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江南运河对嘉湖平原圩田体系的影响

嘉湖平原传统的圩田开发过程形成的农业模式是中国经典的生态农业模式的代表，其中湖州的桑基鱼塘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SH），通过对本区域内圩田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嘉湖平原的圩田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宋元时期嘉湖平原地区沼泽地开发过程中形成以江南运河为主干河道的河网，以运河为框架进行了圩田水利的开发。宋元时期根据嘉湖平原内部的地势与水环境差异，北部形成以荻塘运河为中心的溇港圩田开发模式，中部形成以运河和塘河为中心的围田开发模式，南部以湖杭运河和杭嘉运河为中心形成桑基鱼塘和桑基稻田圩田体系。     

杭州湾传统海塘景观探究

杭州湾传统海塘是历史时期中国海塘的典型,历史悠久、类型丰富、体系完善,也是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防洪抗潮的基本保障。文章从风景园林的角度,梳理钱塘江河口区域海塘修建的历史沿革,然后从主塘塘型、相关附属构造和建筑等方面总结海塘营建体系,并着重从海塘与水利系统、土地划分、聚落分布和布局等关系角度剖析了海塘对东南滨海地区传统人居环境的支撑作用。这对于了解中国类似地区景观的形成和形态结构具有较强的意义。     

云梦泽圩田的生态模式设计研究

云梦泽圩田是儒家井田制文化与云梦泽地区水文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们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农田开发形式,然而,圩田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利弊并存,如何挖掘这种传统水利田的生态智慧使之继续发挥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以湖北朱湖湿地公园内的圩田恢复区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思想为指导,从单纯的治田治水理念拓展为水利、生态、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并重的多重理念,充分挖掘蕴含圩田之中的生态智慧,提出了"湖-圩"共生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模式,主要包括：小微湿地群模式、水陆界面生态调控模式、柔性设计模式和"河流-湿地"复合体模式。这些模式有助于云梦泽地区蓄洪防旱、水质净化、景观优化,以及生物生境等综合生态服务功能的实现,并促进云梦泽地区圩田景观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共生,从而实现了智慧圩田的生态模式。这些生态模式是对圩田系统生态结构设计思路与方法的全新探索,可以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圩田的景观保护与生态模式设计提供工程示范与参考。     

江南圩田的法与式：生态系统服务与空间形态增效

以江南圩田为研究对象,文章阐释在风景园林生态的语境下,以生态系统服务效能为“法”,以空间形态为“式”,有法有式,有律可循的观点。通过“水—绿—人”三者的关系,进行传统江南圩田原生空间形态的整体解读,剖析其间蕴含的8个维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反思当下圩田地区建设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进而探讨传统江南圩田生态智慧对当代圩田地区发展与规划实践给予的启示：“顺水而为”适度改造自然的理念;形成三生融合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以及与水相协调的传统社会治理系统。     

临汾—运城盆地以水为线索的传统地域景观特征和发展启示

临汾—运城盆地是中国最早的农、盐业生产区之一,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地域景观。研究利用地方志、相关水利、农业等历史信息和现代考证成果,结合历史舆图和1968年卫星航拍图,以水为线索归纳其地域景观特征和营建智慧,为传承地域景观、缓解区域城镇化问题和指导未来相关规划编制提供启示。临汾—运城盆地的传统地域景观主要包括引泉、引河灌溉等引水工程主导的区域景观格局和与自然相适应的聚落防洪排涝景观体系,未来规划设计可以重点从4个方面开展：1）利用传统引水工程骨架构建区域景观格局,发挥新的城镇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开展水生态关键区域的精明保护、修复和关键资源的人文复兴;3）延续传统聚落防洪工程智慧,结合现代工程技术构建与自然相适应的城镇防洪系统;4）传承城镇水利系统、公共环境和人文空间相复合的传统,实现城镇环境品质提升。     

文化——水利风景区的千古传承

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水利风景区以水为主体,以水为重要景观和环境背景的载体。没有水,缺少水景支撑,水利风景区则不复存在;水不美,水量不足,水利风景区则失去色彩。保护水与水生态系统,是水利风景区的立身之本。水利风景区不仅要有水,而且要有优美的环境以及水文化。建设和经营水利风景区,必须要以水文化为主题,做大做强水文化产业,水利风景区才能更好地发展。     

