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干扰对张家界大鲵生境及水质的影响

为探明旅游干扰对中国大鲵生境及水质的影响,本研究实地调查了湖南省张家界市2014—2016年间不同旅游强度下的干扰情况,测定了大鲵栖息生境特点、水体理化及微生物指标.结果表明: 重度旅游干扰(每年>50万人次)显著增加了噪音、减少了大鲵洞穴数,降低了水中溶解氧含量,增加了总氮、总磷含量及微生物数量,尤其是大肠杆菌数量,导致大鲵栖息生境质量下降.但重度干扰区的水质仍然能够达到大鲵生长要求.根据国家地表Ⅱ类水大肠杆菌标准最高值(2000个·L^-1),计算得出游客数量理论临界值为每年2604.71万人次.通过控制游客数量与旅游设施面积,可降低旅游干扰强度,保护大鲵栖息生境,促进旅游开发与大鲵保护的协调发展.     

旅游干扰对戴云山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两栖动物是衡量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环境质量的指标类群, 其多样性极易受到旅游干扰的影响, 研究旅游干扰短期内对两栖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对实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于2015—2018年在戴云山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行旅游干扰对两栖动物多样性的影响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调查区域共记录有两栖动物26种, 隶属于2目7科20属, 其中中国特有物种12种; 模式产地物种1种, 即小棘蛙Quasipaa exilispinosa; 新记录种4种, 为小竹叶臭蛙Odorrana exiliversabilis、福建掌突蟾Leptobrachella liui、黄岗臭蛙Odorrana huanggangensis、九龙棘蛙Rana jiulongensis。2)2016—2018年旅游重度干扰区两栖物种数量显著大于旅游轻度干扰区; 3)旅游重度干扰区两栖物种多样性指数大于旅游轻度干扰区, 但统计上无显著差别; 4)2017年和2018年旅游重度干扰区两栖物种均匀度指数显著大于旅游轻度干扰区; 5)相关性分析显示旅游干扰程度对两栖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影响不显著, 对物种数量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6)空气温度和水温是影响两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认为目前戴云山保护区实验区生态旅游短期内对两栖动物多样性没有明显负面影响, 环境因子是决定两栖动物多样性的关键因素。     

旅游干扰的水质模拟对繁殖前期中国大鲵夜间活动节律的影响

动物的日活动节律是它们对各种环境条件昼夜变化的综合适应。研究旅游干扰对繁殖前期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的夜间活动节律影响,有助于探明旅游干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大鲵繁殖行为的机理。前期研究发现旅游干扰程度与水中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DO)含量显著负相关。在大鲵繁殖前期,通过控制大鲵生态繁育池水中的进水量(主要影响DO含量)来模拟重度与轻度旅游干扰下大鲵水环境,通过监测大鲵夜间出洞与进洞时间、水温(Water Temperature,WT)、DO和大肠菌群的动态变化,比较不同旅游干扰强度下大鲵夜间活动节律的差异,以明确旅游干扰导致的水质变化对大鲵夜间活动节律的影响。结果表明,雌/雄鲵出洞时间在模拟重度旅游干扰水质下显著晚于轻度水质中,雌鲵分别为19:10±0:22与18:53±0:24,雄鲵分别在18:29±0:20与18:13±0:18。重度干扰导致水质变化分别推迟了雌/雄大鲵出洞时间约17 min与16 min。但是,雌雄大鲵进洞时间在模拟重度与轻度旅游干扰水质下,差异不显著,雌鲵分别为24:10±0:13与24:18±0:17,雄鲵分别为6:44±0:23与6:40±0:29。此外,该研究还发现,雌/雄鲵出洞时间与三种因子(WT、DO与大肠菌群)显著相关,然而,雌/雄鲵进洞时间与以上3因子不相关,可能主要由其生物钟决定。重度旅游干扰导致的水质变化对大鲵繁殖前期活动节律影响小,仅对出洞时间有一定影响。     

