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思考与建议综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自然生态系统面临挑战,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突出,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因此,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这种体系兼顾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两方面。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成立,目的是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游憩条件。这一独特的形式有效地将保护自然环境与休闲游憩相融合。基于查阅国内外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现状以及对贵州省黔西南州自然保护地实地评估调查,发现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诸多问题:1)保护地划定范围不合理导致保护价值低或没有保护价值; 2)保护地范围交叉重叠导致管理机构重叠设置; 3)保护地法律法规不完善;4)管护资金短缺、人员配置不合理; 5)保护与发展问题突出等。针这些保护地体系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关于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议:1)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机构2)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加快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3)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完善人员配置;4)把握我国国家公园发展的正确方向,缓解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研究

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物多样性资源与自然遗产最有效的途径。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已建设形成覆盖森林、草地、湿地、海洋、荒漠各类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和种质资源，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以及水源保护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但由于缺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各类保护地面临功能区分不清晰、空间重叠、管理成效不高等问题。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部署，为理顺我国保护地体系，明确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分析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参考国际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建议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5大类，第I类为自然保护区，第Ⅱ类为国家公园，第Ⅲ类为自然公园，第Ⅳ类为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第Ⅴ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分析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以期为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根据各类保护地的特点，创新保护地建设政策与机制，加大政府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力度的同时，发挥全社会力量建设自然保护地，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将大有可为。     

中国大陆自然保护地概况及分类体系构想

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 截至2016年底, 我国已建立了约10种类型且数量庞大的自然保护地。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仅是国家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地尚无统一的分类体系, 已有的自然保护地之间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分类体系混乱、主导功能模糊、地理空间重叠等诸多问题。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而且不便于开展国际交流。因此迫切需要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定义, 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且有利于国际交流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本文在介绍自然保护地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我国10类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分类体系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 比较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定义、内涵以及主要分类依据,并提出了3种能够涵盖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体系构想,它们分别基于IUCN保护区分类系统、保护对象自然属性和管理目标社会属性。希望这些构想能在未来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的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分析与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对策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是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近年来, 中国已关注到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交叉的问题, 并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为落实这一战略, 需要对现有保护地的彼此关系与空间分布进行系统研究。为此, 本研究收集了8,572个不同类型和级别自然保护地的坐标、生态系统类型、行政区域及边界等信息, 筛选出1,532个具有空间重叠、管理部门交叉的自然保护地, 计算地理集中指数并采用ArcGIS软件进行了核密度分析, 得出空间重叠保护地分布的生态地理区、生态系统类型、交叉管理部门、所在省份等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显示: (1)鲁中山区、太行山、大别山、天目山-怀玉山、皖江等生态功能区的自然保护地重叠最为严重(核密度Mean > 6, Max > 8), 其中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天目山-怀玉山区为重叠保护地密度高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目前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域中仅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三处位于保护地重叠高密度区; (2)原主管部门中, 原国家林业局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交叉管理保护地数量最多, 为294个; (3)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状况明显高于其他省区, 而晋冀豫与皖鄂赣这两处三省交界处重叠程度更高, 其他多处三省交界区域也存在保护地的中度重叠。故上述生态地理区、原主管部门与行政区应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先普查区域与优化整合重点对象。基于重叠保护地核密度热点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 对不同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优先性与类型提出了初步建议, 以期为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紧迫需求提供参考。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研究进展

中国国家公园是指在具有显著自然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区域内,通过完善自然保护与利用体系,实现保护物种、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保障基本生态需求、实现可持续利用等目的,逐步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自然保护地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区域。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是实践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效途径,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15年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最终在2021年正式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收集了2015年以来国家公园相关政策资料,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国家公园较好的实现了初始建设目标,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针对未来国家公园的建设,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1)完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2)以流域为单元进行规划整合;3)确定东部和西部国家公园最小面积;4)确定国家公园数量上限;5)建立跨境国家公园;6)将文化保护纳入国家公园;7)统一管理体制;8)统一国家公园内部管控区划;9)形成三类保护地差异化可持续发展模式。未来随着中国国家公园顶层设计的逐步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体制建设将能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生态保护和资源管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实现生态保护、可持续利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目标。     

基于多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随着我国自然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思路得以明确，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监测工作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监测在促进国家公园科学规划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可靠的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撑。我国的国家公园试点由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设立，因此面临不同监测类型之间的整合，存在缺乏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有效的监测数据管理、健全的监测实施机制等问题。在对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基本思路下，基于国外国家公园监测实践与经验，综合考虑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现状和需求，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了以自然资源清查为基础、以生态监测为核心、以自然与人为干扰监测为辅助、以管理有效性监测为补充并服务管理有效性评价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监测数据管理、管理有效性评价三部分组成的国家公园监测实施机制。在国家公园监测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监测体系以及监测制度的建立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韩国智异山国家公园的对比研究