国土景观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山—水—田—城体系

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断开发农业以满足生存需要。为适应农业、定居和交通发展的需求,人们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特征修筑各种水利设施,形成了由天然水体与人工水系相结合的覆盖国土的水的网络。人们在区域的自然山水与人工农田水利系统中择址建设城市,并对城市内外已形成的大地肌理进行改造和点缀,实现山水环境的风景化。这种独特的土地整理和土地利用方式造就了人工与自然融合的中国传统国土景观,并形成了山、水、田、城一体的景观系统。今天,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去认识历史,汲取古代经验,保护国土上遗留下来的古代水利、农业、村落和城市遗产,并寻求与古代经验兼容并蓄的新的山水人居建设方式。     

苏南乡村生态植物景观营造

乡村生态植物景观营造是乡村景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模拟自然、半自然植物群落为基础,对乡村生态植物景观营造进行了研究。根据乡村景观的构成要素,可以将乡村植物景观划分为村落植物景观(农户外环境植物景观)、农田植物景观、道路植物景观和水域河道植物景观;生态植物景观营造可以从自然群落中得到借鉴,以常熟为例,采用植被生态学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对当地自然、半自然植物群落进行了研究,模拟形成15个可供当地应用的人工配植模式;乡村不同植物景观类型具有各自的特色和功能要求,通过分析常熟典型乡村特点,以模拟自然群落为基础,可进一步改造形成适于不同类型的乡村植物景观配植模式。     

生态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风景园林的影响

19世纪中叶—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将生物和环境视为一个整体,一些风景园林理论和实践蕴含了这一思想;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学者将生态学的“平衡态范式”引入风景园林学科,形成以自然优先和科学实证为特征的生态决定论思想;20世纪80—90年代,生态学发生以复杂性为特征的范式转变,规划设计开始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基础,重视景观动态格局以及科学与艺术的结合;20世纪末出现了将生态作为复杂系统的隐喻的趋势,生态都市主义思想和实践应运而生。今天风景园林中的生态思想是多层次的,并综合体现在实践之中。     

不同农业景观背景下传粉昆虫群落的分布差异

农业景观中的自然、半自然生境等非农生境可为传粉昆虫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栖息地、繁殖地、避难所等,对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巩义典型的山地-丘陵-河川混杂的复杂景观和民权的平原农业简单景观为研究区,分析不同景观背景下传粉昆虫群落的物种组成及其在不同生境中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巩义研究区内累计捕获传粉昆虫18582头,民权研究区内累计捕获传粉昆虫18518头,优势传粉昆虫功能群为双翅目、膜翅目、鞘翅目和鳞翅目等;(2)景观复杂度更高的巩义研究区的传粉昆虫多样性、丰富度以及均匀度均显著高于民权研究区;存在大面积农田斑块的平原景观中则有更多的优势传粉昆虫个体;(3)农田斑块中具有更高的物种丰富度,但林地物种的多样性和均匀度则相对稍高些。农田斑块在作物花期能有效的提高传粉者种群密度,但林地等自然、半自然生境对于维持传粉者多样性和食物缺乏期种群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未来为确保农业景观中传粉者的多样性与传粉服务的稳定,一方面要关注自然、半自然生境的作用,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景观背景下异质性特征对不同生物类群的影响差异。     

流域湿地景观空间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景观空间格局研究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吸取一般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思想和实际工作积累,从流域尺度,研究湿地景观基本空间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流域中湿地景观具有特殊的纵向梯度、横向梯度和景观内部结构特征,它们构成了流域湿地景观空间结构的主体,在维护流域整体景观结构和生态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然和人为因素都会影响流域湿地景观的空间梯度格局,但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湿地景观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而人为因素对流域湿地景观纵向梯度、横向梯度的连续性和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均产生重要影响。     

1954-2010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及驱动力

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近60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以遥感影像为主要信息源,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对1954—2010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54—2010年三江平原耕地、居住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呈增长趋势,林地、草地和湿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呈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趋势;三江平原斑块密度、周长面积比、景观分离度和Simpson's多样性指数都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最小值出现在2010年,斑块密度和周长面积比的最大值出现在1976年,景观分离度和Simpson's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出现在1986年;1954—2010年三江平原斑块密度和周长面积比的高值区由东北向西南转移,低值区由中部向东部转移,景观分离度指数呈现先聚集后分散的趋势,Simpson's多样性指数由中间高四周低格局,逐渐转变为南部高北部低的格局。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围填海区域景观生态红线划分方法及应用研究

