型、国家级与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地形因子以及人为干扰因子共7个主要影响因子;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获得各影响因子的相对权重值,运用加权线性方程获得了东北虎潜在适宜栖息地,并确定了东北虎核心分布区以及分布区间的综合代价值。通过廊道设计模型（Linkage mapper）得到东北虎核心栖息地间的潜在生态廊道。结果得到了21条东北虎潜在生态廊道,对打通国内零星分布区,特别是张广才岭-完达山-老爷岭之间的迁移通道、扩大东北虎生存空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评价

本文利用亚洲象种群野外调查数据,结合3S技术,应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ENFA）模型对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进行评价,并对适宜栖息地做出预测。结果表明：ENFA分析的边界值M=1.375＞1,耐受值T=0.478,说明亚洲象对环境条件有一定选择性和耐受性,但生态位仍不宽,专化程度较高;影响亚洲象栖息地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为植被因素,尤其是竹林和竹阔混交林;在本研究中,象群在农地中的分布点占所有分布点的45.2%,它们对栖息地预测结果的影响显著,与有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栖息地相比,无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总栖息地面积共减少2652.5 km²,其中农地面积减少最大,共计1788 km²,所占比例由35.7%降低至6.3%,因此,有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得到的亚洲象栖息地分布是人为干扰模式下的亚洲象栖息地状况,而无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栖息地是真正适宜亚洲象生存的栖息地;这些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勐养、勐仑、勐腊、尚勇子保护区和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及其周边地区,且已呈现岛屿化,因此急需在勐养子保护区和普洱之间、勐腊和尚勇子保护区之间以及中国-老挝边境地区建立生态廊道以保护亚洲象种群的长期维持和健康发展。     

基于鱼类物种状况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评估

鱼类是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水域生态环境良好的指示类群。为合理评估长江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文章提出将土著鱼类物种数和珍稀特有鱼类物种数作为评价指标, 并建立了相关的评价基准和等级划分标准。以2010年和2020年为评价年, 评估了长江干流及代表性重点水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结果显示, 当前长江上游干流和下游干流的生态环境质量优于中游; 支流赤水河的生态环境质量良好, 大型湖泊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质量中等。从时间上看,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等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 长江干流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不同程度地好转。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进一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的对策与建议。     

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带生态修复技术研究进展

我国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区,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其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在人类活动的高强度影响和干预下,该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的增高,脆弱性发展趋势的加快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着长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该区域生态环境呈现出的脆弱性特征已成为我国新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基于长江三角洲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的数据基础,及国内外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长江三角洲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发现该区域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为土壤污染、城区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以及地面沉降等。通过剖析长江三角洲4类生态环境问题(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地面沉降)的现状、形成的具体原因及带来的影响,结合国内外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了该区域4类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修复技术类型(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方法、生态方法)、基本原理及各自的优缺点,同时评估了不同生态修复技术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可行性、安全性、经济性,旨在以上述理论研究为参照标准评估该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生态修复技术的修复潜力,为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修复提供方案及理论参考。长江三角洲...     

基于多源数据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开展国家公园尺度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对优化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管理规划、加强生态网络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在“压力-状态-响应”(PSR)理论框架中融入草地退化指数、冻土稳定型分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景观生态脆弱性等指标,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及其主导因素。研究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景观生态脆弱性整体较低,不同园区景观生态脆弱性指数略有差异,长江源园区为中等脆弱区,黄河源园区脆弱性次之,澜沧江源园区景观生态脆弱性优于其他两园区。(2)三江源国家公园整体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为较不安全,其中,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以较不安全区等级为主、临界安全等级次之,黄河源园区临界安全及以上等级的面积比重为93.94%。(3)土地生态较安全区和安全区分布于长江源园区中南部,以及黄河源园区南北两侧边缘区,较不安全区和临界安全区在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以及黄河源园区交错且连片分布。(4)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识别结果显示,居民点密度、水网密度和景观生态脆弱性是影响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因素,揭示了人类活动扰动程度与生态系统脆弱性对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状...     