人为干扰下雅安市雨城区青衣江河岸带草本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及生态位的研究

以雅安市雨城区段青衣江河岸带的草本植被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样地法选取沿岸受3种不同强度人为干扰的样地(轻度干扰的河滩地、中度干扰的割草地和重度干扰的弃耕地),探究不同人为干扰强度对青衣江沿岸的草本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在3种类型的样地中共观测到64个物种,隶属于26科53属,物种数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而降低;分析重要值发现,不同干扰强度下群落的主体均为菊科(Compositae)、禾本科(Gramineae)、蓼科(Polygonaceae)和豆科(Leguminosae)的种类,各物种重要值的差异不大,优势种不明显,种间竞争激烈;受不同干扰强度群落的生境存在差异,轻度干扰、中度干扰和重度干扰群落的生态位重叠值在0.5以上的物种数比率分别为95.0%、85.4%、74.2%,受不同强度干扰群落之间的物种相似程度不同,轻度干扰与中度干扰、中度干扰与重度干扰、轻度干扰与重度干扰的群落相似性系数分别为0.733、0.719、0.625;受不同强度人为干扰的群落中物种丰富度指数D值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值的大小排序为轻度干扰中度干扰重度干扰,但Simpson指数H'值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sw值在样地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五大连池药泉山大型土壤动物对旅游踩踏的响应

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的药泉山为研究对象,按照距离游道的远近分为重度踩踏区,轻度踩踏区和非踩踏区3种踩踏干扰强度,分析大型土壤动物数量,群落组成,多样性对旅游踩踏干扰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干扰区之间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量差异显著(P0.001),重度踩踏区显著低于轻度踩踏区和非踩踏区。不同干扰区大型土壤动物个体数差异明显(P0.001),其中轻度踩踏区个体密度最大(68头/m~2),重度踩踏区个体密度最小(10头/m~2)。不同踩踏强度干扰区H'指数差异明显(P0.05),轻度踩踏区及非踩踏区的多样性显著高于严重踩踏区。典型对应分析表明旅游踩踏主要通过改变土壤理化特性而影响大型土壤动物的组成及其多样性,重度踩踏区、轻度踩踏区和非踩踏区对大型土壤动物影响最显著的因子分别为土壤全氮含量,土壤含水率和土壤全磷含量。     

旅游干扰对云丘山不同植被景观区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应用TWINSPAN 分类结合实地情况把景区内41 个样方划分为5 个景观区; 应用多样性指数从植物的科的区系特征和各个不同景观区物种多样性的差别分析了云丘山旅游干扰下不同植被景观区的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 1) 旅游干扰强烈的区域, 其科数变化不大但种数明显小于旅游干扰少的地区且菊科、蔷薇科等科的种类出现的频率最高,属于忍耐性的种类; 单型科、单型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2) 在干扰强度适中的景观区物种的丰富度反而有所增加, 但物种的生活习性有明显差距, 中旱生物种种类增加。3) 随着旅游干扰程度的减弱, 乔木植物的比例略有增加, 群落接近原始状态, 其物种多样性趋于平稳。     

张家界大鲵人工放流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大鲵(Andrias davidianus)是我国特有的两栖动物, 由于栖息地破坏和人类过度捕杀等,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被列为我国II类保护野生动物。为探索大鲵人工放流的有效方法, 实现野生大鲵资源增殖, 作者对2002–2008年间在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的大鲵人工放流活动与放流效果进行了评估, 并通过对放流点的隐蔽物、水质及饵料生物等生境特点的分析, 探讨影响放流成败的因素。该保护区内共在9处大鲵原栖息地进行了11次人工放流活动, 共放流各种规格大鲵995尾, 其中4次成功。成功放流的大鲵为1–4.5 kg的性成熟个体, 雌雄比在1:1和1:1.5之间, 成功放流点均有良好的后期管理措施, 如建立保护站, 补充饵料等。虽然所选择的多数放流点生境基本能满足大鲵生长和繁殖的要求, 但由于受水质、饵料或安全某一因素的制约, 野生大鲵资源增殖效果不明显, 导致放流失败。因此我们认为依据野生大鲵繁殖的生境特征标准, 科学选择放流地点, 选择性成熟的大鲵在春季放流, 并进行完善的后期跟踪保护, 可能是大鲵人工放流成功和实现资源增殖的有效途径。     

