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人与天鹅

呼布德家的草场就在乌尔切西湖边,那里是他家的夏营地(蒙古人称夏天放牧的地方为夏营地)。乌尔切西,蒙古语,天鹅的意思。能祖祖辈辈守候着天鹅湖,呼布德认为那是祖辈修行来的恩泽。乌尔切西湖,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南部,像月亮一样浑圆,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白天     

穿越时空的玫瑰之约

虽然玫瑰的品种和与玫瑰有关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历史上仍然有一座玫瑰园举世瞩目;虽然画过玫瑰的艺术家不计其数,但仍有一位杰出的玫瑰记录者值得书写,它们就是约瑟芬皇后(1763—1814)的“梅尔梅森城堡玫瑰园”和法国花卉图谱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Redoute,1759—1840)。故事开始于1798年。由于拿破仑远征而寂寞无聊的约瑟芬收购了位于     

鸟类迁徙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展

鸟类的迁徙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最感兴趣的自然现象之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和研究方法被应用到鸟类迁徙的研究中,为深入了解鸟类的迁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介绍了野外观察、雷达监测、环志、卫星跟踪、稳定同位素和室内控制实验等鸟类迁徙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介绍了近年来在鸟类的迁徙停歇地和迁徙路线以及鸟类迁徙的能量代谢方面的研究成果,供广大读者参考和借鉴。     

环境温度对大天鹅越冬行为和活动区的影响

环境温度变化通过影响鸟类的行为进而使其活动区也发生变化,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理解鸟类是如何通过行为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来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本研究通过卫星跟踪的方法获得了在河南三门峡湿地越冬的31只大天鹅(Cygnus cygnus)详细位点数据,在ArcGIS和R语言中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计算大天鹅的活动区面...     

北京地区红隼的迁徙路线和活动区域

红隼(Falco tinnunculus)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能同时适应农村和城市环境的小型猛禽,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4月至7月,为在北京救助的7只红隼佩戴了卫星追踪器,追踪其活动轨迹,依据追踪的动物活动位点数据,采用净平方位移-时间曲线依次对各红隼的迁徙模式进行了判别,深入分析了迁徙红隼的迁徙时间、距离和路线等,并采用核心密度法分别计算了迁徙及留居型红隼95%及50%活动区面积。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地区红隼的迁徙模式为部分迁徙,追踪的7只红隼个体(N01 ~ N07)中,4只为留鸟,1只为迁徙鸟,2只居留类型无法准确判断。N01为迁徙红隼,其度夏地和越冬地分别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河北廊坊,此红隼秋季迁徙速度明显高于春季,其春季迁徙距离551 km,历时25 d,平均迁徙速度为22 km/d,而秋季迁徙距离412 km,历时2 d,平均迁徙速度为203 km/d,河北承德滦平县是其春季迁徙的重要中途停歇地。不同红隼个体间95%及50%活动区面积均存在较大差异,迁徙红隼N01 95%、50%活动区面积在度夏区分别为93.10 km²、17.50 km²,在越冬区分别为7.03 km²、0.99 km²;留居型红隼95%、50%活动区面积均值分别为1 165.34 km²、178.71 km²(n = 4),其中最大95%、50%活动区面积分别为4 320.26 km²(N02)、648.22 km²(N02),最小95%、50%活动区面积分别为2.80 km²(N03)、0.29 km²(N03)。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地区红隼的迁徙模式、迁徙路线、重要停歇地及活动区状况,为红隼的针对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白头鹞迁徙和越冬习性的初步观察

于1993－1995年每年的9月至翌年的4月,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场坝一带进行猛禽迁徙和越冬习性的定位观察时,获得4号白头鹞Circusaeruginosus标本,为贵州省冬候鸟新纪录。同时,还对白头鹞的迁徙作了初步观察。     

秦皇岛黄胸鹀和蓝歌鸲的种群动态及迁徙时序——基于1999-2019年的环志数据

鸟类环志是种群监测和迁徙研究的重要手段.基于秦皇岛鸟类环志站1999～2019年的环志数据,对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和蓝歌鸲(Larvivora cyane)两种鸟类在21年间的种群动态和迁徙时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迁徙途经秦皇岛的黄胸鹀种群数量以4或5年为周期呈规律性的波动下降,年均降幅达17....     