以围填海活动为代表的高强度的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岸带地区的自然属性,区域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定位于我国大陆沿海的围填海区域,通过人机交互目视解译的方法获取我国大陆沿海围填海区域的矢量数据,基于围填海活动影响下海岸带区域的景观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评估结果,识别我国海岸带的生态脆弱区和重点保护区,提出围填海区域景观生态红线的划分方法。通过分析可知:(1)围填海区域景观生态红线区呈现出"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的分布特点;(2)景观生态红线区主要分布在人工湿地和残存自然湿地中。围填海区域是进行海陆统筹研究的关键区域,而景观生态红线作为识别其重要生态功能区,并进行二次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的有效手段,将为我国海岸带生态管理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三江平原流域湿地景观破碎化过程研究

以流域为研究单元,利用历史图件和遥感数据资料及GIS技术,系统分析了该区典型流域50年来湿地景观的破碎化过程.结果表明,该区湿地景观破碎化在斑块个体和空间结构两方面变化极大.景观斑块个体变化主要表现为最大斑块、平均斑块面积不断缩小,斑块密度不断增大,斑块形状破碎化指数不断增大,景观内部生境面积破碎化指数不断上升;空间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湿地景观由初始基质景观逐渐变为河岸带景观;同时,随着农田面积逐渐扩大,隔离湿地斑体数量不断上升,隔离度不断增大;景观空间分布模式由“大陆-岛屿模式”向“卫星型模式”转变,最后变化为“完全隔离型模式”.导致该区湿地景观破碎化的主导因素是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湿地景观的巨大影响.     

基于CLUE-S模型的三江平原景观格局变化及模拟

三江平原是我国沼泽地集中连片且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在维持区域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基于3S技术,对1980-2010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1980-2010年,研究区景观格局主要变化特征为沼泽地面积减少7135 km²,减幅达59.1%,水田面积增加18010 km²,增幅达610.1%;景观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斑块数量增加,景观破碎化越来越严重,景观异质性增加,各景观类型向均匀化方向发展.基于1980-2010年5期土地利用图对CLUE-S模型进行校正和验证,30年时间尺度上模拟结果与真实景观的Kappa指数为0.71,说明模型适宜研究区30年内的模拟研究.基于校正好的模型对2010-2030年湿地变化进行多预案模拟(历史预案、规划预案、生态恢复预案),结果显示,历史预案下,沼泽地面积减少2515.44 km²,水田面积增加19656.24 km²;规划预案下,沼泽地面积减少303.28 km²,水田面积增加1392.08 km²;生态恢复预案下,沼泽地面积增加3585.60 km²,水田面积增加289.72 km².应用景观指数评价模拟结果为:历史预案下,景观格局破碎化越来越严重;规划预案下,景观格局变化不大;生态恢复预案下,湿地面积不断增加,湿地连通性升高,各景观类型向均衡方向发展,景观格局不断优化.     

Future eating and country keeping: what role h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nagement of biodivers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the accelerating rat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land managers and ecologists must not only think beyond their lo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put their problems into a historical context. It is intuitively obvious that historians should be natural allies of ecologists and land managers as they struggle to maintain biodiversity and landscape health. Inde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n emerging field where the previously disparat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ecology and history intersect to create a new and fundamentally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inqui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rapid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field displacing many older environmentally focused academic disciplines as well as capturing the public imagination. By drawing on Australian experience I explor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managing biodiversity. First I consider some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Then I review two central questions in Australian environment history: landscape‐scale changes in woody vegetation cover since European settlement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marsupials in both historical and pre‐historical time. These ca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can reach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despite using essentially the same data. The popular success of some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hinges on the fact that they narrate a compelling story concerning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human value judgements about landscape change. Ecologists must learn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narratives to bolster 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designed to conserve biological heritage. They can do this by using various currently popular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future research, for instance by testing the veracity of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of landscape‐scale change in woody vegetation cover. They also need to learn how to write parables that communicate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to land manag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owever, no matter how sociologically or psychologically satisfying a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historical narrative might be, it must be willing to be superseded with new stories that incorporate the latest research discoveries and that reflects changing social values of nature. It is contrary to a rational and publicly acceptable approach to land management to read a particular story as revealing the absolute 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