普氏原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调查

2003 年8 ～9 月,对青海省境内普氏原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普氏原羚现存7 个种群,累计数量为602 只;其中塔勒旋果种群属首次报道。与以往报道相比,目前元者和鸟岛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海晏—刚察种群数量增长明显;湖东—克图种群数量有所回升,但仍没有达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时的种群数量。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变化与栖息地质量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密切相关。本次调查显示,普氏原羚现存栖息地呈不连续的间断分布,随着区域经济开发力度的加大,其栖息地在不断缩减、生存环境质量仍在继续恶化。     

广西黑叶猴栖息地景观格局破碎化分析及其对种群的影响

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是仅分布于喀斯特石山生境的珍稀濒危灵长类动物。由于非法捕杀和人类活动干扰,其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同时,随着森林砍伐和土地开垦的加速,其栖息地严重破碎化。因此,了解栖息地破碎化对黑叶猴种群的影响对于保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遥感影像、土地利用数据以及黑叶猴种群调查数据,通过Fragstats软件开展广西黑叶猴栖息地景观破碎化分析,并通过相关性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了景观格局对广西黑叶猴种群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西黑叶猴栖息地呈现破碎化严峻、斑块形状复杂化、斑块团聚程度较弱且分散化的现象;栖息地以林地景观占据重要优势,但人为景观的干扰十分强烈;在不同地区中,生境破碎化程度、人为干扰强度以及景观配置均呈现不同的特征,其中扶绥地区人为干扰最为强烈,德保地区的景观块数破碎化程度较为严重,而龙州地区的人为干扰程度最小,其森林景观最为聚集。(2)蔓延度指数、平均斑块分维指数、林地面积、林地斑块大小、裸岩面积和裸岩面积比重等景观指数与黑叶猴种群数量有显著正向关系,Shannon多样性指数则是显著负向关系;而耕地面积、耕地...     

集合种群强物种种群的演化特性

大量的数值模拟研究表明;(1)集合种群里最强物种种群对栖息地占有率相对较少时,较小的栖息地毁坏率就可以导致该最强物种种群与其它奇数物种种群一起退化;(2)而最强物种种群对栖息地占有率相对较多则是导致集合种群里弱物种种群集体灭绝的内因;(3)当栖息地的毁坏率大于最强物种种群对栖息地的占有率时,最强物种种群将先灭绝而使得弱物种种群进化为强物种种群或新的更强的强物种种群。     

湘江干流软体动物的研究

2005—2006年对湘江干流15个县（市）36个采集点的软体动物的种类、分布及种群数量进行了系统调查,计有软体动物72种,隶属2纲10科29属,其中腹足纲38种,双壳纲34种;内有10种为湖南省新记录种,42种为中国特有种。发现一种近60年未被采到过的物种——湖南湄公螺（Mekonia hunanensis）,已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灭绝的物种。湘江软体动物的区系成分属于东洋界类型,明显地反映出亚热带的特点。文章对湘江软体动物的种类分布和种群数量及其上、中、下游种类与种群数量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根据12个与影响因子相关采集点软体动物的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分析了城镇污水、水电工程和采砂对湘江软体动物的影响。     

