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思考与建议综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自然生态系统面临挑战,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突出,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因此,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这种体系兼顾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两方面。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成立,目的是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游憩条件。这一独特的形式有效地将保护自然环境与休闲游憩相融合。基于查阅国内外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现状以及对贵州省黔西南州自然保护地实地评估调查,发现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诸多问题:1)保护地划定范围不合理导致保护价值低或没有保护价值; 2)保护地范围交叉重叠导致管理机构重叠设置; 3)保护地法律法规不完善;4)管护资金短缺、人员配置不合理; 5)保护与发展问题突出等。针这些保护地体系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关于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议:1)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机构2)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加快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3)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完善人员配置;4)把握我国国家公园发展的正确方向,缓解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立法思考

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需要法治保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涉及的不同生态系统和多个管理部门、多方利益主体, 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 需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立法研究。目前, 国家正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并已将《国家公园法》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更需要我们从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建设的高度, 正确处理《国家公园法》与未来可能制定的《自然保护地法》的关系, 在《国家公园法》制定过程中为今后出台《自然保护地法》预留空间, 并建立相应的衔接机制, 统筹谋划并协同推进国家公园法与自然保护地立法。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管理机制的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关于国家公园试点区、机构体制改革等方案相继推出,国家公园的建设稳步进行着。从机构设置、权力配置以及运行机制三个方面探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管理机制的构建。分析发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设立使得国家公园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先前多部门的职能被重新整合,权力的上交和流转、日趋完善的监管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结合国外经验,得出我国在国家公园管理机制的构建中应重视基层机构的设置、监督机制的加强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等结论。并且对生态补偿以及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做出了展望。     

论保护地分类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保护地建设

中国正在开展一场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保护地建设, 面临着一个跨领域、跨行业、全空间的保护地分类管理难题。世界各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 这些保护地存在着“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现象。IUCN提出了一个保护地分类系统, 以期将所有的保护地纳入一个体系。人们试图按照IUCN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对现有保护地分类, 但是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的定义模糊, 无量化标准, 而保护地的属性常常存在非唯一属性等问题。保护地分类是一个学术问题, 可以自由探讨, 百家争鸣; 而保护地的管理是行政问题, 必须有章可依, 有法可循。中国现有10多种不同的保护地类型, 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体系, 有的保护地, 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已经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管理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应整合优化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其他类型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中国保护地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专门立法。保护地应当推动当地社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普遍存在着科学管控难、统一管理难和资金供给难等问题, 即便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也不例外。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设计了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役权制度, 以探索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并能体现生态补偿的适应性管理方法, 包括: 细化主要保护对象的管理需求, 结合土地利用类型, 确定实施保护地役权的空间范围; 辨析保护需求和原住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形成正负行为的准则并以行为清单的形式体现; 从生态系统监测指标改善情况、正负行为遵守情况和社区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制定地役权制度的评价方法; 据此形成地役权合同, 明确供役地人和需役地人的权责利, 形成考虑保护绩效的生态补偿方案。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自然保护地因为权属不一致造成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破碎化问题, 缓解社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南方集体林地占比较高的自然保护地具有适用性。     

国家公园体制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经历了由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重要变迁。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从内在逻辑、民主化程度和变量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多源流理论在中国保护地变迁研究中的适用性;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梳理了变迁的逻辑路线,总结了变迁的内容,变迁内容包括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三个方面。结果表明: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表现在问题源流中的指标数据和问题反馈促进了政策源流中政策建议和方案的提出,而焦点事件与政治源流中执政理念的冲突对变迁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政策源流存在渐进式完善过程,尤其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政策源流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此次变迁的逻辑路径主要包含三股源流的相互作用,通过引入国家公园重塑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促进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发展。     

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

<正>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为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体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落实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中国的保护区体系,理顺保护区管理体制,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优化国土资源空间布局,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保障贫困群体的生计来源和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宗旨是加强自然保护     

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与评价——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自然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及重要内容。自然保护地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为自然教育实践提供活动场地及教育资源基础。在界定分析自然教育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提出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方案,包括自然事物、场地设施、自然文化3项主类,9个亚类、48种基本类型;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包括教育价值、资源质量、开发条件3层要素、10项指标的自然教育资源评价体系;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进行自然教育资源分类及评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构建的自然教育资源分类方案及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普适性与可操作性,可在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的调查、分类与评价中推广,为自然保护地的自然教育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关于“自然保护”

大家都知道保存历史文物的重要性,人民政府对此尤其重视,近年来若干地方的干部甚至为了毁坏当地的历史文物而被撤职,更使人民有极深刻的印象。与保存历史文物一样,自然界的纪念物也应同样加以保存,而保存自然界纪念物的事业,称为“自然保护”     

以根为外植体建立大蒜的组织培养体系

以国内4个大蒜栽培品种为材料,建立了以根为外植体的再生体系。将蒜瓣去皮后灭菌消毒,萌发后选取苗龄为5~7 d的无菌苗的根接种到含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发现MS+2,4-D 1 mg/L+2ip 0.1 mg/L组合愈伤诱导效率最高,平均为56.06%;愈伤组织经过2~3次继代培养,选取胚性愈伤组织置于不同分化培养基上进行培养,2~3个月后可见小芽产生,分化培养基为MS+KT 1 mg/L时,植株再生效率最高,平均达到35.01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以根为外植体的高效的大蒜愈伤诱导和再生体系,为大蒜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     

