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麋鹿种群密度制约现象与发展策略

1985年我国从英国引入在我国已灭绝的麋鹿,分别建立了北京和大丰两个麋鹿种群。14年来,这两个麋鹿种群经历了风土驯化和种群增长两个阶段。1997年底,中国麋鹿数量达671只。麋鹿种群的性比已经基本平衡,有效种群数目接近实际种群数目。北京麋鹿苑面积有限,大丰麋鹿仍生活围栏之中。于是,目前北京和大丰种群的增长都受到了种群密度的制约。对北京种群进一步的发展应加以人工调控,目前可能采取的措施有人工迁出部分个体和控制雌性生育率。大丰保护区有大面积海滩,将圈养麋鹿释放到没有围栏的海滩,实现建立自然生境中的野生麋鹿种群的中国麋鹿保护战略目标。同时,应考虑形成圈养麋鹿品系,为未来开发利用麋鹿资源开创条件。     

中国的麋鹿种群

麋鹿（Ｅｌａｐｈｕｒ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８６６）俗称四不象,原是我国的特产兽类,其人工圈养历史可以追述到周朝（公元前１１００～２５０年）。１８６５年法国人ＰｅｒｅＡｒｍａｎｄＤａｖｉｄ发现了麋鹿并于１８６６年定名。...     

大丰麋鹿种群的增长与管理

大丰自然保护区于１９８６年引入麋鹿３９头,到１９９４年发展为１９１头,其成体平均产仔率为８３．５％,周岁内仔鹿成活率为９１％。周岁后年存活率平均为９７％。根据Ｌｅｓｌｉｅ矩阵模型,到１９９８年,麋鹿将发展到４００余头,接近其环境容纳量,到２０００年将发展到约１６００头。届时它将逐渐达到稳定年龄分布。雌性麋鹿４岁时繁殖价最高。约为新产仔鹿的１．８倍。将麋鹿种群调整到环境容纳量水平上的固定年龄分布后,每年从１～２龄麋鹿中调出约２８只（７０．９６％）。即可维持在种群规模为４００头的固定年龄分布。     

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动态

为实现麋鹿回归大自然的目标,1993年和1994年,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石首麋鹿保护区)分别从北京麋鹿苑引入麋鹿30头(8♂,22♀)和34头(10♂,24♀)建立了繁殖种群。自2000年6月开始,作者每月一次(7-10d)实地监测石首麋鹿保护区内、外的麋鹿种群动态。到2006年产仔季节结束后,该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达522头,2006年产仔前性比为1∶1.22。用指数增长模型拟合种群增长曲线,1998年后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呈指数增长(Nt=84e0.226t),其瞬时增长率为0.226;1998年夏季长江暴发特大洪灾,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部分麋鹿逃逸到长江南岸,形成了自然野化麋鹿种群。该自然野化种群比保护区内麋鹿种群增长快,其瞬时增长率达到0.267。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麋鹿种群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差异显著,而两地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年均出生率(26.8%,P=0.010)和年均增长率(21.7%,P=0.038)均显著地高于江苏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麋鹿种群的年均出生率(21.6%)和年均增长率(17.0%)。由于生境退化和人为干扰,当前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增长已开始出现密度制约迹象,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麋鹿的生存繁衍条件。     

湖南洞庭湖麋鹿种群生存力分析

种群生存力分析是通过对种群统计随机性、环境随机性、自然灾害、生境的空间结构以及各种管理措施等因素分析、估计濒危物种种群大小和灭绝风险的方法。洞庭湖麋鹿是一个完全自然野化的野生种群,受洪灾制约,面临着岛屿化和近交衰退的威胁,因此,通过种群监测和生存力分析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行动计划十分必要。本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湖南洞庭湖分布有3个麋鹿亚群,种群数量为210头左右。根据种群2006—2020年监测数据,参照种群现状、配偶体制、自然灾害、环境容纳量和死亡率等种群参数,利用VORTEX模型(10.5. 5.0)对麋鹿种群100年内的数量动态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在理想状态和环境容纳量为1 000头的情形下,种群在100年间灭绝概率为0,内禀增长率r为0.0991±0.0800,周限增长率λ为1.1041±1.1900,净增长率R0为2.006 2,雌性平均世代更替时间T为7.03年,雄性平均世代更替时间T为8.65年;随着时间推移,近交系数增加8.08%,种群基因期望杂合度和观察杂合度分别下降6.57%和8.30%;敏感度分析发现,洪水灾害是影响洞庭湖麋鹿种群增长的主要因子,并导致生育率下降和...     