太行山南段洞栖蝙蝠的分布及栖息地重要性分析

2009年8月至2010年9月,对太行山南段的洞栖蝙蝠及栖息地进行了调查,共调查洞穴38个,其中28个洞穴为首次调查,共观察到蝙蝠约17000只,隶属2科4属9种,其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是马铁菊头蝠。测量洞穴的总水平长度、最大宽度和最大高度,并以洞穴内蝙蝠的种群数量(Ai)与根据物种生存状态赋值的权重(Mi)乘积之和评估洞穴重要性。在调查的洞穴中,最重要的洞穴是黄楝树水渠,有8种约2500只蝙蝠在此繁殖和冬眠;其次是涧河洞,有5种约2100只蝙蝠在此繁殖和冬眠。基于洞栖蝙蝠种类和洞穴测量数据的聚类及主成分分析,探讨了太行山南段东西两侧洞栖蝙蝠的分布状况、不同类型栖息地之间的差异以及洞栖蝙蝠对栖息地的选择。太行山南段东西两侧洞栖蝙蝠的种类和种群数量差异不显著。冬眠洞穴的总水平长度、最大宽度、最大高度、郁闭度均显著大于非冬眠洞穴。影响蝙蝠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子有地形因子、隐蔽因子和干扰因子,这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5.96%。目前,这些洞穴的保护现状均不理想,一些洞穴已经或正在被开发成旅游景点,这使该地区洞栖蝙蝠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本研究结果以期能为决策者在制定开发旅游策略时提供参考和依据。     

张家界大鲵生境特征

2006—2008年的7—8月,对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大鲵栖息河段及其洞穴特征、水质和饵料生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观测和取样分析,研究了该保护区野生大鲵的生境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大鲵栖息河段海拔适中,在（373±97） m,河宽与河深均较小,分别为（6.39±2.13） m和（1.07±0.53) m;河段底质均为石质性结构,多为卵石或礁石,河床多为不规则型,河岸多为石壁;两岸植被类型多为灌木丛,植被覆盖度（>50% ）与坡度［（58±17）°］均较大;研究河段的水流速较大,在（0.33±0.08） m·s^-1,且人为干扰较弱.研究区大鲵栖息地的洞穴数量较多,达（4±2）个·100 m^-1,洞穴中水的流速较小,在（0.22±0.10） m·s^-1.大鲵栖息处水质溶解氧较高,为（7.23±0.85） mg·L^-1,化学耗氧量与总氮含量均较低,分别为（4.00±2.51）和（0.11±0.15） mg·L^-1,总硬度适中,为（137.16±67.69） mg·L^-1,大肠菌群较少,为（3419±3407） ind·L^-1.对研究区大鲵种群数量影响最大的饵料生物是蟹,其次为虾.     

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区旅游干扰对杜鹃群落特征的影响

为揭示旅游干扰对于百里杜鹃风景区杜鹃群落特征影响,选取杜鹃纯林和杜鹃混交林两种杜鹃群落,分析干扰对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进行样地设置和调查,通过旅游影响系数分析样地旅游干扰等级,并分析对比了不同旅游干扰程度和干扰方式对群落特征的影响。研究表明：1）百里杜鹃景区共有植被67科102属130种,其中杜鹃纯林共有植被97种,以马缨杜鹃、箭竹和露珠杜鹃为优势物种,杜鹃混交林共有植被115种,以马缨杜鹃、露珠杜鹃和映山红为优势种;2）两种杜鹃群落均在中等干扰水平时具有最高的Berger-Parker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中度干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鹃群落物种多样性增加,不同的是两种群落的Shannon指数变化趋势不同,在杜鹃纯林中表现为中度干扰>轻度干扰>重度干扰,而在杜鹃混交林中中度干扰>重度干扰>轻度干扰,相较于杜鹃纯林,杜鹃混交林物种更为丰富,在旅游干扰下生物多样性更为稳定,抗干扰能力更强,而杜鹃纯林受旅游干扰波动显著;3）垃圾指数、踩踏指数与杜鹃混交林物种多样性指数、群落生长结构无明显相关性,而垃圾指数与杜鹃纯林Shannon多样性指数、物种数以及草本均高呈显著负相关,踩踏指数与杜鹃纯林灌木层高度、盖度呈现极显著负相关,与草本均高呈显著正相关;4）各杜鹃群落对旅游干扰有不同响应,为保持杜鹃群落稳定性,应在花季适当分流,严格控制杜鹃纯林的重度干扰。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金鞭溪河段大鲵栖息地特征