自1967年智异山被认定为韩国首个国家公园以来,韩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历经50余年。这期间韩国在国家公园的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选取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和韩国首个国家公园——智异山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并运用基于最优实践的国家公园管理能力评价方法对二者的管理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能力综合得分低于智异山国家公园,在体制建设、保障机制、资源环境管理、社区管理和科普教育五个方面均与智异山国家公园存在一定差距;智异山国家公园在资源本底调查、法制建设、多方参与、环境教育和游憩管理方面的管理能力十分突出,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借鉴;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补偿和制度约束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自然资源权属、资源本底调查、社区组织建设和游憩管理方面则亟待提升。在此基础上,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强化科研支撑、健全多方参与制度、推进全民福利共享三项建议,针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了制定《国家公园法》、设置自然保护地顶层规划两项建议,以期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提升、推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及其关键技术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机制等3个方面对国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要求,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动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必要性,分析了其事权与补偿的关系;从对生态系统补偿和对人类行为补偿两个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并从识别补偿的主体、构建补偿的方式、确定补偿的标准、拓展融资的渠道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4个关键技术,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

理清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与分布格局是加强空间管控、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的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基于ArcGIS空间数据的处理、分析与可视化表达等功能,结合韦恩(Venn)图在空间层面上量化分析了公园范围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保护情景下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含有6类自然保护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5.13%,其中40.68%为交叉重叠区域。(2)各类自然保护地皆存在大面积的交叉重叠。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72.53%,其中45.89%为交叉重叠区域;其他类自然保护地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60.87%,其中66.48%为交叉重叠区域。(3)猫点密度与自然保护地的交叉重叠程度呈现逆向增长趋势,区域的重叠水平越高,猫点密度越低。(4)自然保护地整体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高于重叠区。自然保护区是整体猫点密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其非重叠区密度明显高于重叠区;森林公园非重叠区与水利风景区重叠区呈现较高的猫点密度。(5)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中,位于自然保护区的猫点密度远高于其他重叠区。由此可见,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原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体量大但空间关系复杂,不同区域间的保护效能既不平衡也不充分。建议将研究区内自然保护区的非重叠区、位于自然保护区的世界遗产地区域、森林公园的非重叠区以及水利风景区的重叠区等作为大熊猫的核心保护区,施行严格保护;将自然保护区的重叠区、世界遗产地的其他区域作为生态保育区,恢复受损退化的大熊猫栖息地及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将其他区域作为一般控制区,在有效维护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的前提下适度开展人为活动。同时,建议对空间重叠和邻近相接的区域开展科学评估,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唯一属性。另一方面,我们期待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统筹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松体制之绑"。     

论保护地分类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保护地建设

中国正在开展一场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保护地建设, 面临着一个跨领域、跨行业、全空间的保护地分类管理难题。世界各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 这些保护地存在着“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现象。IUCN提出了一个保护地分类系统, 以期将所有的保护地纳入一个体系。人们试图按照IUCN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对现有保护地分类, 但是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的定义模糊, 无量化标准, 而保护地的属性常常存在非唯一属性等问题。保护地分类是一个学术问题, 可以自由探讨, 百家争鸣; 而保护地的管理是行政问题, 必须有章可依, 有法可循。中国现有10多种不同的保护地类型, 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体系, 有的保护地, 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已经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管理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应整合优化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其他类型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中国保护地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专门立法。保护地应当推动当地社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加拿大自然保护区规划的启迪

为了更好地国际接轨,搞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我们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本文重点介绍加拿大自然保护区规划方面的典型经验,包括系统规划,综合管理规划,资源管理规划,服务规划,行动规划,以及各种规划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对我们的启迪与可借鉴之处。     

Costa Ric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With 51 100km2 of terrestrial area and 589 000km2 of national waters, Costa Rica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greatest biodiversity. It has approximately 3.5% of the world marine species.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Costa Rica has done a considerable effort to create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Protected Areas (PA), mainly terrestrial. We present an assess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 in Costa Rica, through a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an evaluation of their distribution, coverage and management categories. Costa Rica has 166 protected areas covering 50% of the coastline; of these 20 are MPAs, classified as National Parks (90.6%),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s (6.6%), Wetlands (1.5%), Biological Reserves (1%), and one Absolute Natural Reserve (0.3%). According to IUCN criteria, 93.7% correspond to category II, 5% to IV and 1.3% to I. The marine protected surface is 5 296.5km2, corresponding to 17.5%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and 0.9%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 median distance between MPAs is 22.4km in the Pacific and 32.9km along the Caribbean. The median size is close to 54km2. The main threats to MPAs are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al agencies, limited economic resources, restricted patrolling and control, poor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rampant coastal alteration.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回顾与前瞻