大丰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增长模型以及种群密度对种群增长影响的研究

创建了一个关于大丰自然保护区半散养麋鹿种群增长的Logistic模型,该模型准确地预测了麋鹿种群的增长规律.作者通过对比和分析相关数据揭示了种群密度对糜鹿种群增长的影响并给出两个导致种群增长发生改变的临界值.     

苏北滨海湿地麋鹿恢复种群的研究

1986年至2004年,在苏北滨海湿地开展恢复麋鹿野生种群的研究。从每年的2月份开始,在麋鹿的产仔期按照每旬记录产仔数,直至产仔结束。逐年统计半散养和野生麋鹿种群结构。选择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麋鹿进行称重,分析个体的身体发育程度。半散养麋鹿种群由1986年引进的39 头,发展到2004年的706 头,年均出生率21.7%,鹿群年均增长率为17.5%,现已繁殖了子四代;野生放养麋鹿由31 头增加到2004年的41头,年均出生率16.3%,年均增长率为9.0% ,且于2003年、2004年各产1 头完全属野生的子二代。产仔季节相由引进时的紊乱已调整至目前的规律性产仔。研究表明大丰麋鹿种群繁殖很成功,其寿命、行为、生理发育、繁殖周期等都较引进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完全适应了黄海湿地生态环境。人类活动干扰仍是影响麋鹿种群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35年:历程、成就与挑战

迁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内容,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麋鹿经历了本土野外灭绝、圈养种群引至国外、国外圈养种群重引入国内、种群复壮、迁地保...     

中国麋鹿遗传多样性现状与保护对策

通过对麋鹿野生种群的绝灭过程、圈养历史、种群增长及遗传多样性状况的分析研究,认为麋鹿脱离野生种群成为完全的圈养群体约有100多年的历史,捕猎和栖息地丧失是其绝灭的根本原因。麋鹿最初引入欧洲时曾经历了严重的近交衰退阶段,目前其耐受近交的能力显著增强。截至1994年我国麋鹿已达近500只,其遗传变异量约为其野生种群的70%。在我国重建麋鹿自然种群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使麋鹿在自然中进化并丰富其受损的遗传多样性。     

湖北麋鹿保护区糜鹿产仔期植被分布及种群概况

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保护区10年来存在着植物种类的更替,植被群落的分布与演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2008年冬季的不完全考察中发现有16种植物未在1997年的植物名录中出现.植被调查对于麋鹿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4月采用样线法及样方法,对保护区内的植物种类及植被类型加以确定.调查结果与1997年植物普查记录...     

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东北马鹿种群现状调查北大核心CSCD

我国东北地区的马鹿(Cervus elaphus)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的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栖息地环境恶化以及人类活动干扰等因素严重影响了马鹿种群的生存状态。本文于2019至2020年采用样线法和粪堆计数法对内蒙古大兴安岭南麓野生马鹿种群恢复现状开展调查,估算其种群密度及数量。结果显示,与10年前相比,黄岗梁、白音敖包、大冷山、赛罕乌拉、乌兰坝和高格斯台的马鹿种群密度均有显著增长(P<0.05),研究区域现有马鹿总数量约为(9644.2±1378.6)头,种群密度(2.5±0.9)头/km^(2)。本次调查从种群密度、数量及增长率等方面探讨了进一步促进马鹿种群恢复的措施,为改进大兴安岭南麓马鹿保护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川金丝猴圈养种群现状分析