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野生大鲵的栖息环境,增殖大鲵野生资源提供依据,于2008年8-9月对公园境内大鲵(Andrias davidianus)的栖息地--金鞭溪河段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从大鲵的隐蔽物、水质与饵料生物3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金鞭溪河段由石质性河底与河岸组成,两岸坡度大(82°±3°),两岸植被盖度大(93%±3%),水流速度较大[(0.36±0.15)m·s-1],人为干扰中等,有一定数量洞穴(5～7个·200 m-1);水质清澈,浊度6°～8°,溶解氧高(6.61～8.11 mg·L-1),化学耗氧量较低(7.15～9.69 mg·L-1);大鲵饵料生物较丰富,饵料生物总量平均密度为(51107±9198)mg·m-2;金鞭溪现具有大鲵自然生长所需生态条件,可以在此进行大鲵增殖放流.     

张家界大鲵生境特征

2006—2008年的7—8月,对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大鲵栖息河段及其洞穴特征、水质和饵料生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观测和取样分析,研究了该保护区野生大鲵的生境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大鲵栖息河段海拔适中,在（373±97） m,河宽与河深均较小,分别为（6.39±2.13） m和（1.07±0.53) m;河段底质均为石质性结构,多为卵石或礁石,河床多为不规则型,河岸多为石壁;两岸植被类型多为灌木丛,植被覆盖度（>50% ）与坡度［（58±17）°］均较大;研究河段的水流速较大,在（0.33±0.08） m·s^-1,且人为干扰较弱.研究区大鲵栖息地的洞穴数量较多,达（4±2）个·100 m^-1,洞穴中水的流速较小,在（0.22±0.10） m·s^-1.大鲵栖息处水质溶解氧较高,为（7.23±0.85） mg·L^-1,化学耗氧量与总氮含量均较低,分别为（4.00±2.51）和（0.11±0.15） mg·L^-1,总硬度适中,为（137.16±67.69） mg·L^-1,大肠菌群较少,为（3419±3407） ind·L^-1.对研究区大鲵种群数量影响最大的饵料生物是蟹,其次为虾.     

放牧干扰下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因素

以祁连山东段高寒草甸栖息的高原鼢鼠(Myospalax baileyi)为研究对象,探讨放牧干扰下高原鼢鼠适合栖息地选择的影响因素,为合理控制草原鼠害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科学依据。在5个不同放牧强度小区中,连续3年监测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变化,同时获取植被和土壤的变化数据。分析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植被(盖度、高度、频度、植被生物量、植被均匀度、丰富度、多样性和地下根系生物量)和土壤(紧实度、容重、水分)之间的关系。中度放牧干扰下,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最低,不利于对栖息地的选择,轻度、次轻度放牧区的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高于重度、次重度放牧区的;轻度放牧干扰的草地有利于高原鼢鼠种群数量的增加。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与土壤紧实度、容重呈显著负相关(R=﹣0.921、﹣0.883,P0.05);与土壤水分呈显著正相关(R=0.879,P0.05);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与地下根系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R=0.982,P0.01),与植被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R=0.921,P0.05),与地上植被总盖度呈显著正相关(R=0.909,P0.05),与地上生物量、均匀度、多样性呈不显著正相关(P0.05)。在草地放牧干扰系统中,非生物因素土壤紧实度、水分可能是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首要选择因素,食物资源也许是次要选择因素。     