设立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萨王纳植被自然保护地的建议

滇西北丽江-宁蒗北纬27°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具有大面积的原生性萨王纳植被, 是云南最北的连片分布的萨王纳植被类型, 被认为是世界萨王纳植被的干热河谷残存者, 也是我国一类珍稀濒危的植被。它包含特有单种属菊科乔木栌菊木(Nouelia insignis)群落, 在沟箐和局部地段, 还存在典型热带季雨林树种白头树(Garuga forrestii)占优势的群落, 这些情况非常罕见。该地区植物区系特殊, 生物多样性丰富, 生态系统完整, 在科学研究和自然保护上具有重要价值, 符合建立自然保护地的条件, 建议设立为保护金沙江干热河谷萨王纳植被的自然保护地(区)。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构建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2)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5)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基于多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随着我国自然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思路得以明确,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监测工作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监测在促进国家公园科学规划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可靠的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撑。我国的国家公园试点由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设立,因此面临不同监测类型之间的整合,存在缺乏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有效的监测数据管理、健全的监测实施机制等问题。在对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基本思路下,基于国外国家公园监测实践与经验,综合考虑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现状和需求,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了以自然资源清查为基础、以生态监测为核心、以自然与人为干扰监测为辅助、以管理有效性监测为补充并服务管理有效性评价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监测数据管理、管理有效性评价三部分组成的国家公园监测实施机制。在国家公园监测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监测体系以及监测制度的建立提供有益参考。     

土地利用演变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研判土地利用演变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是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要依据。为厘清土地利用演变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数据,首先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正模型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继而运用价值变率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的空间差异特征,最后引入交叉敏感性系数揭示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演变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趋势。结果表明：(1)2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土地利用演变表现为荒漠、草地、水体三地类间的互相转换,变化速率最大的时间段在2015—2020年,集中发生于长江源园区西北部和北部;(2)从时间序列来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趋好”态势,其中,2015—2020年的变化量高达82.42亿元,草地和水体对园区生态环境贡献较大,土地利用类型的演变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一定的关联;(3)从空间演变来看,三江源国家公园三园区(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高值到低值依次为：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呈现出从西北向东南递增的分布特征;(4)土地利用...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内涵及评价框架: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标之一,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GB/T 39737-2021)已将生态系统完整性作为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生态重要性的认定指标之一, 但目前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内涵还没有统一定义, 并缺乏具体的评价体系。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果及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实践, 提出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本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以期为今后设立国家公园时划定边界范围或评估国家公园管理成效提供理论依据。作者提出, 应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完整性、功能完整性、空间格局完整性3个维度对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进行综合评价。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 体制试点以来, 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和东北豹(P. pardus orientalis)等顶级食肉动物的食物链相对完整, 虎、豹野生种群从俄罗斯进入、定居、繁衍、扩散的路径清晰, 种群稳定增长、栖息地质量持续改善, 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范围划定时充分考虑了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 生态系统完整性评级为优秀, 为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黄花乌头发根为外植体的再生培养体系建立

为获得黄花乌头(Aconitum coreanum)发根再生植株, 将其发根在添加0.5-5.0 mg·L^-1 6-BA及0-0.5 mg·L^-1 NAA的1/2MS固体培养基上进行光诱导培养, 发根经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 然后形成芽及芽丛, 最终获得发根再生植株。结果表明, 愈伤组织及不定芽分化的最适培养基为1/2MS+2.0 mg·L^-1 6-BA+0.2 mg·L^-1 NAA+3%蔗糖; 不定芽生根最适培养基为1/2MS+0.5 mg·L^-1 6-BA+0.1 mg·L^-1 NAA+5 mg·L^-1 GA+3%蔗糖。     

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英国国家公园保护的“二元方法”及机制

英国应对复杂问题形成了精细而又综合的国家公园保护机制,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借鉴意义。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是英国国家公园保护的“二元方法”,是国家层面保护制度在国家公园中的“投射”。基于此形成了以国家保护制度为骨架,国家公园层面补充强化的国家公园保护制度。首先,系统阐释了国家层面以生物多样性为主导的自然保护机制和国家公园层面的强化措施;其次,分析了基于景观特征评估的景观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英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对中国当前国家公园机制建构的借鉴意义。     

以染料为底物的Trametes hirsuta降解反应体系的建立

建立Trametes hirsuta的生长繁殖和对模式染料比布列希猩红脱色降解的反应体系,研究表明：菌的生长与降解活动的适宜温度为30℃,静培养;培养基组分对脱色降解的影响不大;从便于观察和缩短反应周期考虑,土豆液体培养基有明显的优点,可作为建立Trametes hirsuta反应体系的首选培养基。菌对比布列希猩红、直接深蓝L-3RB、活性艳蓝X-BR、碱性紫5BN和亚甲基蓝等均有较好的脱色降解效果。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的国家公园社区调控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功能分区和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为国家公园社区调控提供空间指引,为社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以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综合考虑国家公园建设多重目标,建立了生态保育、游憩利用和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体系,并基于三类适宜性构建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通过叠加国家公园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冲突分析结果,识别国家公园社区类型并提出调控措施。结果表明：①三类适宜性土地利用总量较丰富且存在空间差异,其中生态保育适宜性呈中部高,南北两侧低的分布特征,游憩利用、农业生产适宜性呈中部、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特征;②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将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划分为4大类,即用地优势区、冲突激烈区、冲突一般区和冲突微弱区,其中47.24%的土地存在潜在利用冲突,冲突等级以冲突激烈为主,用地优势区占比50.21%;③基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框架与土地利用冲突结果叠加分析,将国家公园社区划分为区外安置型、控制发展型、优先整治型、游憩发展型、特色农业型5种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