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客座教授坎农在北京的日子

1935年,我们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同人,以极其高兴的心情欢迎哈佛医学院坎农(Walter B.Cannon)教授来当我们为期半年的客座教授。当坎农教授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天气显得格外明朗,阳光灿烂。林可胜教授和我     

在拍摄生物进化的日子里

为了更好地向广大观众普及生物科学方面的知识,我厂《生物进化,摄制组在南起西沙群岛,北至大兴安岭,东临黄海之滨,西濒天山之麓广大的地域,紧张工作了一年半。现在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一幕幕的画面,不由得想起拍摄这些镜头的难忘的日子。     

回忆与殷宏章先生为邻的日子

前言今年 1 1月 3 0日是殷宏章先生逝世 1 0周年忌辰。中国植物生理学会暨《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约请了殷先生的一些生前友好、同事、学生 ,从各自的角度 ,就殷先生的学术成就、道德风范等各方面撰写了文章 ,特编成此专辑 ,以志纪念。殷宏章先生是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的植物生理学事业 ,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高深的学术造诣和远见卓识 ,为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重要的研究方向。他学识渊博 ,睿智过人 ,作风严谨 ,目光敏锐 ;他道德高尚 ,淡泊名利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所有这一切 ,永远是我们后辈和青年学子学习的楷模。愿我们努力继承和发扬殷先生的遗志 ,做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研成果 ,以告慰他老人家 !     

我的回忆

在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和事业中，朋友尤其是一些相交多年的老朋旧友的影响，像自己的亲人一样，都是很大的。在我的一生中，有些旧友虽已相隔遥远，或久已不通音信，甚至有的已经辞世，但至今每每想起，还是印象很深，很难忘记。有些旧友则是仍通音信，每当岁末，我都寄去贺年明信片，写告近况，也收到他们的回信。     

与王德宝先生一起工作的日子里

得知王先生逝世的消息 ,实在太突然了 !今年五月份我还去拜访过他老人家 ,并一起拍照留念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与王先生一起工作时的往事 ,一幕幕的在脑中回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总理曾说“生命起源应该研究”(大概是在出席中科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的 ,具体不清 )。此后 ,就由生化所为主 ,开始了“人工合成核酸”的项目 ,并以八二四命名此课题。当时 ,协作单位有六个 ,参加人数超过 15 0人。那时 ,我正在东风生化试剂厂下厂劳动 ,被调回所内参加此课题工作。这个课题 ,不但工作量大、困难多 ,而且进行许多年工作…     

我的工作回忆

我的工作回忆杨光圻编者按杨光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营养学家，从事营养学研究已五十年，重视现场和实验相结合，成绩卓著。他的最突出的工作是研究了人体硒需要量及最低和最高安全摄入量范围，从而为膳食硒供给量的制定和病区硒摄入量的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不幸的是，...     

回忆邓叔群先生在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室的日子*

我于1953年自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导师是戴芳澜先生。1956年真菌植病研究室扩大成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1958年底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为微生物研究所至今。戴先生 1973年逝世前一直担任各个时期的研究室主任或研究所所长。 早在学校时我已知道戴芳澜先生和邓叔群先生是我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参加工作后又从戴先生处得知邓先生还是我国森林学和森林病理学的先驱。直到1955年邓先生从沈阳农学院重归中国科学院,参加真菌植病研究室的工作我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先生本人。邓先生回…     

游猎的日子里猎物是平均分配的

对猎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使鹿鄂温克人保留下来的古老传统. 一位老猎人说:"我们鄂温克人,谁家打了一只松鸡,也都是有几户分成几份,要平均分配"这种古老的分配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能感觉其影响力.     