基于生态足迹视角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渐突出,如何客观定量地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区域进行补偿,发展与环境健康并行是生态建设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以长江流域的十九个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省公顷"模型,对均衡因子及产量因子进行修正,计算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利用GIS平台进行并对其进行空间分析;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建立了动态化长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对长江流域各行政区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测算,并基于流域尺度、城市群尺度、省级尺度进行差异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2015-2017年,长江流域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无明显变化,三年内基本持平。长江流域省级行政区的生态安全指数均大于1,表明整个流域处于不安全状态,需要对其进行补偿。（2）对于长江流域整体而言,生态补偿额度三年平均为1169.11亿元。（3）流域尺度上,上游、中游、下游的生态补偿额度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城市群尺度上,成渝城市群最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最高;省级尺度上,上海最高,西藏最低。本文通过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计算得到的生态安全指数,可对生态环境所处的状态进行定量补偿及分析,并对生态补偿区域的确定提供指导性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求评价的空间分异特征与生态格局划分——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与空间失衡,对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巨大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区县为研究单元,分别核算其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值,引入梯度分析,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空间特征,并基于供求分析提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格局分区方案,且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片区的发展策略,为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与土地利用类型密切相关,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升高趋势;(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在长江入海口附近形成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高值区,然后向外围递减;(3)沪宁杭庐发展梯度带上,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大致呈现负相关趋势;(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构建,得到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格局四大分区:生态保育区(高供给-高需求),生态修复区(低供给-高需求),生态重塑区(低供给-低需求),生态开发区(高供给-低需求)。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区域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评估——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在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背景下，三角洲社会与生态系统正遭受多方面风险威胁，适应性视角下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有助于理解复杂系统与风险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适应性规划策略提供空间定量参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社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耦合适应性循环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理论，构建"潜力-连通度-韧性"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评估区域在当前与未来适应性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与各城市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结果表明，适应性生态风险由沿海区-城市群-生态区域呈现由较高到高再到低的趋势，大城市外围现已出现较高风险。至2030年，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风险向中小城市和生态区域蔓延。从适应性循环阶段来看，杭州、宁波等14个城市处于生态风险较低的重组阶段。常州、南通等8个城市处于风险升高的开发阶段。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处于城市发展成熟风险开始降低的保护阶段。本研究通过评估长三角城市群适应性生态风险，得到高风险区分布与各个城市的适应性风险趋势，为长三角城市群动态变化下的适应性规划策略制定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以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农作物起源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关联

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著名的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 长江流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孕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本文梳理了起源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的资料以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信息; 结合对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特征与全新世以来植被变化的总结, 尝试厘清长江流域对植物资源利用的动态变化, 探讨本地栽培植物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以稻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驯化了大量果树与水生蔬菜, 反映出对本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湿地的依赖与适应。与其他流域相比, 长江流域具有相对优越的生态要素配置, 其驯化作物类型表现出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森林植被区特征。研究长江流域农作物驯化相关的自然与人类因素,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起源。本文不但可为长江流域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参考, 而且对于推进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我国古代扬子鳄减少原因考证

曾经在我国古代黄河、长江流域生存的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如今已成濒危物种,其减少原因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有区别的。黄河流域扬子鳄灭绝与栖息地生态恶化有关,而长江流域扬子鳄的减少主要是因古人稻作生产所致,此外气温变化和人类捕杀也影响了它的生存数量。     

CURRENT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FISH BIODIVERSITY I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BASIN IN THE CONTEXT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北大核心CSCD

Nearly 90% of the hydropower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cascaded hydropower dams and river channelization have caused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loss of fish diversity, which has aggravat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collected data on aquatic reserves (i.e. natural reserves and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s conservation zones) and cascade dam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vectorized the data in ArcG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richness and distribution of fish, we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fish resources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fore, several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redu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aquatic ecosystem protection, including conducting reserve census, evaluating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tected areas for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the reserve networks, implementing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essential fish habitats, implementing the rescue action plan for the upper Yangtze endangered endemic fish,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se recommendations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exploitation and riv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 2019,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ll rights reserved.     

流域生态空间与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方法——以长江流域为例

生态空间是指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要目标的地域范围,确定生态空间范围是协调保护与发展、保障生态服务持续供给的基础。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与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以及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以长江流域为对象,探讨面向流域生态空间规划的方法与管理对策。研究中,选择生态系统服务指标(水源涵养、洪水调蓄、水质净化、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生态敏感性指标(水土流失、石漠化和土地沙化),基于流域水文路径分析和与其关联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人口,提出一种流域尺度的生态空间规划方法。研究结果显示,长江流域生态空间面积为102.25万km^2,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57.42%,森林占52.87%,灌丛占19.51%,草地占18.96%,湿地占4.26%,保护了79.47%的水源涵养功能,86.99%的洪水调蓄功能,78.09%的水质净化功能,80.60%的水土保持功能,以及86.49%的自然栖息地。在生态空间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红线的格局,现阶段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59.25万km^2,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33.27%,其中上游占比59.24%,中游和下游分别占比38.05%和2.71%。本文提出的规划方法与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长江流域生态空间规划、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和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其他流域的生态空间的规划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