北京麋鹿苑达乌里寒鸦迁徙和越冬期种群动态与集群行为的初步研究

2005年10月～2009年5月,在达乌里寒鸦(Corvus dauurica)迁徙和越冬期间,针对其在北京麇鹿苑内的种群数量变化,成体、幼体组成比例的变化,以及在麋鹿苑集群停歇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达乌里寒鸦每年10月中旬前后开始到糜鹿苑聚集活动,次年5月份以后,集群现象消失.持续活动时间为(166±11)d,10月底或11月初种群数量达最大,2008年10月下旬,最大数量一度达(6 500±300)只,4个迁徙越冬期的最大种群数量存在极显著差异(X_((3))~ 2=8 484.47,P＜0.01＝.Krushkalwallis H检验表明,4个迁徙越冬季的种群数量之间差异不显著(X_((3))~2=6.14,P=0.11＞0.05).幼体的比例在秋季迁徙前期和春季迁徙后期相对较高,可达100%.观察表明,该鸟在麋鹿苑周边的垃圾场觅食后,选择在苑内饮水是其在麋鹿苑集群的主要原因.     

三江自然保护区野生迁徙水禽携带禽流感病毒和新城疫病毒状况的监测

[目的]为了对途经三江保护区的野生迁徙水禽携带禽流感病毒(AIV)和新城疫病毒(NDV)的状况进行有效监测.[方法]在2005年10月、2006年4月、2006年10月3个候鸟的迁徙季节从三江保护区采集了158只野鸟的咽拭子和肛拭子样本.应用SPF鸡胚盲传、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和RT-PCR等方法进行了病毒的分离和鉴定.[结果]结果共分离到20株AIV和13株NDV.20株AIV均来自2006年10月采集的样品,经常规血清学分型鉴定分为12个亚型,11个亚型来源于绿头鸭,分别为H2N2(2/20),H2N6(2/20),H3N4(1/20),H3N6(2/20),H3N7(2/20),H3N8(2/20),H6N2(2/20),H11N2(1/20),H11N3(1/20),H11N5(2/20),H11N6(1/20),另外一株来源于白眉鸭,为H5N2(1/20).13株NDV则来自3个迁徙季节的5种不同水禽采,其中包括绿头鸭(8/13),豆雁(1/13),白额雁(1/13),绿翅鸭(1/13)和鸳鸯(2/13).[结论]这一结果表明,拥有极大种群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的绿头鸭,被认为可能是AIV和NDV最重要的自然宿主之一,并在病毒的传播上比其他野生鸟类具有更为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藏羚羊雌性种群的迁徙行为和产仔行为

2005年6～7月,我们在新疆昆仑山西部的一处藏羚羊繁殖地,对一个雌性藏羚羊的迁徙种群进行了研究。整个调查区域的海拔是4500～5000m,植被覆盖率小于5%,主要植被是垫状驼绒藜(Ceratoidescompacta)。根据研究结果,我们估计在本产仔季节,共有4000～4500头雌性藏羚羊迁徙聚集到一个1200km2的区域内,集中产仔地面积约为350km2。产仔的高峰期是在6月18日～7月7日,其间只有40%的成年雌性产仔,这可能和2004年冬西藏阿鲁盆地的降雪量较大导致藏羚羊在交配期和怀孕期身体条件较弱有关。这个区域的雌性藏羚羊迁徙自西藏的西部,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之间到达该区域,然后在7月上旬开始返回。研究区域内的狼、赤狐和大型猛禽是主要的捕食者,但是出现的频次很少。研究区域内大部分藏羚羊成体和幼仔的死亡和天敌捕食没有关系。我们对藏羚羊主要采食的植物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没有发现这个区域和其南部其他区域的差异,所以食物可能不是藏羚羊迁徙的主要原因。躲避捕食者、躲避传播寄生虫病的昆虫干扰、或者是避开牧民和家畜,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藏羚羊雌性迁徙到这个区域产仔。基于本次研究,我们建议新疆和田地区能够对这个产仔地进行严格保护,禁止产仔期的人类干扰,同时有必要考虑建立一个大型保护区,或者和相邻保护区联合起来进行管理。     