旅游干扰对九寨沟冷杉林下植物种类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为揭示旅游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者选择九寨沟原始森林与草海两个景点,分别调查了每个景点内旅游干扰地段与未干扰地段岷江冷杉(Abiesfargesiivar.faxoniana)林林下植物种类组成的数量特征(重要值、频度、密度、盖度和高度)及物种多样性,分析了干扰对林下植物种类组成与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1)旅游干扰显著改变了林下植物物种组成:耐荫喜湿的乡土植物局部消失,而喜旱耐扰动的植物种群扩大,外来和伴人植物种群侵入。(2)在原始森林景点,较重的旅游干扰明显降低了灌木与苔藓植物的频度和盖度,显著抑制了灌木与苔藓植物发育(高度、密度降低);在草海景点,较轻度的干扰只抑制了苔藓植物盖度,而灌木与草本植物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表明苔藓对旅游干扰强度更为敏感,同时也表明群落物种组成可以比频度、高度、盖度和密度更好地表达群落受干扰程度。综合分析表明,九寨沟旅游干扰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目标即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明显冲突,需要进一步强化管理,限制旅游干扰活动。     

人为干扰对碧峰峡栲树次生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及其优势种群生态位的影响

为进一步了解人为干扰对碧峰峡生态旅游区的生态环境及不同种群利用资源、占据生态空间的能力的影响,并为该区植物资源、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及旅游可持续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调查了人为干扰下碧峰峡栲树(Castanopsis fargesii)次生林物种多样性及其优势种群生态位的组成情况。结果表明:7200m2的样方中共记录到156个植物种,隶属于70科114属,其中乔木16科23属33种,灌木39科67属95种,草本38科42属47种;乔木层总体物种多样性水平在中度干扰下最低,在轻度及重度干扰下差异不大。灌木层总体物种多样性水平在中度干扰下最高,在轻度干扰下最低。而草本层物种多样性随着干扰强度的加深有明显降低趋势;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乔木层中优势种栲树的生态位宽度均为最大,与其他树种生态位重叠值在中度干扰下有所降低,枹栎(Quercus serrata)的生态位宽度会变小,山茶科(Theaceae)植物的生态位变宽,同时其生态位重叠值增大;在灌木层中,重度干扰下,菝葜(Smilax china)生态位宽度减小,栲树幼苗的生态适应范围也骤减,其他大多数物种在中度干扰下,生态位宽度最低;在草本层中,蕨类植物及皱叶狗尾草(Setaria plicata)在重度干扰下生态位宽度及重叠值均增高,其适应范围变广,种间竞争加剧。综合分析表明,群落各层次物种多样性水平对人为干扰的响应各不相同,其中人为干扰对灌木及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影响最大。同时人为干扰会改变群落物种组成及种间原有的关系,特别是中度干扰会使群落间优势种地位增强,种间竞争关系加剧,导致其原有生境被破坏,不利于群落发展。因此强化景区保护及合理经营迫在眉睫。     

基于回归保护的东北红豆杉野生种群维持的制约因素

为明确东北红豆杉野生种群维持的关键制约因素,制定现有种群的保护策略与技术环节,本研究调查了我国主要分布区内东北红豆杉野生种群的更新状况与分布格局,分析了林分因子与人为干扰对种群更新与维持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东北红豆杉野生种群整体更新情况较差,更新个体的径级与高度级结构呈现出不健康的状态,但有19%区域更新较好,种群整体表现为成树少更新差、成树多更新差、成树少但更新较好3种类型。东北红豆杉所在群落可以划分为臭冷杉+紫椴林、杂木林、兴安鱼鳞云杉+臭冷杉林,其中臭冷杉+紫椴林的更新数量显著多于杂木林;林分密度增加与适度的人为干扰对东北红豆杉更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林分由低密度增到中等密度时东北红豆杉更新幼苗数量显著增加,所在生境受到适度干扰的种群更新数量显著多于轻度干扰下的种群。人为干扰和栖息地生境是目前东北红豆杉野生种群维持与更新的关键制约因素。东北红豆杉的保护应基于各生境斑块种群的更新现状制定相应的就地保护和回归保护等措施,并在保护过程中重点考虑干扰和生境条件等关键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