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rtae)圈养种群大多饲养在中国的动物园中。根据《川金丝猴国际谱系簿2002》记录,到2002年12月31日种群存活数量185只,包括野外捕获个体和圈养出生个体。近年圈养出生数量一直保持增加,到2000年超过野外捕获个体数量,现在种群的增加更多地依靠圈养出生个体数量的增加。近12年中种群繁殖率不断提高。每年新生幼仔中野外捕获个体组产仔比率逐年减少,圈养出生个体组产仔比率逐年增大,但到2002年前者仍高于后者40％。两组动物的繁殖率都有上升趋势,野外捕获个体组的繁殖率大多高于圈养出生个体组的繁殖率,二者有明显差异。种群遗传状况是基因多样性保存量较高,各小种群的基因多样性却处于较整体低的水平。提高子代的繁殖率,增加各机构之间的合作繁殖以提高小种群的基因多样性保持量,这两者对于种群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麋鹿夜间卧息地选择的季节变化

卧息地选择是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行为适应。为了探讨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夜间卧息地选择的季节变化, 2013年11月至2014年12月, 采用跟踪调查法与直接观察法, 对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麋鹿184个夜间卧息样方和184个对照样方的生态因子信息进行了观测记录。结果表明: 麋鹿春、秋、冬3个季节夜间卧息时均选择隐蔽度较高、草本盖度较高、食物丰富度较高、距隐蔽物(芦苇或树林)较近的林地生境(P < 0.05), 并且春、秋季夜间选择在距道路距离与距居民点距离上的差异不显著(P > 0.05); 夏季夜间选择在草本盖度较低、食物丰富度较低、隐蔽度较低、距隐蔽物较近、距道路与居民点距离较远、距水源较近的滩涂生境卧息(P < 0.05); 冬季夜间选择在风速较小、距道路与居民点较近的生境卧息。判别分析表明: 草本盖度、食物丰富度、距道路距离、隐蔽度、风速、距水源距离以及距隐蔽物距离这7个因子组成的判别函数可区分不同季节麋鹿的夜间卧息地, 且麋鹿在不同季节的夜间卧息地特征存在部分重叠, 这可能与不同季节间食物、水、温度与人为干扰等因子的差异性有关。建议该保护区扩大饲料基地面积、保留麋鹿卧息隐蔽环境、减少人为干扰、控制长江故道水位。     

卧龙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现状及预测

以中国最大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的圈养种群为对象,以８个大熊猫微卫星位点为分子标记, 探讨了大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并与邛崃野生种群及其他７个濒危物种进行比较。微卫星数据表明, 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A＝5.5, He ＝0.620, Ho＝0.574) 低于邛崃野生种群(A＝9.8,He＝0.779,Ho＝0.581),但高于其他7 个濒危物种的种群(He＝0.13~0.46)。在此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100个世代内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变化情况做出了预测。结果表明假设种群数量比现在扩大一倍, 经历100个世代后也只会使平均等位基因数少减少0.4。因此继续增加野生个体对保持遗传多样性的意义已经不大, 建议该圈养种群的保护策略应将重点放到制定更有效的繁殖计划以避免近交上。     

人工驯养下扬子鳄的生长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扬子鳄在饲养条件下的生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饲养群体中,5龄以前的鳄生长速率较快,其中在2龄前生长速率最快,在5龄至7龄间生长速率明显减慢;鳄体长与体重之间呈正相关,两者在体长小于50cm时呈直线相关,体长大于50cm时呈曲线相关。不同性别的扬子鳄年生长状况不同,从5龄开始雌雄鳄体重出现显著差异,雄鳄重于雌鳄;从6龄开始雌雄鳄在体长方面的生长速率出现差异,雄鳄生长明显快于雌鳄;达到10龄后,雌雄鳄在体长和体重方面的增长均明显减慢,达到15龄时两者的体形已相差悬殊,雄性大于雌性。由von Berta-lanffy生长模型分析,雌鳄达到25龄而雄鳄达到35龄后,各自的体长几乎停止生长,雌鳄平均最大体长为173cm,雄鳄平均最大体长为219cm。在人工越冬下,除第一次越冬外,扬子鳄在越冬室内的冬眠中体况无明显变化,体能明显消耗出现在户外冬眠过程中。本研究为扬子鳄的科学化饲养提供理论依据。     