基于叶绿体DNA片段的槭属鸡爪槭组系统进化和生物地理学研究

东亚地区经历过复杂的地质事件及气候变化,针对东亚地区进行专科专属的植物区系及地理演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3个叶绿体片段（psbA-trnH、rpl16和trnL-trnF）,对主要分布于东亚地区的鸡爪槭组（section Palmata Pax）18个分类群的分化时间、祖先地理分布、物种扩散路径等进行了分析。叶绿体片段总长度为2,232bp,其中变异位点341个（15.2%）,有效信息位点231个（10.3%）;18个鸡爪槭组内物种（包含亚种）被高度支持为单系群（99/95/1.0）,且组内物种间的支持度相对较高;鸡爪槭组内出现物种分化的时间多集中于中新世时期,组内物种的多样性速率保持相对稳定;根据BioGeoBears分析得出,东亚大陆局部地区是该组物种的祖先分布区,且现今分布于岛屿的物种分布在不同分支。通过讨论与分析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鸡爪槭组植物的起源地;东海陆桥隐没与抬升,直接影响着鸡爪槭组物种的迁移与扩散;分布于亚热带亚洲大陆的鸡爪槭组物种,存在多次往同纬度高海拔地区扩散的现象。该研究有助于对东亚地区植物生物地理历史的进一步了解。     

氮磷水平和播期对春小麦籽粒灌浆期降落数值动态变化的影响

利用不同品质类型春小麦(Triticum aestivum)品种在大田条件下研究了灌浆期籽粒降落数值动态变化规律以及氮磷肥与播期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开花15 d至成熟期间,籽粒降落数值呈先升后降的单峰曲线变化,并推知α_淀粉酶活性(液化值)呈先降后升的单谷曲线变化。在富钾情况下,氮素增施,高蛋白强筋品种降落数值增加,动态曲线峰值上升且出现时间推迟,而高蛋白中筋和低蛋白弱筋品种降落数值则降低,峰值下降且出现时间提前。磷素增施,各基因型品种降落数值均降低;动态曲线峰值、谷值及出现时间因基因型呈不同变化。氮磷(钾)素平衡配施是形成较高降落数值(较低α_淀粉酶活性)的关键。在无水分胁迫情况下,光温互作是影响各基因型籽粒降落数值动态形成的首要条件,其次为降水;且在光温因子互作中,光合有效辐射为最敏感因子。较高的光温条件互作是形成各品种较高降落数值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增加光合有效辐射则使高蛋白强筋品种降落数值增加;而以此为基础,在一定水平光照条件限度内,增加光合有效辐射则使高蛋白中筋和低蛋白弱筋品种降落数值增加,超过限度则使其降低。气象条件的影响作用及基因型差异可通过曲线动态变化反映出来。不同基因型降落数值在不同环境条件(氮磷肥水平和气象条件)下变异不同。     

行为的结构、刚性和多样性

有关动物行为的定义、结构和多样性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动物行为多样性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基础理论问题,也与濒危动物的成功保护有关。本文定义了动物行为以及行为的刚性与弹性,探讨了行为表达的空间条件以及生境因素与行为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雌雄大熊猫个体在较大的活动空间里的发情行为表现的频次及活动频率显著地高于那些在较小的空间里的雌雄个体,说明活动空间对雄性或雌性大熊猫的发情行为有显著影响。圈养空间影响麋鹿的社会行为、通讯行为和聚群行为。圈养在小圈中的麋鹿没有出现同性聚群现象,当圈养麋鹿野放后即表现出这种现象。圈养环境中长大的动物个体由于缺乏行为的表达空间,仅仅表现出刚性大的行为,丧失了许多弹性大的行为,从而导致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下降。对那些生活在开阔草原和荒漠上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实施迁地保护时,必须考虑其逃逸空间,为那些动物建立自然保护区时,则必须考虑其迁移空间。此外,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与生境元素有关。我们应当给圈养动物提供复杂而多样的环境,以增加圈养野生动物表达寻找食物、建立领域、筑巢和避开不利环境等行为的可能性,维持濒危个体的行为多样性。     

