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RT NOTES

Hockey, P.A.R., Plagényi, É.E., Turpie, J.K. &; Phillips, T.E. 1996. Foraging behaviour of Crab Plovers Dromas ardeola at Mida Creek, Kenya. Ostrich 67:33-44.

The foraging behaviour of Crab Plovers is directly analogous to the ‘walk-stop-search-walk’ hunting behaviour of true plovers, and changes slightly depending whether the birds are foraging on sand or in water: they are nonterritorial when foraging. Crabs dominate the diet, but other invertebrates and fish are also eaten. Foraging efficiency increases with age and adults and subadults are able to satisfy their daily energy requirements in a single tidal cycle. The population of Crab Plovers at Mida Creek was much larger in 1994 than in 1992, but in 1994 adults achieved much higher intake rates than in 1992, suggesting considerable year-to-year variation 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Mida Creek for Crab Plovers. The world population of 43–50 000 birds breeds at very few colonies and the species is thus a potential conservation concern. Because of the relative accessibility of large concentrations of Crab Plovers away from the breeding grounds, we suggest that a programme to monitor numbers and population demography should be targeted at nonbreeding aggregations.     

农田节肢动物类群不同分类级别和个体数对物种数的替代效果

农田生物多样性评价中常采用指示类群基于物种鉴定水平的数据计算多样性指数,如果能用高级别的分类鉴定结果(如科)或直接用该指示类群个体数来代替该类群物种水平上的多样性指数,可以极大地节省鉴定的成本和降低鉴定难度。同时采用多个指示类群田间取样数据和多种分析方法验证这个问题有助于获得更为普适的结论。为研究农田节肢动物不同分类级别和个体数对于物种丰富度的替代效果,于2019年5-8月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两片不同管理措施和多生境的农田景观区进行了节肢动物群取样调查,并对蜘蛛和蜂类两个类群进行了科级和物种级别的鉴定。通过分析目级和科级分类水平的数目、指示类群的个体数与物种丰富度之间的相关性;并基于这4个指数进行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同时基于目级、科级和物种级别数据,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对比他们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种类组成差异。结果显示:(1)将蜘蛛、蜂类分类至科级可分别拟合其物种水平数据63%和89%的变异性,并且比目级的数据相关性更大。(2)两个指示类群的个体数与物种数之间都有极为显著的相关性,且r≥0.7。(3)比起目级数,科级数和个体数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差异结果和物种数更类似。(4)基于分科数据的NMDS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差异的结果也和物种级别数据的结果更类似。因此,在农田生物多样性的评估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较高层次分类的数据,其中科级水平的数据作为首选,从而降低分类鉴定难度并提高工作效率。在需要快速进行蜘蛛和蜂类等基于大量标本数目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时,可直接统计指示类群个体数量来替代物种数结果。     

一种基于公众科学数据的区域性鸟类多样性评价方法

鸟类是理想的生物多样性指示类群。中国观鸟记录中心(以下简称“记录中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鸟类监测公众科学数据平台, 其记录覆盖94%的全国鸟种和94.3%的县级行政区。本研究基于公众科学数据, 参考《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2011)中的受胁物种丰富度指数, 构建了鸟类丰富度指数(R_{B_A})和珍稀濒危鸟类丰富度指数(R_{TB_A}), 继而提出一种对区域鸟类多样性进行评价的新方法。本研究计算了自2014年起, 各省级、地级、县级行政区(不含市辖区)每年在记录中心的累积记录鸟种数对官方发布鸟种数的覆盖率和省级行政区记录的累积珍稀濒危鸟种数对官方发布数据的覆盖率, 并计算了自2018年起各级行政区每年的R_{B_A}和R_{TB_A}, 以了解各地鸟类丰富度指数的逐年变化情况, 并分析记录中心数据集的发展趋势和两个指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 记录中心数据对全国各级行政区的鸟种覆盖率自2014年起逐年增加, 在2023年分别有94.1%的省级、59.0%的地级和49.0%的县级行政区(不含市辖区)的鸟种覆盖率超过90%; 记录中心的累积珍稀濒危鸟种数据在省级行政区的覆盖率亦呈上升趋势, 但略低于所有鸟种覆盖率。自2020年起, 全国每年观测到的鸟种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但其中部分省份每年观测到的鸟种总数在2022年出现下降。自2020年起, 各省级行政区的R_{B_A}和R_{TB_A}整体呈现上升趋势。R_{B_A}范围为0.50-0.96, R_{TB_A}范围为0.45-0.98, 显示R_{TB_A}更为敏感。本研究结果表明, R_{B_A}和R_{TB_A}在本地用户提交记录数量充足的地区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可作为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应用。R_{TB_A}对于鸟类多样性的变化更为敏感, 更能体现在地鸟类保护状况。随着记录中心等公众科学平台的发展, 以R_{B_A}和R_{TB_A}为代表的基于公众科学的评价指数在物种多样性评估和物种监测方面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