安徽省扬子鳄饲养种群繁殖力的参数分析及种群增长预测

通过对宣城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三代繁殖鳄1982—2003年繁殖力有关参数的分析,结果表明近三年来繁殖研究中心扬子鳄产卵量明显减少;亲代受精率为(83.80±2.37)%、孵化率为(89.53±0.86)%;发现F1受精率为(79.38±2.74)%、孵化率为(83.78±1.95)%;F2代个体受精率为(68.7±1.84)%、孵化率为(88.16±1.68)%;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F(受精率)=4.33(P<0.05)、F(孵化率)=4.56(P<0.05)差异显著。分析影响扬子鳄繁殖的因素发现:产卵量明显减少可能与亲代鳄逐渐退出繁殖期、F1代鳄整体产卵能力有下降趋势、F2代鳄没有大规模进入繁殖期有关;分析历史资料发现扬子鳄产卵窝数与4月份的温度相关性高(R=0.979,P<0.01);作者认为F1、F2代个体与亲代之间的受精率、孵化率有显著差异,近交衰退、遗传多样性的丧失有密切关系。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建立理想状态下饲养扬子鳄种群数量估计模型,预测10年内扬子鳄饲养将可能达到19000尾;根据该种群增长模式及种群年龄结构特点,应扩大饲养规模,特别是育成鳄饲养池及幼鳄饲养池的建设。     

Pater Davids Hirsch oder Milu (Elaphurus davidianus Milne Edwards, 1866), 150 Jahre, 1865 bis 2015

The population of the Père David's deer or milu (Elaphurus davidianus),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China by Père Armand David in 1866, has grown from five, or even merely three individuals, imported from China to approximately 5000 during a time-span of 140 years. We tri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18 individuals which formed the original herd of the 11^th Duke of Bedford at Woburn Abbey. His breeding-group was the only safeguard for this species between the years 1900 and 1946. Of the 18 individuals three were offspring of Berlin Zoo, three originated from Cologne Zoo and probably all the rest came from the Jardin d‘Acclimatation in Paris. The origin of the breeding herd at the Jardin d‘Acclimatation is not clear. The first individuals either came from Berlin Zoo or were imported directly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between 1876 and 1886. In Berlin Zoo's breeding records there is a remarkable gap for the years 1879 and 1880. If they came from Berlin Zoo, the imported male and two females would be the sole founders of the herd, and if the Jardin d‘Acclimatation had done an own import, then there would be at least five founders. At Berlin Zoo at least 18 milu calves were born between the years 1878 and 1895. The final destinations of most of these could be traced in literature. Some of them are not quite conclusive yet. We sketch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wide zoo-stock of Père David's deer, the return to China and the re-settlement in the original habitat in newly established reserves and finally even outside the reserves. After centuries the milu has again gained the status of a free-living species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several zoological gardens, the Dukes of Bedford and the Chinese conservation authorities.     

人工繁育与野外鳄蜥幼体及亚成体形态和健康状况的比较

人工繁育是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手段,但是也会改变物种的表型。为了探究人工繁育对于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形态和健康状况的影响,本研究比较了人工繁育鳄蜥与野外鳄蜥新生幼体及亚成体形态特征与细菌感染率。结果发现,人工繁育鳄蜥与野外鳄蜥的新生幼体体型无显著差异,而人工繁育鳄蜥亚成体体型显著大于野外鳄蜥;两个年龄段的人工繁育鳄蜥断尾率均显著低于野外鳄蜥;人工繁育鳄蜥亚成体细菌感染率最高,但是各年龄组种群间的差异不显著。本研究表明,人工环境促进了鳄蜥的生长,减少了鳄蜥被捕食的风险,但有增加鳄蜥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因此在鳄蜥的饲养管理中需要加强疾病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