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在借助系统科学理论建立黄土高原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耦合模型基础上,提出了黄土高原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发展的评判标准和基本类型,并对黄土高原各县域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黄土高原生态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分为严重失调发展、轻度失调发展、低水平协调发展、高水平良好协调发展4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存在着损益-拮抗-磨合-主导-同步发展的循环往复过程;黄土高原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发展度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其中62.7%的县域处于严重失调发展阶段,30.1%的县域处于轻度失调发展阶段,7.1%的县域处于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基于耦合模型所建立的协调耦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黄土高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胁迫耦合发展状况.正确认识黄土高原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发展模式,对于促进黄土高原县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沈阳经济区经济与环境系统动态耦合协调演化

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耦合度模型,分别对沈阳经济区1990-2009年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发展速度差异、耦合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沈阳经济区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提高.由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与环境系统建设水平都呈波动升高趋势,使二者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42增长至0.89,反映了该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不断改善,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协调.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与环境建设速度的提高,使二者的剪刀差由0.63°降到0.22°,证明了发展速度有助于协调状态的实现.沈阳经济区经济与环境系统耦合度分布于45°＜β＜90°的范围,处于共同发展状态,但由于二者演化速率的比值逐渐减小,耦合度逐渐趋近于45°,说明二者关系在逐步走向协调.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

在分析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状况之间交互胁迫、动态演进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认为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各个层面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交互胁迫的耦合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演化周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和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耦合过程的实质,就是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以河西走廊为例,对干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85~2003年间,河西走廊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状况曲折下降,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响应较为明显,但相对于城市化进程,生态环境的响应又有一定的滞后性。目前河西走廊处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阶段,然而协调耦合度的增长很快,整个协调发展系统即将进入极限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危机正在进入潜伏期。基于动态耦合模型所建立的协调耦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动态耦合的演变情况。根据河西走廊耦合度的变化可知,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往往是需要一定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态环境必将随城市化而好转。因此,正确认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河西走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质量的动态耦合及空间格局

利用耦合度模型对1991-2010年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质量进行动态耦合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研究区经济发展指数和水环境指数呈同步上升趋势,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从耦合协调度来看,经济发展与水环境系统交互耦合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时变性的特点,整体上经历了较低水平耦合阶段、拮抗时期和磨合阶段3个阶段;从耦合度来看,耦合度始终处于第一象限,为基本协调的发展阶段;从耦合度的空间差异性来看,位于河流上游的长春、吉林的耦合度高于下游的松原、白城地区.耦合度不仅与经济发展相关,同时受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等影响.上游城市的经济发展明显高于下游的城市,其在环境质量保护以及减少污染排放方面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水环境质量较高.     

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

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对1986—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F(x)］和社会经济［F(y)］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吉林省西部F(x)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趋势,而F(y)总体呈指数形式增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F(x)和F(y)具有明显的脆弱性;F(x)和F(y)的剪刀差α从1986年的4.93°下降到1996年的0.28°,后又上升至2004年的12.30°;1995—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由以损害F(x)促进F(y)发展的状态正逐渐向两者协调发展状态过渡,F(x)和F(y)的耦合协调度由轻度或濒临失调衰退类型转变为勉强或初级协调类型,但这种刚发展起来的初级协调状态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1995年后,α增长较快且协调度C波动强烈F(x)和F(y)冲突较强烈,研究区处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多发期;相比单一的协调发展模型,与剪刀差方法结合可从发展状态和演变速率2个角度来表征F(x)和F(y)的相互作用,它既能反映两者发展的均衡程度又能反映两者的冲突强度,可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探讨生态支撑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河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基于构建的河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度模型,测算了河北省2000—2014年全省及2000、2006、2010、2014年11个地级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及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度.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河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呈不断提高趋势,从濒临失调衰退到良好协调发展,经历了3个显著发展阶段.11个地级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均逐年增加,并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河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机理,认为政策、经济、产业和区位是其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河北省未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70年来陕西省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的研究与实践对于实现农业产业与资源相一致,建立持续、高效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耦合度可以阐明农业经济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互动关系,判定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在分析陕西省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参照系统科学等理论及相关研究结果建立了农业经济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度模型,并计算和分析了该流域70a来的耦合度.结果表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Ⅰ.经济系统依赖生态资源进行原始化农业生产阶段;Ⅱ.农业生产掠夺式利用生态资源,生态系统供给能力不断减少阶段;Ⅲ. 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化发展阶段;Ⅳ.降低农业发展速度,促使生态系统重建阶段.纸坊沟流域从1938～2008年先后经历了第Ⅰ阶段、第Ⅱ阶段和第Ⅲ阶段.目前处于第Ⅲ阶段,但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已潜伏了越来越大的危机,到2018年系统耦合突破"协调"界限,"相悖态势"将明显表现出来.为此,纸坊沟流域必须调整产业布局,发展草畜产业,进行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持续发展.     