全球气候变化与人为活动等因素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引起了全球各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高度关注。传统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对物种、特有种、受威胁物种的种类组成及其分布模式开展研究,忽视了进化历史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交汇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历来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探讨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该研究以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物种为研究对象,基于物种间的演化关系,结合其地理分布,从进化历史的角度探讨物种、特有种、受威胁物种的种类组成及系统发育组成的分布格局,并整合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识别生物多样性的重点保护区域。结果表明：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的物种、特有种及受威胁物种的物种密度与系统发育多样性均显著正相关;通过零模型分析发现,由南向北标准化系统发育多样性逐渐降低;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北部是云南被子植物菊类分支的重点保护区域,加强这些区域的保护,将最大化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进化历史和进化潜能。由此可见,融合进化历史信息的植物多样性格局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植物多样性的形成与演变,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多的思路。     

钱江源国家公园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

以数据为支撑的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是自然保护地适应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 但当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地缺乏全域物种多样性观测数据。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663个20 m × 20 m木本植物样方调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国家公园内观测物种丰富度、稀疏物种丰富度、胸高断面积和树木个体数量的空间变化, 比较了这些变量在国家公园各功能区块间的差异。结果显示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热点分布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基本匹配。两个物种丰富度在核心保护区古田山区块和长何齐区块及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最大, 三者的观测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P > 0.05), 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稀疏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 但均显著大于长何齐区块; 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两个物种丰富度指标变异程度小于其他区块, 且这两个区块间无显著差异(P > 0.05)。齐溪区块、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胸高断面积大于其他区块, 古田-苏庄区块次之, 前三者无显著差异, 古田-苏庄区块显著小于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树木个体数量最小。长何齐区块齐溪片区部分胸高断面积大、个体数量小, 而在长虹和何田片区胸高断面积小、个体数量大。一般控制区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两个物种丰富度最小, 胸高断面积最小。结果表明, 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来看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基本合理, 扩展了对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热点和保护空缺的认识: 古田山区块木本植物个体大、物种最丰富, 与其毗邻的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物种同样丰富、个体略小, 可将其纳入保护核心区以利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主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 核心保护区长何齐区块长虹和何田片区物种多样性低、个体小、密度大, 待加强保护和修复; 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物种少、个体小、干扰强, 待社区发展和保护协同。本研究将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适应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次生林不同类型森林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及个体多度比较

边缘效应对动物的分布及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鸟类生态学研究中已证实某些鸟类在森林内部和森林边缘区域存在着物种丰富度和个体多度的差异。于1999至2001年的春夏季,在吉林省左家自然保护区对阔叶林/农田边缘、阔叶林/灌丛边缘及阔叶林/针叶林边缘3种不同类型边缘地带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及个体多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间鸟类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变化,但个体多度存在着一定的波动。不同类型森林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阔叶林/灌丛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最高,而阔叶林/针叶林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最低。鸟类个体多度的总体趋势在3种不同类型的边缘差异不显著,但存在种间差异,灰椋鸟、灰头啄木鸟和喜鹊在阔叶林/农田边缘的个体多度最高,斑啄木鸟、黄胸、三道眉草和日本树莺在阔叶林/灌丛边缘的个体多度最高,而沼泽山雀、冕柳莺和山在阔叶林/针叶林边缘的个体多度最高。     

祁连山北麓四种天然草地蝗虫物种多样性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不同草地类型间草地蝗虫多样性的时空变化特性,于2008和2009年6-10月在祁连山北麓4种天然草地设置采样点,用网捕法调查草地蝗虫物种丰富度和相对多度。共捕获到蝗虫28种（亚种）,隶属于7科15属。结果显示：4种不同草地类型平均蝗虫丰富度变化幅度为7～23种,较低的蝗虫丰富度出现在高山灌丛,2008和2009年其丰富度分别为7和8种;而高山草地蝗虫丰富度值最高,两年分别为16和23种;荒漠草地和高山草甸蝗虫丰富度介于以上两者之间,两年间丰富度值分别为15和15及9和12种。结果提示,水热资源状况、草地植被和地貌地势等特性决定的空间异质性对草地蝗虫群落组成、多样性和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生境间草地蝗虫时空分布呈现明显分化。     

边缘效应与生物多样性

自从边缘效应提出以来,许多生态学家对它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大量的事实显示出边缘效应会表现出正效应或负效应,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边缘效应的利用、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有意义而紧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