河北唐海湿地四种鹭的种群动态和繁殖空间生态位

2004年8月—2005年7月对河北唐海湿地夜鹭(Nycticoraxnycticorax)、白鹭(Egtettagarzetta)、池鹭(Ardeolabacchus)、大白鹭(Casmerodiusalbus)的种群动态和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并对巢群关系进行了研究。统计了4种鹭垂直和水平巢位的巢密度,计算了不同种鹭巢的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宽度值。结果4种鹭在唐海数量最多月份为4—9月,最大量达到了近5800只。共有Ⅰ、Ⅱ两个巢区,迁来Ⅱ区时间较Ⅰ区晚半个月左右。除池鹭外,3种鹭之间均有争巢现象,后期趋于稳定。迫于密度压力和竞争,部分白鹭和池鹭取食范围较广。除大白鹭外,其他3种鹭同种间均有混交现象。在混巢区,夜鹭迁来最早,数量最大,为优势种,多数占据中心区的顶巢;大白鹭数量最少,亦占据中心区的顶巢;白鹭迁来较晚,占据中位巢;池鹭迁来最晚,数量较白鹭少,多数在边缘区单独筑巢,少数在中心区占下位巢。白鹭巢的垂直生态位最宽;夜鹭巢的水平生态位最宽;池鹭巢的综合空间生态位最宽。池鹭和夜鹭巢位的空间格局最为相似,池鹭和白鹭的生态位重叠较大。夜鹭的数量最多、大白鹭的个体最大,导致其处于优势;白鹭和池鹭数量少、个体小,导致其处于劣势。唐海湿地内丰富的食物和适宜的林带是鹭鸟密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此外,鹭类只筑巢在散布的、双行杨树林带均高为22m以上区域,是该地鹭类巢区的主要特点。     

基于分形网络演化算法和混合光谱分解的兰州市中心城区热岛的时空格局

利用1993年、2001年和2011年的Landsat TM/ETM+热红外遥感影像反演兰州市中心城区地表真实温度,采用面向对象的分形网络演化算法对地温图进行分割,获取热场基元,通过G*指数的空间聚集分析提取热岛范围,在景观级别上选取景观指数,从数量、形状和结构3个方面表征城市热岛空间格局变化,借助混合像元分解技术提取不透水面和植被盖度,探讨城市不透水面和绿地格局与城市热岛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近20年来,兰州中心城区热岛效应大大增强,热岛比例指数提高了1.4倍,城市扩展和热岛增强具有时空一致性;热岛景观斑块数量和密度增加,形状指数和分离度增大,景观趋于破碎化,空间连接性降低;热岛景观等级以低温度等级斑块类型向高温度等级斑块类型转换为主;地表温度与植被盖度呈较显著线性负相关,与不透水面比例呈显著对数正相关.     

坏死细胞释放IL-1β对血管平滑肌细胞侵袭和迁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目的研究坏死血管平滑肌细胞释放IL-1β对周围正常细胞侵袭和迁移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方法无血清低糖低氧条件下培养细胞,建立细胞坏死模型,收集坏死细胞培养上清液,用于干预正常血管平滑肌细胞。实验设坏死上清组（NCS）、IL-1β组、NCS＋IL-1RA组和对照组（Control）。Tran-swell小室实验和细胞划痕实验检测各组细胞侵袭和迁徙能力,RT-PCR和Western印迹检测各组MMP-2和MMP-9的表达,Western印迹检测各组NF-κB的激活情况。结果NCS组和IL-1β组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NCS＋IL-1RA组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显著低于NCS组和IL-1组（P〈0．05）;对照组和NCS＋IL．1RA组NF-κB、MMP-2和MMP-9均显著低于NCS组和IL-1β组（P〈0．05）,IκB显著高于NCS组和IL-1β组（P〈0．05）。使用NF-κB特异性抑制剂处理后,NCS组和IL-1β组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显著性降低（P〈0．01）;MMP-2和MMP-9的表达也显著性减少（P〈0．01）。结论坏死血管平滑肌细胞能够上调MMP-2和MMP-9的表达,促进正常细胞的侵袭和迁移,且这种促进作用与IL-1β的大量释放诱导NF-κB的活化有关。     

黄爪隼和红隼的繁殖习性记录

红隼和黄爪隼繁殖分布区重叠,二者的外部特征十分相似,但行为却很不相同,包括是否远途迁徙、繁殖过程、食物与食性等。2006年5⁶月和20106月和2010²011年春夏及2012年52011年春夏及2012年5⁷月,采用焦点观察法和路线调查法,对新疆北部几个繁殖区的黄爪隼和红隼的活动规律、栖息地选择、相互距离、繁殖习性、食物组成展开调查。虽然它们的生活环境比较接近,两者巢间距最近约30 m,但取食生态位却是不同的,红隼更喜欢捕捉沙鼠、小鸟、麻蜥或沙蜥等脊椎动物(占84.8%),而黄爪隼则以采食直翅目昆虫、蜈蚣等无脊椎动物为主(占95.3%)。二者每小时捕食育雏频次也显著不同。在中国,黄爪隼可能是一个"入侵"的或"东扩"物种,此消彼长,漂泊成性,营巢地不固定,近10年种群数量有增加的趋势。     