红富士苹果园害虫与天敌群落的定量分析

应用多元分析方法对烟台市牟平区红富士苹果园害虫与天敌群落进行了定量分析,采用最优分割法将苹果害虫与天敌群落的时序结构分为5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时序段害虫及天敌的发生特点.对害虫亚群落、捕食性天敌亚群落和寄生性天敌亚群落进行了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明确了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害虫及其天敌种类.典型相关分析表明,主要害虫及其天敌类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金纹细蛾与其寄生蜂、绣线菊蚜与其寄生蜂、山楂叶螨与其专一性捕食性天敌深点颏瓢虫和东方钝绥螨之间的相关性高.     

1949-2008年黄土高原沟壑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分析——以陕西长武县为例

在分析农业经济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相互胁迫、动态演进关系的基础上,采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了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区的长武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49-2008年长武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规律.结果表明:1949-2008年,长武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经历了"粗放式传统农业阶段-农业机械化进程阶段-前现代化农业协调发展阶段"3个历史时期,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应基本吻合,系统耦合在"协调发展"和"极限发展"间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急剧变化过程.1955-1961年、1984-1992年,长武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处于极限化耦合态势;1962-1965年、1981-1983年,为纠正前阶段宏观政策后的快速过渡期;1949-1954年、1966-1980年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1993年以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经过螺旋式发展,进入高水平协调发展阶段.目前,长武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有突破协调发展水平,并向极限化发展的潜在危险.良好的农业政策和外部环境能够促进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在协调发展的水平上稳定发展,反之,容易出现系统相悖发展的局面.     

甘肃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耦合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耦合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构建甘肃省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甘肃省2007-2017年间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变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甘肃省的自然环境质量指数在2007-2017年间呈先波动下降后逐步上升的变化趋势,而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系统的综合水平在2007-2017年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2007-2017年,甘肃省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的发展状态从失调阶段逐步过渡到协调阶段,说明这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过程正从磨合阶段向着高水平有序状态稳固发展,10年间甘肃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有明显改善。面向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动态讨论可以看出：（1）甘肃省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变化速率的剪刀差的演变过程经过了差异较大但无明显制约-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压力逐步加重-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支撑能力同步回升的演变过程;（2）2007-2014年,甘肃省处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速度小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受生态环境的限制和约束,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几乎为零,但其相互胁迫程度不断增加,到2015-2017年,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速度大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2015-2017年自然生态环境的增速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优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开始起效,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越来越好。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为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程度,选取2000、2005、2010和2015年4期的陕西省107个县（区）数据,利用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均GDP构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从时间上看,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整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空间上看,大部分县（区）已处于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状态,并形成了陕北地区优于陕南地区,陕南地区优于关中地区的空间格局。（2）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效果比较明显。（3）退耕还林工程、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降水量是提升协调度指数的关键因素,气温则是制约协调度发展的约束要素。未来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定量测度——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

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评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建设成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我国最早开始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县为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吉县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过程及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安吉县从2006年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均实现持续、稳步的提升,呈现同步向好、生态文明建设领先的态势,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提升;(2)2006—2021年,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整体水平高-稳定增长”的耦合特征,实现了“低位高耦合-高位高耦合”的转变,两者长期之间的相互作用紧密,共振耦合关系紧密;(3)2006—2021年,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等级经历了“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的循序渐进递增特征,稳步从低级别向高级别发展演变,完成了从失调到协调的跨越。反映出安吉县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支撑,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高质量绿色协同发展之路。评估结果不仅能为安吉县下一步...     

陕北横山杨界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杨界沙遗址位于陕西榆林市横山县雷龙湾乡沙峁村张油坊组, 2010年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存, 时代为仰韶晚期。按照出土单位对所有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科学的收集以及分类、测量和鉴定。通过系统的分类和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纲7目10科11个属种, 包括蚌类、鸟类、环颈雉、刺猬、褐家鼠、中华鼢鼠、甘肃鼢鼠、草兔、黄鼬、狗、猪、鹅喉羚、绵羊。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结果表明: 遗址周围的自然景观以草原为主, 草原上有草兔、绵羊等食草动物, 不远处有一定面积沙漠, 其间有鹅喉羚出没。草原和沙漠间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 其间有蚌类出现。家养动物猪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的87.9%, 除了饲养家畜, 捕猎野生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测度与产业-生态的协调发展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相关性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的重要障碍之一。基于2010—2019年长三角区域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科教事业、基础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借助GeoDa和ArcGIS软件,运用区域协调发展测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各要素内部相关性。结果表明: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协调性逐年增强。2010—2019年,上海市、苏州市等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教事业水平领先于其他城市,皖西北地区、舟山市、黄山市发展协调程度较弱。从空间自相关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区域各子系统平均自相关程度依次为人民生活＞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科教事业＞基础建设。其中,经济发展与科教事业的全局莫兰指数呈下降趋势,科教事业没有呈现出显著相关性,基础建设的莫兰指数基本处于较低水平,不同年份浮动程度较大,人民生活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高-高与低-低集聚特征,资源环境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现“V”字形分布。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是与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性最强的两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