回忆我五十年的科研生活

宋振玉教授为我国老一辈药理学家,他撰述的透明的文字后面,似乎潜伏着一层略感淡淡的伤忆,那是对似较平凡的科研生活的深刻体验。50年经历,引发出作者的悲与喜,触痛神经似地唤起读者潜意识里相似的体语。他善于抓住每一点微妙的感触,道出个人平凡科研历程中每一点新发现,品来意味隽永、清越细腻,韵味独特,读者不仅清晰地看出其情感的线条,也从中获得许多愉悦的启迪。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作者寄厚望于晚辈。     

我与高教社的合作

今年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高教社—直致力于国内优秀高等教育类图书的出版，而我本人也由于工作原因，与高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与高教社的合作

今年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高教社—直致力于国内优秀高等教育类图书的出版,而我本人也由于工作原因,与高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怀念邹承鲁先生及我在十二室求学的日子

<正>我是1992年10—11月份通过厦门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的主任颜思旭老师的大力推荐,有幸免试录取在邹承鲁先生研究室读研究生。颜老师是知名的酶学研究专家,和邹先生及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他老师有很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也曾经组织举办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申请国家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等。颜老师特别关注学生的成长,     

读书学远——我的回忆(十七)

在我的四年半大学生活中,除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在重庆柏溪的一年级和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在南京复学重读四年级的两年外,其他两年半（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我都是在读书和参加学生运动的两种生活中度过的。这是当时的动荡时势所造成的。１９４５年我考进中央大学学习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但不久就爆发了国（民党）共（产党）内战,但当时我们新生在较僻静的柏溪乡间学习,工学院的功课又繁重。我同许多同学一样都是全力投入学习,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应付繁重的功课,仅偶而随大流参加全校性的游行。１９４６年深秋,我到南京开始…     

研究铁氧体——我的回忆(二十)

1950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取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物理研究所),到所后分配到磁学研究组工作,当时磁学研究组的三位高级科研人员都是留学美国后回国的。铁氧体(ferrite)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代后期才开发生产的一大类高电阻率的非金属磁性材料,虽然它们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到1930～1940年代达到较兴盛时期。推动铁氧体研究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高频电子学的发展,金属磁性材料的随频率升高而显著增大的涡流损耗和趋肤效应,使其不能或难于应用到高频技术,更不能应用于如雷达导航等频率更高的微波技术。铁氧体这一大类非…     

医工常青树学科不老松--回忆和蒋老师一起工作的日子

蒋大宗老师在65年从教生涯中,因工作需要,从事过多种专业。从1977年国家科委决定增设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及至他在1978年任陕西省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副组长起,30多年来,我有幸与蒋老师一起从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工作,亲身经历和体会到蒋老师的无私、敬业、开拓、进取等优秀品质与师者风范。     

柏溪新生——我的回忆(十六)

１９４５年大约１０－１１月间,我考取的中央大学开始新生入学。因正逢抗日战争胜利,学校准备复员,推迟了开学。我到沙坪坝入学报到后,才知道一年级新生部不在沙坪坝,而在嘉陵江对岸距沙坪坝还有约２０里的柏溪。记得我是同高中同班同学老程一道从沙坝去的柏溪的。先到磁器口渡过嘉陵江,然后沿江边去柏溪。途中还遇到考取电机系的老柯,他是我家乡邻县蓬溪人,是从国立中学毕业的。柏溪新生院临近嘉陵江边,大部分校舍是抗战中新建的。宿舍一间住好几十人,睡的是上下铺大床。我幸运地被分配住下铺,免掉了每天爬上爬下的麻烦。我们刚…     

实验建设——我的回忆(十九)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这是到科学院后经常听到许多物理学家们讲的话。后来,我也逐渐体会到,在我们国家要发展物理学,实验室建设更格外显得重要。１９５３年我从哈尔滨外专回到所里后,负责磁学研究组的施汝为先生首先给我讲了建议我们国家磁学实验室的重要性,眼前的一些实验设备远不够已增加到约１０人的磁学组的工作需要,然后要我为磁学组设计一些公用实验装置,如电磁铁,磁导计等。这一年中,我还利用一只旧永磁式电表,取掉其中的永磁,换上试验的永磁样品,经过校准后,可简单地测量样品的矫顽力,施先生给他取名“矫顽力计”…