上海和纽约城市不透水面时空变化及其对生态质量影响的对比

城市空间的扩展使得大量的不透水面取代了以植被为主的自然地表景观,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城市,其高比例的不透水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生态质量.本研究以中、美2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上海和纽约为研究区,基于上海1989、2002和2015年和纽约近同期的1991、2001和2015年的Landsat影像,利用归一化不透水面指数(NDISI)提取研究区各年份的不透水面信息,通过遥感生态指数(RSEI)评价城市不透水面大幅增长导致的城市生态质量变化,并借助景观指数分析上海和纽约两种不透水面空间分布格局对城市生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5年,上海和纽约的城市不透水面增长速率和空间变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期间,上海不透水面的总增加面积是纽约的17.4倍,年均增长速率是纽约的62.2倍.上海的城市扩张方式主要表现为由城市中心向周边乡村扩展,而纽约的城市无明显扩张,不透水面以填充的方式在城市内部增加.2种不同的不透水面变化模式和空间分布格局对城市生态质量产生了不同影响.上海的RSEI均值从1989年的0.717下降到2015年的0.453,总体降幅达 36.8%;而1991和2015年纽约的RSEI分别为0.552和0.514,下降6.9%,其幅度远小于上海.在不透水面斑块面积大、斑块内部高度连通和聚集的区域,城市生态质量较差.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欧亚东部地区的扩散和文化传播（英文）

本论文概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欧亚东部地区的石器工业,并基于“迁徙传播”和“接触传播”的角度就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群的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阐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40 kaBP cal以前）,运用中国南方石器工业人群的向该地区北部区域的扩散;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半段(40-28 kaBP cal)的地方人群形成和人群间的接触及技术传播;旧石器时代晚期后半段(28 kaBP cal以后),运用细石叶工业人群的广泛迁徙和扩散及再扩散,人群间的接触。虽有西方或者北方运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或早中段石器工业人群的数次进入痕迹,但表明每次进入时间短暂且进入地也是局部性的。可以说,从石器群的分析角度所看到的石器工业运用人群的趋势和从基因分析结果表明的东亚祖先人群的趋势大致吻合。     

河北唐海湿地四种鹭的种群动态和繁殖空间生态位

2004年8月—2005年7月对河北唐海湿地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白鹭(Egtetta garzetta)、池鹭(Ardeola bacchus)、大白鹭(Casmerodius albus)的种群动态和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并对巢群关系进行了研究。统计了4种鹭垂直和水平巢位的巢密度，计算了不同种鹭巢的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宽度值。结果：4种鹭在唐海数量最多月份为4—9月，最大量达到了近5 800只。共有Ⅰ、Ⅱ两个巢区，迁来Ⅱ区时间较Ⅰ区晚半个月左右。除池鹭外，3种鹭之间均有争巢现象，后期趋于稳定。迫于密度压力和竞争，部分白鹭和池鹭取食范围较广。除大白鹭外，其他3种鹭同种间均有混交现象。 在混巢区，夜鹭迁来最早，数量最大，为优势种，多数占据中心区的顶巢；大白鹭数量最少，亦占据中心区的顶巢；白鹭迁来较晚，占据中位巢；池鹭迁来最晚，数量较白鹭少，多数在边缘区单独筑巢，少数在中心区占下位巢。白鹭巢的垂直生态位最宽；夜鹭巢的水平生态位最宽；池鹭巢的综合空间生态位最宽。池鹭和夜鹭巢位的空间格局最为相似，池鹭和白鹭的生态位重叠较大。夜鹭的数量最多、大白鹭的个体最大，导致其处于优势；白鹭和池鹭数量少、个体小，导致其处于劣势。唐海湿地内丰富的食物和适宜的林带是鹭鸟密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此外，鹭类只筑巢在散布的、双行杨树林带均高为22 m以上区域，是该地鹭类巢区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