自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成为整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中进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综合性改革。过去5年, 通过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 初步完成了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明确了管理体制、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 筑就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高层引领与改革创新, 二是试点先行和动态调整, 三是问题导向和顶层设计, 四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改善治理体系。然而, 未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面临众多挑战和困难, 包括国家公园建设区通常人口众多、土地权属复杂、利益相关者众多、缺乏多方参与机制、地方管理能力薄弱等。今后, 应在总结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坚持正确的改革取向, 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创新思维, 坚持法治优先、系统推进、分类指导、分阶段实施的基本原则, 采取顶层设计加试点先行的方式, 实现依法办园、科学办园、民主办园、开放办园; 加快推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立法, 建立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 探索建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最终使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得到整体保护, 人民利益得以最大化,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Can tourism mak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erv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Madagascar?

The authors review 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from tourism for protected areas in Madagascar, the mechanisms that have been adopted, and how these are working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the maintenance of Protected Areas in Madagascar is assessed. 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of tourism envisaged by the 1991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tion Plan are considered to be over-optimistic. The growth rate in tourist arrivals is found to be smaller than previously anticipated as a result of infrastructural constraints at national and local scales. It is suggested that revenues from tourism are inadequate in meeting park management costs although the local transfer of entrance fee revenues to development projects is found to be more beneficial. It is also argued that the benefits of revenue sharing can be effective only for a limited number of protected areas until unfrastructure is improved and protected areas become more accessible to tourists.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 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 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 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km², 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²)的72.99%;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 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 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 提出了如下建议: 加强自然保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 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 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 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     

《野生动物保护法》再修订: 背景、争点与建议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已纳入全国人大2020年年度立法计划。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 但仍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较窄、监管体制不顺、执法标准不科学、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不能适应新时代“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战略协同规制的新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决定》, 为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带来了良好机遇。目前各方面对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既有共识, 也有争议, 呈现出不同利益诉求与立法思维的差异性, 以及立法过程中利益选择、利益表达、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为此, 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完善立法目的、合理界定保护范围、健全“黑白”名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优化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认真加以研究, 为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良法”。     

加拿大的保护区系统

加拿大及其保护区系统在国际自然保护界居领先地位。这个世界第三大保护区系统[3] 具有 4个主要的层次 :国家级、省 /地区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其子系统也有跨两个以上层次的 ,还有的成为国际遗产组织的成员。本文拟对这一庞大而有序的保护区系统进行分析研究。1　国家系统加拿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系统主要有 :由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的加拿大公园局管理的国家公园和国家海洋保护区 ,由加拿大环境部的加拿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局管理的国家候鸟禁猎区和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由国家首都委员会管理的国家首都保护地。这些系统形成加拿大国家级保护…     

Measuring benefits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trends across realms and research gaps for freshwater systems

Protected areas remain a cornerstone for global conservation. However, their effectiveness at halting biodiversity decline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Studies of protected area benefits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measuring their impact on halting deforestation and have neglected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protected areas on other threats. Evaluations that measure the impact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require more complex evaluation designs and datasets. This is the case across realms (terrestrial, freshwater, marine), but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in freshwater systems may be even more difficult owing to the high level of connectivity and potential for threat propagation within systems (e.g. downstream flow of pollution). We review the potential barriers to conducting impact evaluation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in freshwater systems. We contrast the barriers identified for freshwater systems to terrestrial systems and discuss potential measurable outcomes and confounders associated with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across the two realms. We identify key research gaps in conducting impact evaluation in freshwater systems that relate to three of their major characteristics: variability, connectivity and time lags in outcomes. Lastly, we use Kakadu National Park world heritage area, the largest national park in Australia,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the challenges of measuring impacts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programmes for environmental outcomes in freshwater systems.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现状及潜在分布区预测分析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野生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研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特征、保护现状以及潜在分布区,对于制定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1 032种(隶属于129科315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利用前5%丰富度算法识别其热点地区,并与自然保护区叠加评估其保护成效、确定保护空缺,进而运用MaxEnt模型预测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潜在分布区分布与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中国南部和西南部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地区,尤其是四川中部、云南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与海南。(2)热点网格的保护成效分析表明,171个(85.50%)热点网格得到了有效保护(含80.50%的物种),29个(14.50%)热点网格未得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含51.20%物种)。(3)通过比较当前与未来气候变化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潜在分布区分布,发现未来潜在分布区将向西藏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广东南部以及福建南部等地扩张,而向环四川盆地、云南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缩减。因此,需要加强这些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监测,持续关注气候变化对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影响。基于该研究所确定的热点网格、保护成效以及潜在分布区的分析结果,可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的确定和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